人口自由流动还有可能吗

2012-04-13 16:56:33

来源: 时代周报

彭砺青

踏入廿一世纪，随着技术进步，国家主权对安全、领土与人口的控制，也越来越无远弗届，这固然是思想家福柯提出“生命政治”时讨论到的问题，也是你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得到的现况。这种技术化政治主权的监控，粉碎了许多康德式自由主义者所憧憬的全人类社群或自由至上主义者(libertarian)所推许的19世纪自由放任社会。然而这也是全球化的副产品，因为全球化加速了国与国之间的人口流动，令国家主权作出更剧烈的反馈。对联合国及各国际制度里的自由主义者来说，讨论“人口自由流动”的可能性成为更迫切的课题，《无国界移民》就是两位任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移民部门的学者所辑录的文集。

正如书中作者所说，移民问题虽对各国政治影响深远，却未有被认真讨论，这或许意味着政治学者的关注仅限于公民，对移民他国成为“无分者”(朗西埃语)的人视若无睹。而各国政府对移民的限制也违背了联合国人权精神，虽然大部分国家欢迎国民离境，但鲜有国家愿意他们入境。这种不对称的境况呈示出，现代政府设法“排除”那些想成为公民的人。

移民问题首先涉及经济发展。在移民出口国和接收国之间，往往隔着一道经济发展的鸿沟，出口国大多拥有大量低成本劳动力，而接收国却恰好相反，比马尔·哥斯(Bimal Ghosh)在第五章讨论了移民管理对移民出口国和接收国的经济得益问题。他指出，即使移民在接收国付出了多少努力，出口国和接收国之间永远存在这种不均衡现象。即使从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来说，我们也无法证实人口自由流动能改善双方的社会经济问题，却恰好产生反面作用。

另一种矛盾思维的产物就是差别对待，例如因为经济理由而容许资金自由流动，却不允许低技术劳动力自由流动，仅只容许高技术人才流动。第四章作者穆罕默德·乌古尔(Mehmet Ugur)提出这种因为经济理由而容许/限制自由流动的做法也削弱了公民的流动权利，乌古尔认为我们应该正视的问题在于该从经济及管理抑或其他角度去处理关于移民的伦理问题。说回头来，如果接收国的伦理观一味追求充分利用移民的廉价优势将本国整体利益极大化，最终也只会激化社会贫富差距并削弱本国福利。

奉行拒绝移民入境政策的发达国家往往也是联合国的核心成员国及其普遍价值的捍卫者，其入境政策却与这些价值背道而驰。目前欧美国家是全球最大的移民目的国，而欧盟成员国是最矛盾地既实行又破坏移民开放政策的国家，1999年在芬兰坦佩雷举行的欧洲理事会，在移民政策上，与会国既努力制定共同法律程序和规定庇护寻求者的共同身份，亦同时千方百计防止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入境。这种入境政策最能说明限制入境政策的逻辑，这种逻辑建基于两类自相矛盾的政策方针之上﹕一方面将给予一种理想的公民身份并以此作为移民政策的开放性面向，另一方面强迫入境者必须接受这种身份并以此筛选、减少入境者数目，目前第二种方针正逐渐掩盖第一种，因为移民的人数像一道永远奔涌的河流，也很少出现回流现象。

对社会而言，其实反对移民政策的理由万变不离其宗，其中一个讨论核心还是公民身份，这亦与新移民有否纳税，社会能否实现公平的资源分配等与“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攸关的问题，从这方面的问题引发一些与种族主义相关的意识歧异。另一方面，当我们讨论移民问题时，也不可避免地触及了国界问题，这尤其是标榜“无边界”的欧盟国家，虽然拆除了外在与人为的国界，但内在国界依然存在，它隐藏于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各种各样歧视和差别待遇，这就是第七章《无边界的欧洲》所讨论的问题。

