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最年轻教授贺雄雷谈国内生命科学研究

2012-03-29 05:06:15

来源: 时代周报

本报记者马欢实习生范冰莹发自广州

30岁就成为中大史上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导之一，5年后即带领课题组在《科学》杂志首次发表论文，贺雄雷确实创造了许多不一般的成绩。。

就在前不久，这位来自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教授，在研究染色质结构如何调节DNA突变的工作中取得重要进展，这项成果以论文的形式被刊发在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上，这也是中山大学首次以第一单位在《科学》上发表论文。

贺雄雷教授的课题组论文，讲的是染色质结构如何调节DNA突变。众所周知，基因突变是生物演化的基础，也是人类许多疾病产生的主要原因。一般来说，人类的遗传物质DNA由A、T、C和G四种碱基组成。其中碱基C很容易发生水解脱氨，最终成为碱基T，从而引起人类遗传物质的变异。

据统计，1/4的人类遗传疾病是由上述突变引起。因此关于这类突变在细胞内是否或如何被调节是一个极具价值的问题。贺雄雷教授和他的团队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真核生物细胞中核小体结构可以抑制C的水解脱氨，从而降低C到T的突变。这一发现揭示了染色质结构对遗传核心事件DNA突变的调节机制，对于肿瘤发生机理的研究以及防治提供了珍贵的参考价值，并对理解核生物基因组结构及生物进化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对在《科学》上发表论文一事，贺雄雷教授回应说：“其实也不是好事，只能说明以前我们不够好。”采访过程中，这位年仅35岁的教授思维敏捷，直言不讳地发表了自己的很多观点和看法。他坦言，尽管他和他的学生们的这项研究成果短期内会引人关注，但是时间一长，一切终究还是会归于平静。

提交论文，中途被拒

时代周报：你是发表在《科学》上的这篇文章的通讯作者和课题组的负责人么？

贺雄雷：对，我具体负责的，课题是和学生们一起做的。

时代周报：具体什么时候开始展开这项研究的？

贺雄雷：其实是蛮偶然的，最初是2008、2009年的时候，我给了我的一个硕士生、也就是这个文章的第二作者一个课题，他得出了一些数据。我们最初想做另外一些东西，但是分析来分析去，进展不是很好，后来有一天，我记得是2009年，《自然-遗传学》杂志（Nature Genetics）发了一篇论文，就是我们想做的那些东西，题目也跟我们想象的一样—人家把我们想做的都给做掉了。

2010年我过完年回来之后，那个学生也要毕业了，他想拿那个数据折腾一下，就偶然跟我提了一下—因为有这么一个数据，于是有这么一个现象，我就给出了一个解释—就是现在《科学》上发表的这个解释—然后我们就朝着这样的方向去做。2011年5月2号左右，我们递交了第一稿出去。

时代周报：《科学》杂志的审稿过程如何？

贺雄雷：一般地，两个星期内，《科学》编辑会将论文送到Editorial Board，Editorial Board类似于杂志的董事会或者顾问团。杂志的编辑毕竟不是科学家，一篇稿件送过来，编辑只是处理一些文字，有时候也很难去判别重要性—但是Editorial Board的成员都是顶级科学家。两个星期之后，稿件会返回，编辑再根据Editor的意思考虑，Editor也会考虑，两个人决定是否再将这篇稿子送到外面去审。

5月十七八号，编辑告诉我们，决定把这个稿件送出去审，不到一个月时间，稿件就回来了，两个审稿人的意见都蛮正面，基本上都是很好的，我们只要做一些小改动就行。

时代周报：这么顺利？《科学》杂志的审核比较严格，中间有没有对你提出一些比较苛刻的问题？

贺雄雷：基本上所有（科学类）杂志的审核都会很严厉。可能我们运气好一点，基本上没有很头疼过—当然中间有被拒过一次，拒的主要原因是数据不是很够。最早第一稿过来的时候，是两个审稿人，基本上没有说什么，都说蛮好的，只是做一些小改动。结果送回去之后呢，两个审稿人的其中一个可能出差去了，编辑就找了一个新的审稿人，新的审稿人觉得数据不够，直接就拒了。最后，我们把数据加起来之后，再送回给那个有负面异议的审稿人，他也没说什么。

