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电影《大同》前卫探究康有为

2019-08-14 17:33:24

来源: 时代周报

香港旅美电影导演陈耀成，2011年11月带着他的新作—纪录故事片《大同：康有为在瑞典》回港，该片在“香港亚洲电影节”上映，2011年12月得到《南方都市报》颁发的年度电影大奖

特约记者庄彗彗发自香港

辛亥革命，中国自封建世袭王朝走入现代，到刚过去的2011年，已经历经一个世纪。要纪念时代的转折、或要清算未竟全功的旧账，可能已过了黄金时间，但若用以钩沉历史中遗漏或误解了的人与事，赋予新的意义，也许会在中国文化历程的下一个百年之中，帮助我们调整新的方向与步子。

史景迁盛赞电影

香港旅美电影导演陈耀成，2011年11月带着他的新作—纪录故事片《大同：康有为在瑞典》回港，该片在“香港亚洲电影节”上映，2011年12月得到《南方都市报》颁发的年度电影大奖。这部电影以丰富的想象力演绎“戊戌变法”的主事者康有为的一生，展现他聪明勤奋的童年、孜孜探索人生与世界的少年、志于保皇立宪以挽救古老文明的青年、流亡海外眼界大开的壮年以及志不得申却心高气傲的晚年。此片糅合了纪实历史及舞台戏剧创作的“非主流”电影风格，可能正如导演所言，“可以说是晚清岭南文化的胜利”。

该片也得到学术与文艺界的赞誉。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认为“影片通过展现他的瑞典生涯，从极不寻常而饶有趣味的角度，令康有为重生”。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李欧梵赞赏该片历史材料与戏剧元素结合的形式“是一种极有创意的‘互文’和‘隐喻’”，台湾作家韩良露则认为“影片探讨辛亥革命与戊戌变法代表的社会改革动力，极具历史与时代洞察力”。

也许是陈耀成的文学素养让他在影像的视觉艺术的探索之外，还有更深广的人文追寻。他曾是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的记者，早在二十多年前就翻译了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的文集《旁观他人的痛苦》等作品，后来他因仰慕女性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上世纪80年代前往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攻读。对于另类的社会政治介入与文化流传，陈耀成一向给予深切的关怀，例如颇具传奇色彩的前卫音乐守护者、华裔钢琴奇女子陈灵，就曾是他镜头关注的对象。因此，探寻中国另一种政体可能性的康有为成为他叙述的新对象，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无疑，与孙中山推翻清朝的革命事业相对照，被视为保皇党的康有为变法失败，并未捩转大清灭亡的历史轨迹。他提出的思想留存于对理想社会蓝图的描绘—《大同书》。此书连他自己也认为于世不合，生前拒不发表。纵然历史无法像艺术创作那样，随心所欲地走向创作者期望的目标，但回顾历史上留下的重要身影，思考历史的成败得失，对今天的读者应该有所启发。

背负十字架般的巨笔

陈耀成说：“我想找一个角度去描绘康有为的一生，让别人讲述有更多空间。于是有两个层次的结构：康同璧的回忆，梦，以及江青（舞蹈家）的隔代追思。”

《大同：康有为在瑞典》描述的，是康有为的一生，然而却是由他的次女康同璧以如梦似幻的追忆展开。

作为纪实与创作结合的纪录故事片，主要的人物如康有为、康同璧、梁启超，都由演员扮演。主要内容涉及康有为一生的重要片段、朱石麟的电影《清宫秘史》片段及历史照片，此外还穿插有学者的访问。影片开始，演员饰演的康同璧，正在演出舞台剧—瑞典戏剧大师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的《梦剧》(A Dream Play)。在这梦中戏里，康同璧陷入对父亲与她一生的追念之中─她，演绎着康有为饰演的印度神话中“帝释天”的女儿，她由天帝派遣下凡，经历与体察人间的苦难，并将此汇报天帝。

从富于想象力的开场，陈耀成得以开拓一个较为广阔的叙事空间，来盛载因历史影像资料缺乏而需要另外建构的戏剧场面。“我只能在一切的访问完结后，在个别位置设计舞台场景。”

例如，在叙述康有为1898年联合1300名举人以中国第一份现代请愿书的形式联署《公车上书》，吁请清政府采取经济和政治改革时，饰演康有为的香港资深演员廖启智身穿黑色清装长衫，手持与身等高的巨型毛笔舞动，这是一副挑战者的姿态。他擎起巨笔，扛在肩上，如同耶稣背负十字架那样将世间困厄承担在身。饰演康有为爱徒梁启超的杨尚斌介绍康的危险处境时有一段独白：“清政府下令禁书烧书，几乎下令诛杀南海先生。”然后是戴骷髅面具、穿紧身衣的幽灵演员手持火炬胁迫康有为于生死界线之间。

