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买票难,讨薪难,生活难——在国家经济进益时,农民工流落在城市与乡村之中

    时事 > | Time Weekly - 2012-01-12 01:51:06
  • [摘要] 一年一度返乡过节的农民工再次成为热点,他们每年这个时候都要跟候鸟“望乡”一样回家,这被称为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就是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每年都在制度缺失下重复着工作

     

    本报记者 何光伟 发自深圳、信阳

    卖炒饭的能吃得起炒饭,卖茶叶蛋的也吃得起茶叶蛋。但在深圳富士康加工iPhone的余雪峰却买不起iPhone。

    余雪峰是来自河南省商城县一个村庄的农民工。工作的艰辛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这位年仅21岁却拥有4年工龄的年轻人,目前最为困惑的是不知道以后会做什么。

    这种反差强烈刺激着中国的农民工,他们在城里拿低薪、干着最大强度的苦力活,却不得不让他们的父母做留守老人、让妻子成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

    中国政府一直在试图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但农民工诸多久拖不决的问题,却似并没有多少缓和的迹象。

    一年一度返乡过节的农民工再次成为热点,他们每年这个时候都要跟候鸟“望乡”一样回家,这被称为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新年伊始,再次肯定了农民工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没有农民工城市不可能发展这么快这么好。

    国家统计局此前的调查显示,中国有1.53亿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其中58.4%是生于1980年及以后的“新一代”农民工,即中国约有8900万新一代“80后”农民工。

    就是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每年都在制度缺失下重复着工作难找、薪酬低、无法融入城市、讨薪难等日子。

    有迹象显示,中国正在考虑撤销“农民工”的称谓。农民工输入大省广东和农民工输出大省河南的省委书记,近日都提出了取消“农民工”称谓的建议。

    返乡

    1月11日下午1时3分,河南青年陈久超坐上了从深圳西开往河南信阳的1204次列车。他必须要在车上度过21个小时,在12日中午就能回到阔别一年的家乡。

    就是从1月8日开始,中国近9万公里的铁路沿线又被疲于奔命的人们挤得爆满,很多农民工都要在春运期间搭乘“归途列车”赶回家过春节。

    春节是中国两大“黄金周”假期之一,也是几乎所有农民工回家省亲的唯一机会。今年这次年复一年、全球最大规模的迁徙运动“春运”持续40天,将在2月16日结束。

    国家发改委估计的数据称,2012年春运的客流总量将达到31.6亿人次,道路运输将有28.45亿人次。其中铁路客流量有2.35亿人,而绝大多数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外出务工者。

    虽然铁道部推出网上订票系统试图缓解农民工春节回家买票难的问题,但该系统刚推出几分钟后就崩溃,这不得不让很多人对此表示愤怒。

    为能尽早与家人团聚,陈久超在2011年12月31日一大早就开始订购火车票。他先是在网上无法订购,不得不几个座机一起打转为电话订票。

    订到一张硬座票,让陈久超“高兴了好半天”,因为自2004年南下深圳打工以来,他每年都是买站票回家。

    和其他同乡一样,陈久超也不喜欢坐汽车回家,“汽车不仅价钱贵”,从深圳到信阳跋涉1500公里地“很容易出事”。

    陈久超的家在信阳市下辖的商城县吴河乡郭庙村,在这个地处大别山腹地的国家级贫困县,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譬如乘坐长途汽车的车费,平时从商城到深圳只要200元多一点,甚至200元就能搞定。但每逢春运期间,车费至少要涨至500元。

