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舍难离的高寒山地大移民

2011-07-28 05:44:38

来源: 时代周报

未来5年，广东将投入18亿元对居住在高寒山区等不具备生产生活条件的30万贫困农民实施整村搬迁。尽管渴望致富，但高山里的农民对使其贫困的大山有非同寻常的依赖，若切断与大山的联系

本报记者王丽榕发自广东连南

7月21日一早，广东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的深山里，唐君敏在屋里滴答响的雨滴声中醒来。

唐君敏的泥坯房，有32年历史，逢雨必漏，他早习以为常。其实，他在20多公里外的县城有新房子。

2009年，连南县决定在县城建自愿移民新村，将全县高寒山区3278户贫苦户分期搬迁。在山里“住怕”的唐君敏，咬咬牙，借了7万元，在该村买一套100平米的房子，去年已乔迁新居。

然而，一直以“耕山”为生的他，还未在县城找到新营生，又跑回深山里种树，回到他那几间破落又阴暗的黄泥屋。

6月27日，广东第二个扶贫济困日前夕，广东省扶贫办主任林果透露，未来5年，广东将投入18亿元对居住在高寒山区等不具备生产生活条件的30万贫困农民实施整村搬迁。

这是继上世纪90年代，清远搬迁石灰岩地区18万贫困人口之后，广东又一次人口大迁徙。

已先行一步的连南，计划在3年内完成搬迁任务。记者发现，尽管渴望致富，但高山里的农民，对使其贫困的大山，有非同寻常的依赖。若切断与大山的联系，比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他们甚至宁愿不移民。

20年等一回

连南瑶族自治县在广东北部的南岭山脉中，“九山半水半分田”，是广东著名的贫困县。

今年45岁的唐君敏，就是该县三江镇内田村人。这是一个只有1705人的纯瑶族村，海拔600米以上，5个自然村散落在各个山头。唐君敏家在最高的牛头村，

“靠山吃山”，内田人以种植林木为生。一棵十几公分高的小苗，长成十几米的大树，至少要20年。

21年前，唐君敏结婚时，从父亲那里分到60多亩的山地，他种了6000多棵小杉树。等到儿女都成人了，木材也初长成，可以卖一大笔钱。

以去年木材价格，一棵树大概值35元，6000棵树可卖21万元，除去林业税费、雇工（砍树、剥树皮、把树从山上背到路边等）及树苗成本，纯收入约10万元。

不料，2008年初那场史无前例的雪灾，使他指望这些木材使家里富裕点的希望化为泡影。十几年的树，树干被积雪拦腰折断，树根被连根翻起。根据连南县政府当年大事记，这场雪灾使全县52.9万亩山林受灾，直接经济损失6.2亿元。

无树可砍的20年，唐君敏一家的经济来源就是打短工。“我眼睛不好，老婆在山里帮其他人种树、除草，现在干一天五六十块。”他说，“够买大米、买油、交电费吧。”

内田村由于地处高山，并无稻田，村民粮食不能自给。

因此，家里积蓄甚少，若有意外，只能借钱。四年前，小女儿骨头坏死，上广州求医，又举债46000元，经济负担甚重。

雪灾之后，唐君敏只好提前两年砍伐山林。由于多残木，木材又不够粗，他收入大概减少1/3。

“后来，政府给我们每人8块钱的补贴，用来恢复生产，五口之家40元，还不够买半个月的大米，能用来干什么？”唐君敏的表妹夫邓木生笑道。

邓木生婚后也从父亲那里分到一块山地，1998年-2002年，他和妻子两人开始在山上开荒种树。没想到2008年，大雪把小树弄断了，十年心血付诸东流。

“断树难长，要重新种。但是，种树这几年的开销哪里来呢？以前，我出去打工一年，然后回来种树一年。但如今孩子上中学，花费多。”邓木生说。

现在，邓木生在县城开三轮摩托车载客。“我也想再种树，但害怕再白费心力，人生有几个十年？”