学生士气，中美有别

时代周报：我以前曾采访过《细胞》杂志的主编，对方表示，中国近几年在生命科学方面的某些研究成果是比较领先的，你本人如何评价中国在生命科学研究方面的水平？

贺雄雷：《细胞》杂志的主编可能说的是恭维话。在生命科学研究方面—有些地方，比如北京生命科学所（NIBS）、上海生科院神经所，都做得不错，但也是这几年才开始的—总的来说，我们现在只能勉强能看到人家的背影。

以前人家在哪儿你都不知道，现在至少知道人家在干吗了。以前跟人家完全不是一个层次，人家做什么东西你只能想想，现在大概能看见人家在做什么了。也因此会大概有个谱，知道人家现在是跑这个速度，从而决定我到底要跑多快、要多少时间才能追上它。

时代周报：你是留美博士，国内的研究环境和美国相比有何不同？

贺雄雷：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你一下美国的飞机，就自然而然有一种感觉—说是使命感也行，紧迫感也行，压力也行—它告诉你必须得做得很好，必须得努力，活着是为了生活。如果做得不好，最后就会被踢出实验室，连身份都没有，那个脸是丢不起的。

在中国，该干吗就干吗，做得不好也不会怎么样，做得不好也会毕业。但是在美国，如果做得不好，老板不给你毕业就不能毕业，就算毕业了也可能找不到工作。在美国，如果三个月找不到工作，医疗保险就没有了，在美国没有医疗保险非常非常危险，感冒都能让你破产。

这就是我的体会，中美最大的区别是学生的士气。两军相逢勇者胜，士气很重要。

真正值钱的不是诺贝尔奖本身

时代周报：你对于目前的中国学生怎么看？

贺雄雷：上个星期，我参加了中大的自主招生面试，我参加那场恰好是广东考生的那一场，全部都是广东考生，有一个让我非常震惊或者说失望的现象：学生非常优秀，但是几乎异口同声地想做管理、经济。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学生，他在自述里面说，他从小对能源很感兴趣。觉得能源这个问题很重大。我们觉得这个学生不错，最后我问他，那你想读什么专业？他说想读管院。我说你不是对能源很感兴趣吗？他说“那只是我的业余爱好，我要读一个以后能找工作的专业”。

时代周报：你觉得他们很功利。

贺雄雷：可以这么说吧，不管文科理科都想读管理、经济，都想去管人家，请问谁来被管！？其实所有人都适合读管理吗？不是说这个东西好，就所有人都能做。有的人就很适合做硬科学，比如生物、物理、化学和数学。

当然，这种现象的造成有很多因素，有家长的因素，有学生自己的因素。这也是我愿意跟媒体打交道的原因，不见得都要让大家来读生物，但至少有不同的声音。

时代周报：有人曾放言中国在生物医学领域可以拿诺贝尔奖。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贺雄雷：诺贝尔奖这个东西，有它的偶然，也有它的必然。我想，真正值钱的不是诺贝尔奖本身—对于中国科学来说，关键是整体性水平的提升。如果能在工作、人才、科学的思想、氛围方面，有一个整体的提升，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厚积薄发，得一个诺贝尔奖，这样的诺贝尔奖才有意义；如果只是从海外挖一个人过来，而那个人恰好运气好到拿了诺贝尔奖的话，那只是靠运气。凭这样的诺贝尔奖，就能认为中国的科学水平从此进入世界一流水平？不是。

其实诺贝尔奖有什么意思啊，硬科学方面也就颁发给物理、化学、生物吧。一年才3个，十年下来也就30个诺贝尔奖，偶尔中了一个又怎么样？！

（郭东霓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