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色彩淡化 前海能否撑起深圳未来

本报特约记者 呙中校 发自深圳

如果说十年前的深圳处于迷惘、茫然之中，那么现在的深圳也许可以用焦灼来形容。今年初以来深圳经济出现的大逆转实在出人意料，可谓设立经济特区以来所罕见，而且趋势还在恶化，乃至于深圳要在今年跌出中国四大城市之列。深圳，从传说中的一个小渔村，在20多年时间内跻身中国一线城市之列，足以成为“高帅富”的典型。然而这一切在今年出现逆转。这似乎是某些“高帅富”因形势逆转而成“屌丝”的城市版—如何不让人焦灼呢？

深圳经济在年初呈现下滑趋势，虽然已在意料之中，但是主要工业指标全盘皆墨，外贸出口负增长之大，还是让人吃惊。如此大面积的负增长，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以来的首次，足以用逆转来形容。当然，深圳经济的逆转也是全国经济形势的一个缩影，昭示全国经济整体性下滑不可避免，中国经济能否软着陆成为人们担忧的焦点；就深圳本身而言，还预示着深圳城市经济在过去30多年的快速增长告一段落。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深圳“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地位早已成为过去式，作为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也已经了然无几，不过，深圳依然以较少的土地面积维持着较高的投入产出，在全国城市经济中仍保持着相对的优势和活力。2000年，深圳GDP达到1665.47亿元，经济总量超越天津、重庆两个直辖市，在国内各大城市GDP中排名第四，仅次于上海、北京和广州，显示深圳不仅“帅、富”，而且“高”，让世人为之刮目相看，被认为是中国四大经济城市之一。

此后深圳虽长期占据第四把交椅，但地位并不稳固。排名第五的苏州与深圳差距一直很小，在2004年还以微弱优势一度赶超深圳。近几年由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崛起，天津经济总量也与深圳、苏州有得一比。尽管如此，由于深圳特区的性质、地位的特殊性，深圳还是与前三名并提为“北上广深”，被普遍看成是中国的一线城市。

实际上，对于GDP排名第四的地位可能不保，深圳市领导人已有心理准备。2010年11月24日，深圳市长许勤坦言：“深圳经济总量继续保持国内大中城市第四位难度较大。”这些年来，各地GDP统计数据出炉后，前三季度经济总量苏州暂超深圳，而深圳往往能在最后赶超。2011年也是如此，而且天津以16%的GDP增速猛追上来，最终超过苏州名列第五，深圳再次保住第四把交椅。以目前天津的增长速度和深圳的下降趋势，天津在今年取代深圳跻身四强，已然不可逆转。

第四也好，第五也罢，本来只是一个排位的数字游戏。深圳以其地域面积的先天局限性，快速发展始终会有一个极限。现在让深圳不安的是，深圳是不是已经触及到这个极限？更让深圳焦灼的是，现在深圳经济形势逆转，是不是危及到深圳的核心优势和竞争力，所谓的深圳模式走到尽头？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是不是进一步下降，彻底沦为一个二线城市？

深圳作为“高帅富”的核心优势还是在于“帅”和“富”。“帅”表现在深圳作为中国第一个特区，有万千宠爱在一身，虽然后来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但是名分、地位还在那里；“富”表现在深圳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和积累，实力雄厚，已经有非常强大的创造财富的能力。

不过2000年以来，深圳的经济发展吃的是“帅”和“富”的老本，而在其他领域改革的裹足不前，深圳头顶的改革开放的光环也逐渐褪去，现在经济逆转暴露的结构性问题，使得“科技创新”这个核心竞争力也受到冲击。

对于近期深圳经济形势，一般看法认为，深圳土地空间不足，发展后劲不足，再加上金融危机后深圳仍处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转型升级中，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深圳在国际市场低迷的冲击下自然是首当其冲。就珠三角的情况来看，深圳的转型升级其实是走在前面的，90年代即已开始，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形成规模。但即使这样，深圳经济的转型升级仍未完成，显示深圳经济发展模式仍在延续过去的外延式扩张路径，而在这条路上与天津、苏州比拼，无疑难以为继。

针对经济发展的土地瓶颈问题，深圳几年前就确定了外溢式发展方向，最主要的对策就是发展总部经济及推行合作区模式。总部经济是在深圳前市长许宗衡时代提出来，2008年深圳市政府的1号文件就是《关于加快总部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希望加快形成企业总部的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发展的高端化、集约化和规模化，“把深圳建设成为区域性企业总部中心城市”。

不过，深圳的总部经济发展战略始终面临一个尴尬的区域劣势，那就是一边是香港这样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另一边是广州这个华南经济中心。广州与深圳在“区域性企业总部中心”直接竞争，例如对超市龙头企业沃尔玛的争夺等。