“在山里住怕了”

唐君敏住的是一排外墙斑驳的泥房。这是父亲1979年盖的，住着他和两个弟弟等三家人及父母。如今，有的房间移位了，墙缝有巴掌大。墙面小缝则密密麻麻，状如叶脉。屋顶长年漏水，地面水渍斑斑。

实际上，这房子在村里已算好的，至少不曾倒塌过，而且外墙刷石灰，地面铺水泥。

内田村里92%以上的房子是泥房，多数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基本泥墙泥地，属于危房。不少人家一到下雨天，就睡不好觉。

村民唐灶一家就是如此。2005年4月一个夜晚，暴雨如注，有一间房轰然倒下。睡梦中的一家五口，听到声响，赶紧冲到屋外。幸好，倒的不是睡房。

唐君敏的小女儿因病休学过两年，从去年开始到县城上四年级。“以前是在内田小学，走路要一个小时。天气不好时，比如下大雨大雪，就不去上学。”唐君敏说。

内田小学在内田村委会旁边，目前只有一、二两个年级，十来个孩子，如果上更高年级，要么就去县城，要么到山下的金坑小学—步行要两个小时。

午饭时，唐君敏妻子端上两个菜，猪肉炒青菜，猪肉炒黄瓜。这已是难得的丰盛，他家一般是米饭加蔬菜。

“米买最便宜的，菜自己种的。肉很少吃，太贵啦，还买不到。”唐君敏笑着说。

离唐家最近的一个肉档，骑摩托车也要20分钟。多数村民告诉记者，一个月吃一次肉算是奢侈。“在内田，30斤肉两天都卖不完。”一个村民说。

饭后，唐君敏笑言想当渔民，“太讨厌这些山，真的住怕了。”

但事实上，他有机会搬离大山后，又离不开大山。

扶贫移民30万

这个机会出现在2009年夏天。那年7月，内田村委会通知各家各户，县政府决定在县城三江镇上建一个高寒山区自愿移民村，每户只要5万或7万元，就能买到一套80或100平方米的房子。

县政府的这个决定，与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有关。2007年12月12日，刚到广东履新的汪洋，来到连南县大坪镇大古坳村调研。

大古坳村是一个海拔高800多米的瑶族贫困村，下辖7个自然村，426户人家，1397人。2007年，人均收入250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150户，452人。

当时，通往大古坳的是盘山的砂石路，一下雨便泥泞不堪。村民纷纷请求汪书记修路。“那时候，汪书记并未表态。”7月13日，连南县扶贫办主任黄火兴向记者介绍当时的情景。

2009年1月，汪洋再次来到大古坳，村民又如是请求。“汪书记就请群众走出大山，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居民、出行、上学、看病、就业发展等方面的难题。”黄火兴道。

当年4月，连南县在全县高寒山区开展移民户调查。结果，2851户农户中，有1629户农户愿意搬迁到县城及中心镇，1222户不愿意搬到城镇。

随后，《连南瑶族自治县高寒山区自愿移民总体实施方案》（下称《连南移民方案》）出台。从2009年至2013年，将前者安置到三江镇及寨岗镇的公寓式移民新村，后者安排在本镇或本村内的移民新村。

2009年8月，为落实汪书记“加快实施移民搬迁工程、推进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指示精神，三江镇上的高寒山区自愿移民新村动工。该村规划占地面积346亩，总投资4亿元，规划建2000套移民安置房。

连南只是一个开始。

2010年初，广东省政府制定《广东省不具备生产生活条件贫困村庄搬迁安置工作实施方案》（下称《广东搬迁方案》），贫困村庄搬迁在全省悄然拉开序幕。

今年6月27日，广东第二个扶贫济困日前夕，省扶贫办主任林果透露，在未来5年，广东将投入18亿元对居住在高寒山区等不具备生产生活条件的30万贫困农民整村搬迁，彻底摘掉“最穷的地方在广东”的帽子，其中今年将搬迁500个村8000户。