时时出现的历史照片或影像片段投影在简陋舞台上，重重叠影，更加重了观众对故事叙述虚实并存的感知，呼应梦剧亦真亦幻的设计。“有的观众喜欢、有的讨厌，也有人说有如布莱希特的疏离效果。”

康同璧往事

电影由旅居瑞典的华裔现代舞蹈家江青叙述康有为的生平。

江青，是第一个华人在海外创办现代舞蹈团的人，在1973年便在纽约成立“江青舞蹈团”。“文革”之后，她回国推广现代舞教育。身为女性，江青直接认同的倒不是康有为，而是处境经历与她类似的康同璧。

20世纪初，晚清的年轻女子康同璧，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第一个亚洲毕业生，感受并推动当时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在此之前，19岁的她前往印度照料父亲，其后在美国担任康有为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的翻译。康同璧曾以诗自况：“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独立自强的英挺气质，正与江青相同。

然而，二人身处不同时代，社会政治背景也大为不同。康同璧曾追随与协助父亲的政治事业，后来面临风云变幻的政治处境，康同璧仍留守国内，没有投靠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儿子。江青虽漂泊异域，与康同璧相比却享有来去自如的自由。

“江青就像康同璧的镜像，然而康所失落的，例如一个国际性的事业，她却比较易于掌握。”

《大同》先以康同璧的追忆，为康有为的一生铺上温柔与亲情的底色，然后在江青对康同璧、康有为生平的叙述中，引入了现代与过去的对话。

最初，陈耀成认识江青，只因为她与康有为一样，在瑞典拥有一个私人小岛。康有为居于“避岛”，江青也有一个名叫“Loskao”的岛。

“岛”遗世独立的意象在电影中非常突出，不禁让人想起“大同世界”的乌托邦想象，在凡尘俗世的人看来，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即。

《大同书》启发过毛泽东

人们熟知的是，在动荡年代康有为参与了君主立宪的保皇运动。但是，康有为的社会政治理想其实远超于此。26岁时，康有为已经开始写他最传奇的一本书—《大同书》，著名汉学家马悦然认为，《大同书》所提倡的人类社会理想“甚至超越了《共产党宣言》的框架”。

写作《大同书》，康有为灵感取材自儒家思想的《礼记》，但那时他也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家如法国的傅立叶等人的影响，认为人类苦难来自把人与人隔开的界限，包括国家、阶级、种族、性别、家庭、私产等因素，只有破除这些界限，在世上建立一个统管全球的“世界政府”，人民属于地域划分的自治单位，不再属于家庭，也不拥有私有财产，婚姻等制度也将不存在。异性或同性彼此以“交好之约”合同建立同居关系，合则续约，否则一年期满约定自动取消，以消除男女不公与不平等。

康有为经18年一再修订《大同书》，直至1902年才定稿。然而他生前却无意发表，亦不愿公之于众，原因是中国条件未曾成熟，不能强行大同。他的理想终归只是如空中楼阁般虚幻。

“岛是庇荫—但人应独善其身，还是改变世界？若‘大同’即人间乐土, 快乐岂不永远流逝。能阻止这些逝灭吗？”陈耀成发出的，既是一声喟叹，也许也是一个关于时机把握的问题。

《大同书》在康有为去世8年后的1935年出版，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毛泽东就曾以“大同”作为他的政治目标。他曾经在延安告诉美国记者斯诺(Edgard Snow)，他年轻时很崇拜康有为与梁启超。他最早接触到社会主义等概念，也是源于康梁—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是当时中国青年吸收新知识最重要的刊物。毛泽东曾说：他每月长途跋涉去图书馆借阅这本刊物。

电影中，康同璧还提出1949年后，曾听说中央农村工作部将《大同书》派发给干部，作为人民公社的参考书。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推动政治与社会运动时，对康有为既有赞美也有批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论人民民主专政》）

“我们仍怕讨论百年前的人物！”

现实的历史与政治纠结难分，一些界限与底线难以掌握。今天如何评定康有为在辛亥革命中的位置，也让纪录片的参与者感到为难。“拍摄的困难是数位学者出尔反尔，说接受访问，然后人间蒸发，或明显地借故推却。仿佛我们仍怕讨论一位百年前的人物！”陈耀成说。

