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说梦人：村上春树与菲茨杰拉德

2012-03-12 15:53:28

来源: 时代周报

默音

《1Q84》的日文版刚出不久，我就买来读了，然后在《书城》杂志上写过一篇算得上牙尖嘴利的评论。试引用部分如下：“剥开小说的外壳，作为读者，我发现村上的故事内核一如既往。从1985年到2009年，其实并无新的变化……这样的‘物语’，是否真能成为人心在脆弱中的依凭呢？”

无爱便无恨。用这句话来形容我对村上春树小说的情感，大概恰当。正因为我在整个青春时代耽读他的作品，才会对其新作有大的期许和失落。毕竟村上的小说曾给我的生活带来隐秘和显著的影响，前者如冰层下的暗涌，后者则使我走上今天日文译者的职业道路。这影响不算小。

如果把时间翻回15年前，1997年，村上在中国的大热尚未到来。我初读《寻羊冒险记》就是在这一年。从福州路书店买来的这本书是漓江出版社的选集之一，黄色封皮上有幅抽象画，版权页写有印数，五千册。

村上后来的小说也常有失踪和寻找的伏线。失踪者往往是妻子、女友或母亲，仿佛是主人公“我”失却而不可得的理想。《寻》有些不同，找的不是人而是羊，故事中偶尔闪现的失踪者是男性，“我”的好友鼠。那是个写小说的浪游富家子，也是抛弃社会的遁世者。故事以主人公被迫找羊开始，以“我”和鼠的对谈结束，说是冒险，更像是荒诞日常的拼凑。随着故事层层展开，各色人等翩然出场：政治家的秘书，和上帝对话的司机，名叫沙丁鱼的猫，拥有无与伦比的耳朵的女友。故事性和幽默的对话使整本书有种从容的节奏，但这不是当时的我反复阅读它的理由。我的确读了很多遍这本书，在工作的间隙，在老弄堂旧居的床上，在一家深夜营业的酒吧。那家店的灯光明亮如快餐店，菜单上有种分量实在的三明治套餐，名叫“海陆空”，我有时在夜班回家的路上允许自己小小奢侈，坐下来点一份海陆空三明治伴读。以至于后来每次重读这本书，我总恍惚闻见薯条的气味。

到底是什么紧紧地抓住作为读者的我，让我反复进入一个故事，在相同的拐角徘徊、沉思，或蹙眉或微笑呢？

村上在后来红遍南北，赞扬和恶评同时肆意滋长。“小资教父”的称号未必是一顶桂冠。有评论家说，他文中的主人公总是那么孤独和自我，因此打动了当下年轻人的心。我从不否认自己是村上迷之一，但心里有那么一点儿不协调的劲头—我最初邂逅他的时候，他甚至没有名字。那是《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我读的第一本村上。学校图书馆的书掉了封皮和前十页，用牛皮纸重新装订过，只剩下管理员手写的书名，连作者名也阙如。就这么一本残书，让我忍不住四处打探写书的人究竟是谁，并开始追寻他的其他小说。由故事到作者，再到故事。对特定作者的广泛和深入阅读肯定有气味相投的因素。读书是一种非线性的旅行，也是非血缘的“认亲”过程。有时候，作家在书中谈论他本人的阅读谱系，读者见了欣喜，一个个认过去，果然都有些似曾相识。

由村上到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就是这种走亲访友式的阅读扩散，他和我近年来喜爱的约翰·欧文都是村上翻译过的作家。初读《了不起的盖茨比》，差不多也是在1997年。乍看之下，两名作家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去。村上的小说多有魔幻和突兀的情节，菲茨杰拉德无疑是现实的演绎者。《寻》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日本，与《了》的长岛和曼哈顿图景相差了近50年，盖茨比的梦想是那么生气勃勃，仿佛能席卷一切，而村上笔下的人物却多的是对现实的逆来顺受，顶多冒出几句反讽。但也许因为我把这两个故事都读过太多遍，以至于它们形成奇异的螺旋，如DNA般缠绕不休。