    无良的车主和当地一些腐败的官员勾结在一起,使得部分车主垄断了长途运营线,最后只能让外出农民工挨宰。

    在陈久超看来“那叫黑钱”。陈久超高中毕业后,2004年就在深圳富迪印刷厂做学徒工,他那时的月薪只有800元钱。

    一年后,陈久超进了金之彩包装公司,他在那里接触到了酒类包装,并用两年时间掌握了酒类包装制作的流程。

    为“充电”学技术,陈久超在2007年进入了金银泰包装设计有限公司。虽然月薪由先前的2500元降为1500元,但他很快摸清了“看酒类包装算价钱”的窍门。

    工作与生活的压力,让陈久超这位拥有两个孩子的年轻父亲深感负担沉重,他不得不尝试创业谋求更大的发展。

    外出打工者总是会面临一大堆挑战,但没有什么比养育子女的问题更艰巨了,这是陈久超目前最为重要的事情。

    而农民工队伍出现了越来越多更为年轻的农村打工者,他们受到的教育比父辈好一些,多数人基本没种过田,渴望在城市拥有自己的新生活。

    几经周折,陈久超与来自湖南农村的李加保、刘凌、黄建辉3人,在2011年年底终于注册成功了元和包装设计有限公司,主营红酒包装。

    这4个年轻人在位于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阵地的深圳市福田区,租了一个只有65平方米的写字楼作为办公室,他们将在春节后返回深圳开始“掘金”之旅。

    他们4个人分工明确:两个做核心设计、一个做业务、一个负责生产实体。尽管在深圳这个大都市才刚刚开始,但他们对公司的前景充满期待。

    年轻一代的农民工日益渴望在城市安身立命,他们渴望挣钱、拥有住房,拥有以户口为代表的城市居民权益,借此完成从农村融入城市生活的进程。

    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此前的一项调查显示,30岁以下的农民工中56%希望“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他们对城市环境比对农村环境更熟悉、更适应。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看来,必须要用制度建设让“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进城。

    于建嵘表示,要真正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政府应采取措施降低农民工入户门槛,直至条件成熟时,取消户籍的城乡划分、地域划分。

    近年物价高企也同样让农资水涨船高,回家种地只会入不敷出。“努力、吃苦、积累”成了陈久超留在深圳的关键词,他不想回老家种地,因为“种地看不到钱”。

    迁徙

    就像深圳这座都市里数百万外来务工人员一样,余雪峰每天早晨8:00就开始了他一天的工作。他在深圳富士康的工厂上班,每天很晚才能回到自己租住的小屋。

    余雪峰是陈久超的邻乡余集镇石板村人,他在2008年高中毕业后就到了深圳平湖大华手袋厂打工,当时的月薪最多只有1300元。

    那时只有17岁的余雪峰,每天要从早晨8时一直工作到晚上11时,他的工作是把机器扎好的包袋等从反面翻正。

    虽然饭菜有很多沙子,但余雪峰每顿都能吃一小铁盆。那段时间的伙食让他终生难忘,有一天发现菜里有块肉,看清后原来是只蜗牛。

    那段日子,余雪峰至今记忆犹新:在宿舍睡觉用的凉席都是辞工走的工友留下来的,在天热时光着膀子去乘公交车,“司机不敢停车”。

    4个月后,余雪峰辞去翻包工作回家,他省吃俭用攒了不到3000元钱。直到2009年8月,他再次南下深圳进了富士康。

    当时底薪有每月1200元,富士康对新来员工的承诺是,干3-4个月后加薪。但很多人熬不到加薪的时间,就不得不离开富士康。

    余雪峰和他的工友们没有选择的机会,大部分人在加薪前被调岗或者无班可加,在收入大幅缩水的情况下被不知不觉地“干掉了”。

    在2011年5月底,因为户籍问题,余雪峰必须回河南老家举办婚礼结婚。但富士康需要看到他的结婚证才能批婚假,否则只能辞工。

    户籍制度为农民工带来了麻烦,他们不能享有城市居民的很多权利,包括住房、医疗保障和子女教育等。

    但是没办法,余雪峰的妻子王雯是他们邻村掌店村的人,他们结婚必须要回到原户籍地领取结婚证,这让他不得不从富士康辞工。

    为结婚,余雪峰家仅装修房子就花了近6万元钱,加之送聘礼、办酒席等,把媳妇娶进门一共花了至少15万元,他为此欠下数万元的债务。

    “花光了父母的积蓄,”余雪峰的父母早年外出打工,后来在村里开了个杂货铺,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他的两个姐姐出嫁多年,也在深圳打工。

