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沪GDP垫底之辩

2011-08-04 06:58:29

来源: 时代周报

本报记者王珏磊实习生赵淑菊发自上海

“从全局来看，我们确实是提出发展速度不要太快，GDP增速减下来是符合经济发展预期的。”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告诉时代周报。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系教授芮明杰向时代周报表示，“GDP的增长速度并不特别重要，而且在银根紧缩的条件下，GDP的增速应该下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其他的省份不下来。”

“慢”下来的京沪，数字确实有些跌人眼镜。截至7月26日，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均公布了上半年本地生产总值（GDP）数据及同比增长情况。其中，仅北京、上海两市增速低于全国国内生产总值9.6%的水平，其中北京为8%，上海为8.4%，在全国倒数第一、第二。

不仅如此，2011年上半年，上海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出现1999年来的首次下降，总额为1975.94亿元，同比下降5.8%。

不过，这与两地“十二五”期间的发展目标不无关系。以京沪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在其“十二五”规划中，均淡化了GDP指标，转而更加关注结构调整。京沪两地在“十二五”期间的年均增长目标，均确定为8%，这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也属最低。

北京市发改委主任张工表示，对于GDP增速的落后,下决心主动调控的北京早有思想准备。北京市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也表示：“经济增速排名靠后并不说明北京的竞争力在降低，现在北京人均GDP已超1万美元，正在逐步形成服务主导型和消费拉动型的经济格局。”

而对上海的“失速”，该市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蔡旭初也表示，这跟各个地区发展阶段不同有关，所以有不同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速放缓是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主动调整产业结构的结果。

对上海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蔡旭初解释称，有数据可考以来，上海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有过四次下降，分别为1961年、1977年、1989年和1999年，此次下降是经济规律周期性行为。

此外，短期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也显现。资金筹集紧张、投资结构优化以及后世博建设周期的特殊性也导致了该项数据的下滑。蔡旭初称，“去年世博会建设提高了同比基数，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京沪“失速”

相对于全国仍处于工业化中期来说，京沪已领先一步，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经济增长动力是否能由传统的投资驱动模式，转型为消费驱动、创新驱动，是两地面临的紧迫课题。而在艰难的转型当口经济“失速”，究竟是原先投资驱动已显疲态，还是转型已现功效，显然值得追问。

在张晖明看来，“GDP增速放缓，要分析一下经济结构是否已经发生变化，如果结构没变，说明投资驱动确实乏力，但结构有变化，比如服务业比重在提高，在第二产业里高技术含量的产业比重提高，那说明经济是在转型，增速放缓可能有转型的原因。”

不过，GDP之“慢”，与投资放缓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秀山告诉时代周报：“北京前几年之所以没有出现GDP增速放缓的现象，是因为它还有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撑，仍是投资驱动。一旦投资驱动放缓，经济增长就会下滑。”

上海显然也是如此。“在进入21世纪以来，上海这一块一直比较薄弱。产业投资是需要项目储备的，比如储备两三年，符合条件了，就往下投，再过两三年才有产出。关键是要有一些重大项目，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重大项目少了。”上海经济年鉴主编、研究员张兆安告诉记者。

不过，在芮明洁看来，固定资产投资放缓，在上海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并不那么值得担忧：“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以服务经济为主导，而服务经济对固定资产的投资需求没有制造业那么大，过去投资驱动主要是制造业驱动，而在向服务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投资下降可能反而是件好事。所以，我们既要看GDP增速，也要看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有没有发生变化。”

消费乏力

结构调整已有端倪可寻。从两地上半年第三产业的抢眼表现，即可见一斑。今年上半年，北京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5703.6亿元，同比增长8.2%；上海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5298亿元，同比增长8.8%。而上海去年这一增幅是5%。

“服务业的增长率在加快，这就说明转型的方向是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京沪增速处于最后两名也无所谓。”芮明洁表示。

不过，在由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创新驱动的转变上，两市仍然面临挑战。

“创新驱动听起来好听，但科技产业规模很难做大，而且风险高，回报周期长，所以它支撑一个大的经济体的能力还是有限的。还是要在消费上做文章。”陈秀山表示。

而上海的消费市场，与去年相比，渐显乏力。上半年，上海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56.1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5%。去年这一增幅为17.5%。

“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上海投资和消费的增速都在放缓。”张兆安告诉时代周报。

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来看，也未见乐观。剔除价格因素，两地居民收入增幅，与GDP增幅基本同步，甚至略低。由此可见，两地民众财富与内需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提振。

“京沪转向消费驱动，应该说有基础。但消费提振也有短板，一方面，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还不够充分；另一方面，目前又有一些限制消费的政策，比如限制买房、买车，这些政策客观上会抵消一部分内需消费。”陈秀山告诉记者。

转型“华山一条路”

转型，显然是两市的“华山一条路”，尽管艰难，也需持续前行。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京沪两市聚焦的重点。事实上，在“十一五”期间，两地生产服务业均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上海年均年均增速超过15%，北京年均可比价增速则达到13.1%。

在两地的“十二五”规划中，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也是重要关键词。北京明确提出，“十二五”末期，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55%。上海也提出了具体指标：未来五年，金融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5%，物流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3%，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比2010年翻一番，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万亿元，信息服务业经营收入达到6000亿元。在6月29日举行的上海生产性服务业联盟成立大会上，也传出消息，力争到2015年，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比2010年翻一番，使上海成为全国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区。

“生产性服务业在上海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芮明洁向记者表示，“应该更多地推动向服务经济方面的转型。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政府的推动力度也很大，但它仍然属于制造业范畴，一方面应通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制造业向高端转换；另一方面，更多的精力仍应放在生产性服务业上面，如供应链、物流等。”

芮明洁认为，发展生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转型相辅相承。“在制造业向高端转型的过程中，一些积聚于制造业内部的生产服务的需求会释放出来，生产性服务业就会发展起来。”

此外，如何进一步提振民资投资与消费的动力，也是“失速”的京沪两地增长的又一剂“强心针”。在上海社科院的“蓝皮书”中，投资储备不足，民间投资缺乏动力，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明显降低，也被认为是上海转型的重要矛盾和问题。

“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我总的想法是交给市场，政府是寻找不到的，政府要做的就是放，放松管制，打破垄断，提振民资投资与消费的动力。”陈秀山告诉记者。

在国资都占据极大份额的京沪两地，“民资转化为投资的限制主要是国有经济垄断，在资金获取、市场进入方面的机会不平等。不是说要取消、减少国企，而是说要把民企和国企真正放在一个平等竞争的地位。如果这方面放开了，市场就活了，资金就有出路，投资会有新的驱动力，另外，民资的发达也会带来收入的增加，相应地，会提高消费能力。”陈秀山表示。

“民营经济的体制机制较为灵活，更容易实现创新。我建议民企应去发展一些产业融合的东西，产业融合本身就是创新。这块民企是大有可为的，当然前提是政府要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比较宽松的环境。”张兆安也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