当时的我太年轻，阅读量也有限，以至于意识不到村上的每本小说都是之前作品的赋格式变奏，或者说“老调重弹”。无论作家是否有局限性，他带来的影响是真实的。我开始写科幻小说是在1996年，那会儿已开始读村上。我的第一篇小说带着孩子气的梦幻，写一个因事故残疾的女孩把自己的意识注入樱树，选择作为一棵树活下去。故事是原创的，写法却难免沾了村上的文风，或者说，干脆就是“林少华版村上”的语调。我花了差不多5年才意识到这一点，然后又费了很大的功夫自我矫正。说到“写作腔调”，不免提及人文社出的《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由汤伟翻译的卡佛，按理说和林少华翻译的村上应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偏偏让我读出一百个相似。只能说，村上受卡佛的影响实在不浅，可能他本人都没意识到。

腔调能够矫正，世界观难改。村上在《且听风吟》中借一名杜撰的作家之口写道：“从事写文章这一作业，首先要确认自己同周遭事物之间的距离，所需要的不是感性，而是尺度。”也许是因为他的小说，我一度采取了把自己置身事外的看世界的方式。吴亮在《我的罗陀斯》中回顾他在70年代有限的读书资源中汲取的种种滋养，并剖析自我个性如何由阅读前史塑造成形，读来让人颇有共鸣。我与吴亮老师差了不止一辈，奇怪的是小时候也没有太多书可读。那是在90年代初，金庸琼瑶正风靡。我因为尚未满16岁，办不了县图的证，只能在中学图书馆翻找，馆内来来去去就那么几本数得出来的外国小说。毕竟是个孩子，我专捡“带劲”的看，如《基督山伯爵》、《人猿泰山》、《飘》……在娱乐匮乏的年代，一个好故事比什么都吸引人。时代和国家的差异不仅不影响阅读的乐趣，更给想象中的场景增添了如梦似幻的光晕。

我在14岁那年离开山城小镇，随母亲回到她的故乡上海。城市生活带来的冲击不仅在日常的层面，更有一种被连根拔起的抽离感。村上或菲茨杰拉德笔下的主人公也都生活在城市，并有种“不回头看”的潜台词。不同于我以往的阅读经验，故事的背景笼着一层轻纱：那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的百无聊赖，如同村上信手拈来的“半旧天空”的比喻。要再过四五年，随着工资的上涨和商品房交易的大潮，中国大城市的人们才会感觉到繁荣带来的失重。而我，有过小镇岁月的对比，或许是过早地体会到悬浮在城市角落的空无。世界漂漂亮亮，人们匆匆忙忙，年轻的自以为老成的我，皱眉凝视自己的周围。

回望我所置身的青春时代，俨然是一块没有出口的巨大果冻。1997年，也就是我17岁那年，我在百货商店站柜台，一个月工作15天，另外15天则在自学日语和写作，日子仿佛将以一成不变的节奏延伸下去，就像开始找羊之前的“我”，或是遇到盖茨比之前的“我”。早先喜爱的单纯的冒险故事开始显得缺了点儿什么，而就在这时，村上春树与菲茨杰拉德，两位来自不同背景的作家向我揭示了另一个用精确的言辞铸就的世界—和我自己生活的世界很相像，不同的是，那里有故事，有大浪之后的悲哀，有永不圆满的人生。其实他们的故事说到底有着相似的内核，从此书到彼书，总有一个第一人称的旁观者，观望的对象或是记忆中的鼠，或是神秘的邻居盖茨比。

于是，当我随着《寻》的节奏一次次漫游主人公的现实和内心，仿佛也一起找羊，找那个叫鼠的男人。鼠代表过往，代表热望和不可得。故事中的“我”寻找鼠的过程就像盖茨比站在海滨，朝着对面的绿灯伸出手。那么近，这么远。对于年轻的读者来说，形而上的梦想比活生生的真实更为动人。

要再过若干年，等我自己磕磕绊绊地走过许多事，才会发现生活中不存在作为旁观者的第一人称。有些事，一旦经历了，你就再也不是从前的那个你。读一本书的过程，等于是以自己的方式即兴诠释早已被写就的文字，重读的意义也就在于每次不同的诠释。阅读和经历有了更多的沉淀之后，我开始不满足于村上的轻快叙述，他懂得把一个故事说得极其圆熟，太圆熟了，连其中的惆怅也成了模式。反倒是菲茨杰拉德早熟的笔调如同禅宗的当头一棒：“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向后推，推入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