    就在结婚后不久,余雪峰突然大病一场。他在床上躺了几个月,身体也明显消瘦了许多。

    没有医保,那场病又花了余雪峰近4000元钱。2011年8月底,他和新婚的妻子带着3000元钱再次南下深圳。

    找工作耗了余雪峰1个多月的时间,他们夫妻俩在深圳平湖真彩人才市场办求职卡花了310元钱,男性一张卡200元,女性一张卡是110元。

    他们每天都要去人才市场,当时只能住20元一夜的旅馆,旅馆客房里除有一台放不出声的电视机,别的什么都没有。

    就在2011年9月25日,他就阴差阳错再次回到了富士康。他现在每个月可以休息4天,每天最多可以加班2个小时,这样才能保证一个月有2300-2400元的收入。

    余雪峰和他的妻子租住在富士康厂房附近的一个民房里,这个房间连卫生间还不到10平方米。进门就是一张木板床和一张小桌子,房里唯一的电器是电热水壶。

    他们夫妻俩每月平均要花3000元钱,但不知道钱花到哪儿去了。余雪峰对富士康的工作表示不满,他认为在那工作没有尊严。

    两进富士康,给余雪峰最大的感受就是“那边不把人当人看”。他决定马上辞职回家,年后另谋出路。

    枯燥的工作和不够人性化的管理,让这个台资企业近年来接连发生年轻工人跳楼自杀事件,引发社会各界关注农民工在外企工作的待遇和工作条件。

    于建嵘在几年前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提出了“漂移的社会”概念,他也在深圳接触过不少富士康的员工,他批评一些工厂管理缺乏人性化。

    如果一个年轻人带着梦想来富士康这样的公司打工的话,那么他的失望值就会随着劳动时间延长、工资待遇长时间不变的情况下急剧上升。

    余雪峰在厂里受够了,他厌烦了富士康的工作。他认为富士康需要他们时,“就把我们招进来;不需要时,就赶走我们,变相逼我们辞工”。

    很多人在富士康这样的工厂里,干一天算一天。和他的工友们一样,余雪峰希望能做点别的事情来改变目前的状况。

    但他对自己的未来表示担忧,“我没有技术,但我会努力尝试做别的事”。余雪峰也不会种地,即便仍然打工,也可能会继续过着这种“无家可归”的城市生活。

    讨薪

    和信阳相邻的河南漯河市,是48岁的民工队长郭金科的家,他每年都从漯河老家的农村带领几十个民工外出打工。

    郭金科这几年基本是在为中铁十一局打工。自两年前的那场全球次贷危机以来,郭金科往年在临近年关提“钱”返乡,正在演变成提前返乡。

    讨薪难近乎要了郭金科的命,中铁十一局在2008年欠他40多万工程款,不但一分未给他,反而用以假工资单称他已领取工资款。

    郭金科不得不将中铁十一局和当时负责包西铁路通道陕西段工程的主管秦来燕诉至公堂,但3年以来,他讨薪没有任何进展。

    如今年关将至,郭金科的家多次被讨薪的民工兄弟包围。他的妻子离家出走,子女也不敢回家。他多次想到“死”,但又“死不瞑目”。

    从2011年11月6日开始,郭金科就只身一人前往北京。他希望伺机上访解决问题,他甚至被迫“死谏中铁”以讨公道。

    但在北京逗留两个月以来,郭金科的做法基本算是徒劳。他一边在被威胁中讨薪,一边向亲朋举债20多万,向民工们支付了部分工钱。

    郭金科每天住在车站的候车室,只有换洗衣服才住一晚很便宜的黑旅馆。他花3元钱买12个馒头,就着几块豆腐乳,可以吃3天。

    工钱讨不到,郭金科还经常被威胁。无奈之下,他只好在新浪微博开通了“民工队长郭金科”账号,在网上控诉他的遭遇。

    郭金科在网上公布了中铁十一局欠他工程款的证据和每次被威胁的情况,他警告中铁十一局“年关就是农民工的关!这一关过不去了……鱼死网破”。

    但他最早发布的几条微博都被删除,他在2011年12月23日悲愤地发了4个字“死不瞑目”。他的遭遇获得了网民们的同情,但他讨薪却一直没有任何进展。

    郭金科在2008年11月,带了52个民工前往陕西浦城县,为中铁十一局一公司承建的包西铁路一桥梁施工。

    中国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只会凭借做苦力活命。而他们的压力最大,上有年迈父母,下有正在上学的子女。