谈了那么多，我们也发现，移民问题最终围绕着福利与权利之间的可平衡性，如何平衡两者，成为社群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及持其他政治立场者之间的争拗，要解决移民引起的政治问题，最终只能透过在两者之间作合适取舍而实现。透过各种正式、非正式途径来到目的国或难民接收国的移民，既没有当地的公民权，那么他们亦会被当地国民视为社会资源的掠夺者。不过，所谓权利往往由一国政府界定，而界定原则又往往基于移民在资金和劳动力方面带来的经济发展潜力。问题是﹕这种经济发展不一定让该国公民直接受惠，近日香港对大陆移民所作的争论就是类似例子。

权利问题之所以成为对移民的诟病，是因为随之而来的福利分配问题。第六章《开放的国界与移民国家》作者汉·埃特辛格(Han Etzinger)就试图提出关于“团结”的论述来解释问题﹕他以“冷”(正式)、“暖”(非正式)、“相互”和“单向”界定“团结”，所谓“冷/暖”是指政治或保险公司的援助，以及亲友间的非正式协助，所谓“相互”和“单向”就是互相以及单向的协助。移民接收国的福利政策恰好是一种单向的“冷”团结，对移民进行一切形式的养老金、家庭津贴及其他社会保障福利，往往只建基于福利部门单方面的政策实施，而缺乏接收国本地公民与移民之间的互惠关系。任何一轮新移民潮，如缺乏与接收国公民的沟通和融合，只会造成旧有居民与新来者、内部人与外部人的区分，在香港的大陆移民例子中，除了本土与内陆之间的矛盾，我们也看到不同等次移民者之间的冲突，其征结问题之一在于新来者是否仅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着想(打工也可能被贬斥为“抢饭碗”)，而从未纳过税或以其他方式作贡献或参与社会互动。

后面几章以非洲、欧洲、亚洲等不同地区作事例研究，这些例子让读者理解移民的流动亦因应时间而变化，而且不局限于从穷国到富国或从南到北的流动，发展中国家之间也有。格拉齐亚诺·巴蒂斯泰拉(Graziano Battistella)对亚洲地区移民的研究，就展示出各种移民潮背后的历史和时空背景﹕例如上世纪80年代石油危机而造成的中东繁荣发展，就吸引不少来自巴基斯坦、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劳动力，不过这股移民潮亦只局限于某个时期。又如到泰国的移民中，有因为边界漏洞而抵达的缅甸人，也有因为政治动荡而被收容的柬埔寨人。不过很多亚洲国家没那么宽容，如韩国和日本就采取“实习生”制度，以工作形式将移民限定于一定数额。

总体而言，亚洲国家的移民例子还不算差劲，起码巴蒂斯泰拉也概括了亚洲国家几十年来的经济地区整合，这些整合与移民有密切关系。世上也许还有更恶劣的例子，例如非洲，这关乎各国政治社会经济状况。在拉美国家，移民往往与社会经济发展及政治制度更替有直接而实时的关系，第十三章作者艾丽西亚·马基德(Alicia Maguid)也承认，虽然“拉美南锥体”(拉美各国)也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一体化”，但移民的工作和生活水平并非得到改善。也许，“一体化”反而为各国政府提供控制人口流动及辨别不同地区移民的更有效机制，结果那些来自最穷困国家的无技术工人发现更难寻找公平待遇及社会流动途径。

在许多地方，移民问题往往是殖民主义的后遗症，去殖民地化与全球化不单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令其更严重。另外，不管国界是否清晰，对本国人或外来者，他们都必须面对各种外在或内在国界、有形或无形区隔，被“种族”、“阶级”、“内部人/外部人”“公民/非公民”这些标签混淆视听，被分成各种团体而获得不同待遇，看不清其始作俑者其实是全球化趋势下的各国政府或垄断财团，例如那些声称“无国界”的欧美政府。《无国界移民》的作者主要是从政策上探讨“无国界移民”可能性的学者，多从政策实施与背后的伦理原则去考虑，虽无法解决现实问题，却为每天要面对“困局处境”(aporetic situations，德里达语)的移民，作出了认真的讨论，也为那些追求更公平社会的决策者提供参考。

《无国界移民》
安托万·佩库、保罗·
古霍特奈尔著
武云译
译林出版社
2011年9月版
341页，3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