其实电影甫开场，即点明康有为对现实最具挑战性的时期便是清末。其时广大的汉族百姓对清政府日益抗拒。“辛亥革命结束了清廷统治与中国帝制。但当时，孙文有一个对手，他是哲学家，主张改革，他被誉为‘第一位现代中国人’。”这个人就是康有为。

陈耀成搜集资料时接触到大量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发现孙中山革命的根基在于满汉之间的矛盾，辛亥革命存在民族主义的狭隘性；对照之下，君主立宪却是尝试将民族文化延展过渡，但却是没有得到实践的另一途径。

“过去我总以为《骆驼祥子》只是写北京人，其实却是末路旗人的写照。清末，满人有400万至500万人，而民国后首次普查，满族人口却只录得200万左右。满汉之间的仇恨一直存在。革命者最初其实并不关心民族共和。康有为的关注，其实不也是今日的关注？”

然而，不管如何高瞻远瞩，康有为在历史上究竟没有力挽狂澜。晚年在他国流亡体察的经历，在他的生命中又意义何在？陈耀成感叹：“他曾以神农尝百草来譬喻自己的周游列国。然而他的经历及理念不为他的时代接受。也许这些经历只令他下半生更怅惘！”

电影末段，回到天神境界的康有为与康同璧，以一番超然的对话作结。康同璧问，一趟人间旅程教人学懂什么？康有为说：“地上人志在天人。地乃天上一星矣。地运行于天上，地上人皆为天上人也。人不知天，故不知为天人。如知，然后能为天人。”

康有为：瑞典可冠冕欧洲

在汉学家马悦然为《康有为瑞典游记》所撰的序中，一开首便描述：“1904年8月19日早晨，一位穿着长袍的东方男人和一位穿着旗袍的东方姑娘到达了斯德哥尔摩的长途公共汽车站。车站的瑞典人肯定睁着眼睛偷偷地看他们：那穿裙子的先生和那斜眼睛的姑娘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一个正好在场的新闻记者壮着胆子接近那两位陌生的旅客。瑞典最大的日报8月21日刊登短短的一则新闻说：‘一位自称康有为的中国老先生19日从挪威来到斯德哥尔摩。’那时康有为才46岁！”其时，中国人少有外游，瑞典也只是小国，记者对东方游人少见多怪也就不稀奇了。

8月18日，康有为与康同璧从挪威同往“士多贡”─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二人入住“克兰大客舍”。该酒店乃当地最大最豪华的饭店，建于1872年，但“每人每日每室仅数克朗”。

康有为在游记中写到大客舍：“结构宏丽，舞厅宴座及上室，皆黄缎绿绫，被墙花木，间间庄丽华妙。……客舍旁公园有瑞之英主查路士十一(误，应为查列士十二世)铜像，二百年矣。像无须，持剑东指，相貌雄伟，即霸北欧而胜彼得(俄国沙皇彼得一世)者。”电影之中，康有为慨叹曾吁请清帝效法彼得大帝，最终也只是痴人说梦。

从挪威进入瑞典，康有为本来以为“国小民贫，必不足观”。但溜达街上，唐有为大为惊喜：“流观道路之广洁，仰视楼阁之崇丽，周遭邂逅士女之昌丰妙丽……乃可冠冕欧洲。”

在《十五夕月明坐游舫乘电车步长桥饮茶楼得诗》中，康有为概括：“环湖据岛开都会，汽舫湖桥处处通。瑞典一千二百岛，楼台无数月明中。”在斯德哥尔摩，“城市之中凡七岛，通之以桥”，其中一岛上有思间慎公园，“环岛以湖，环湖以岛，湖岛展转，相环无尽”。康有为与康同璧去到思间慎公园，见到瑞典北部腊兰 (Lappland) 土著的三尖棚屋，称“其人极似中国种也”。流亡北国，仍念念不忘家乡。

马悦然说：“康有为是一个充满好奇的、好追根究底的人，他什么都要看明白、问清楚。”康有为在瑞典参观游历甚多，托儿所、小学、中学、大学、图书馆、监狱、养老院、医院、贫民收容所、浴堂、理发店、皇宫、平民公寓、国立银行、造币厂、议会、舞蹈学院、歌剧院、博物馆、工厂等等。每到一处，康有为都详细写下游记，考察瑞国政治、教育体系，与大清比较，如谈及高等教育：“瑞大学有二千生徒。以四百余万人不过为吾顺德县……然则就吾顺德一县，大学生徒亦宜有二千人，乃不愧瑞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