    跟着郭金科打工的人,也以35岁以上的农民工居多,他们就靠血汗钱养家糊口。打工的工资,则成为他们家庭的主要收入。

    国家统计局早前的调查数字显示,老一代农民工将收入的51.1%寄回家。郭金科认为他连累了他的农民工兄弟,他希望下辈子能“做牛做马”来报答他们。

    郭金科已经倾家荡产,他多次以死相搏,但他又“死不瞑目”,他担心“家人要背黑锅,自己的孩子也抬不起头”。

    有中铁十一局的人致电郭金科,希望他来公司所在地武汉谈判。但郭金科坚持要他们带钱去北京,郭金科认为要他去武汉“是个幌子”。

    郭金科向中铁十一局表达了“不会轻易去死,但并不代表我不死”的意愿,他称“2012也许就是我的最后一站”。

    郭金科还表示,“与其不能好好活着,不如轰轰烈烈地去死!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中铁十一局是如何对待农民工的下场”。

    自从2003年年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重庆向一农民工家属承诺协助追讨欠薪后,每到年终,各地政府都会针对拖欠农民工薪酬问题,开展声势浩大的专项执法检查活动。

    按现行法律规定,拖欠农民工薪酬只属违反劳动法规,由劳动部门处理。但劳动部门执法力度有限,因而能躲则躲,能推则推。

    多位受访的学者建议,应借鉴新加坡等地的经验,追究欠薪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可惜官方一直充耳不闻。

    城市

    无法融入城市、薪酬低、讨薪难、享受非国民待遇等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的农民工。

    刘泽春也是余雪峰的邻村掌店村人,在河南省商城县这个人多地少的丘陵地区,很多人都只能依靠外出打工过日子。

    由于家中姊妹多,刘泽春早年丧父,他在未成年时就跟随大人一起外出谋生。如今他20岁的儿子刘源兵也跟他一起在苏州打工。

    农民工一代、农民工二代,在商城县实在是太普遍了。这个总人口超过70万的国家级贫困县,打工经济一直是其主要支柱。

    位于中国中部的人口大省河南,一直和四川、安徽等省份,成为全国农民工的主要来源地之一。而广东和江浙等省份,则是农民工输入大省。

    “农民工”这一早已约定俗成的称谓,或许很快就要被撤销。农民工输出大省河南和输入大省广东的省委书记,近日都提出了取消“农民工”称谓的建议。

    就在2011年12月下旬,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呼吁社会慎用“农民工”这一称谓,他认为“农民工”这样的称谓本身就带有歧视色彩。

    “农民工”应该呼吁取消这个概念。卢展工质疑,“工农商学兵,本是职业的划分,为什么唯独农民永远要被加上特定的标签呢?”

    卢展工认为“农民工”这一称呼背后隐藏的是一系列的歧视,他呼吁要努力消除身份界限,鼓励外来务工人员融入社会。

    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在1月3日的中共广东省委全会上表示,广东将加快研究并适时出台取消“农民工”称谓的政策措施。

    汪洋要求广东探索建立外来务工人员根据职业和工作年限享受相应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促进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居民真正融合。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研究中心的张世勇博士看来,有歧视意味的“农民工”称谓不仅不伦不类,而且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他们身份认同和实现社会流动的困境。

    尽管广东和河南有意向取消农民工称谓,这虽然是改善对农民工不公平待遇的积极措施,但张世勇认为其可能所起的实际作用有限。

    张世勇表示,改变称谓的重要意义在于表明政府和社会在农民工态度上的转变,表达了对农民工的尊重,但关键在于将这种尊重转变为可行的政策方针。

    不少人提出了一些改变“农民工”称谓的建议,其中包括“新市民”、“新型合同工人”等。

    但称谓的改变只是一种外在形式,关键还在于农民工是否能和城里人拥有同等的权益,包括孩子教育、医疗和福利等。

    多位学者建议,政府应采取措施根除中国的社会“二元化”状态,制定政策保障农民与城镇人口获得相同的社会福利,这才是改变农民和农民工“低人一等”处境的根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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