总部经济的确给深圳带来相当的活力，一栋写字楼的产值，可与内地一个城市相比。但是总部经济给深圳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使本来已经高企的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导致深圳人才外流，发展实业没有多少空间，竞争力反而相对下降。深圳总部经济的特色是金融服务业，以及IT产业的一些部门，如私募基金等。虚拟经济的发展对房地产市场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香港在80年代转型为金融贸易主导的国际化都市，房地产价格也是进入新的历史台阶。

对此，深圳本土科技企业中兴集团的一位副总裁洪波就称：“深圳人才吸引力明显感觉下降了，我给员工发1万的工资，企业利润为此下降了许多，但员工仍感到在深圳生活困难，让我们企业挺难做的。”洪波称，作为以研发人员为主的高科技企业，中兴研发投入一直较大。但是近年来，深圳研发队伍人数逐年下降，甚至比不上一些内地城市。比如，中兴南京的研发队伍达到1.4万人，深圳仅7000人，西安是后建的研发部门，也有5000人。

实际上，对于深圳这样一个有创新、包容精神的移民城市来说，无论是发展金融业还是科技业，致力于培育和孵化中小创新型企业，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深圳本身有这样的基础和成功经验。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比拼“总部经济”，其实是“唯GDP论”的思维发展的必然结果。

深圳“外溢式”发展策略的另一大举动是合作区模式，主要是前海深港合作区，以及深汕特别合作区。深汕特别合作区即以深圳（汕尾）产业转移工业园为基础，学习借鉴了新加坡苏州合作模式，同时又有所发展，及所有权及司法仍属于汕尾，但由深圳开发、深圳招商，受益权则为双方共享。这种“飞地发展模式”刚刚起步，能够产生多大效益，能否复制延展，解决深圳多少问题，都是未知数。

而前海深港合作区则是深圳下一个十年发展的重心所在，被称为是深圳发展的新引擎。本来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可以先行先试很多东西，但是前海开发提出来之后，深圳还是竭力将之提升到国家级开发区层面。为此，深圳把香港拉了进来，双方成立前海管理局，共同开发、管理前海。深圳对前海如此良苦用心，是因为其他几个国家级开发新区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扶持力度，如天津滨海新区、上海浦东新区、重庆两江新区，乃至珠海的横琴岛，无不如此。这对曾经享受过这种待遇的深圳特区来说，很不是滋味，焦灼感不言而喻。为此，前海无论如何也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与上述新区并驾齐驱。

在深圳上报国务院的方案及向媒体披露的信息中，前海将利用与香港合作的优势，充分引进香港市场机制、法律制度、管理体制以及国际化规则，进而推进深港全面一体化。因此有人认为，前海的定位不仅仅是经济体制与管理机制上深圳向香港进一步靠近与接轨的试验区，更是在政治体制上深圳向香港学习的一个缓冲与试验区。

在前海合作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被批准后，深圳市也随之出台了前海合作区条例。然而，这部条例把学习借鉴香港的内容几乎被删除了，“监督专员公署”以及“理事会”、“高管公开收入”等被看作是前海特区的标志性概念也消失了，媒体大呼“港味大减”，实际上这还是客气的说法，有些人干脆说前海条例是“倒退”。后来成立的前海管理局，也有刚开始宣称的港深共同管理，而实际上由深圳单方面主导。

对此，香港方面也早有思想准备。一些香港官员私下就表示，前海合作区名义上打香港的牌而已，实际上香港很难发挥作用，不过既然是一个国家级开发区，香港还是可以在其中获得好处。

至此不难明白，深圳方面需要的只是一个国家级战略的开发新区，至于体制创新之类，不是两三年内就可以出成效的，而且要冒风险，不碰也罢。其实这也是深圳十几年来对待根本性改革的基本心态，不需要玩太多动作，只要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即可。

然而，前海地域面积始终狭小，即使成为曼哈顿一样的金融中心区，深圳还是面临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为此，在今年两会上，与深圳关系密切的港区政协委员共同提议，将深圳升格为直辖市，理由是深圳直辖可以摆脱广东省的束缚，与香港的互动将可以更便捷，从而为构建世界级城市群提供了可能。深圳直辖的呼声有十几年了，理据除了上面这一点之外，还有一点其实也是深圳外延式发展的思维，那就是直辖后，可以把周边东莞、惠州地域合并过来，扩大深圳的生存发展空间。

然而中国现行行政区划大体稳定，如果不是大的战略需要（如南海开发、西部振兴），一般省级行政区划不会随意变动。就香港稳定发展的角度来看，深圳直辖对香港的发展、香港与珠三角的融合更为不利。因为一旦深圳直辖，届时珠三角的合作不是粤港双方，而是粤港深三方，协调平衡更不容易，利益博弈更复杂。因此，深圳直辖完全是多此一举。据说，国务院领导对政协这个提案的批示是：深圳市领导要注意要求是否正常。

因此，与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城市比拼外延式发展，比拼GDP,深圳基本上是无路可走，目前深圳经济的困局表明，深圳唯有加快调整内部结构，继续培育中小创新型企业，走内涵式增长的道路，才真正能够与其他大城市区别开来，不但有深圳自己的特色，而且是长远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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