扶贫移民，广东在上世纪90年代就大规模实施。当时，全省石灰岩地区有22万贫困人口，清远聚集了18.7万人。从1991年开始，清远市组织石灰岩特困乡镇的迁移试点，1993年全面铺开，至1998年，完成了18万贫困人口大移民，堪称岭南地区现代史上最具规模的大移民。

2008年底，这些移民人均年收入由200元增长至3550元。联合国粮农组专家赫来德认为,这种扶贫做法具有现实意义和世界意义。

不过，2007年清远市政府的调研表明，石灰岩地区的移民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个别移民迁入地户口、宅基地、耕地问题仍未得到解决，造成移民两边跑；再如，部分移民回迁和目前生产生活问题；还有，移民子女入学就读问题等。

搬与不搬

2010年8月，连南三江镇移民新村首期完工，共4栋112套房子。

大古坳村前党支书邓五介晚，带头从高山里搬出来。“汪洋书记说了，走出大山越远，离幸福越近，我是响应汪书记的号召。”他如此解释自己搬迁的理由。

邓五介晚与汪洋可谓“老相识”。汪洋四次到连南，与之相谈甚欢。如今，大古坳村委会办公室，邓五介晚移民新村家中，都挂着两人的合影。

然而，对普通农民而言，搬，或者不搬，搬往何处，与汪书记的号召无关，他们做选择更多从实际出发。

当知道有机会离开大山后，唐君敏着实纠结了好一阵。搬，没钱；不搬，没前途。最终，他决定要搬。于是，东拼西凑，借7万元，在移民新村买了100平米的房子。当时，为女儿治病而借的钱，还有一大半没还。

“为了小女儿上学，为了小孩思想开化。”他说，“压力很大，但没办法。”

记者接触了近十个高寒山区家庭，移民都是为了孩子在县城接受更好的教育。而且，每个家庭购房至少有一半钱是借的。

“我两个孩子读书不错，到县城来，能提高成绩。以前在山里，考80分是第一名，在城里考95分也不是第一。”大古坳村唐马七四尔笑道。

她向银行贷款3.5万元，又向朋友借了5000元，加上多年在广州打工及近年养鸡的积蓄，才凑够7万元。

去年8月，唐君敏搬到新房子。白墙红砖，干净明亮，赏心悦目。两个弟弟合买一套椅子贺他乔迁之喜，他们因为借不到钱，没法搬。

“能搬出去的，基本上还有点小钱。没搬出去的，90%以上是因为缺钱。”邓木生分析道。

黄火兴摇摇头说：“搬出去的可在城里创业或打工，即使打工，每月大概1200元收入，如果一个家庭两个劳动力，则年收入30000元左右，五口之家的人均年收入大概6000元，早已脱贫。而他们在村里的土地可流转给留下来的人耕种，后者种得多，收入也会增加。”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离不开大山

内田村48户移民，没有放弃自家的林地，都定期回去耕山。

搬家不久，唐君敏就坐不住了。之前有几片山的树苗才刚种下，要经常除草，才能长得好。于是，他骑上摩托车，带妻子回去耕山，留下儿子和小女儿在县城生活。“儿子就在移民新村当保安，每月600元，小女儿在城里上小学。”

其实，在县城里有不少工作机会。移民新村管理处工作人员时常上门派发传单，介绍工作，比如皮革厂、毛纺厂、农场等。但唐君敏都没去，因为他年纪大了，且左眼几乎看不见，不适合打工。

所以，虽然不喜欢大山里的生活，他实际上却离不开大山。晴天，早上六点多就出门，带上水和饭，在山里耕作到傍晚六点多回到老屋；雨天，就在屋里待着。

这和以前的生活并无两样。“还要在山里待三年，等到小树长大些。”唐君敏向记者比了三根手指头，“当然，有空也会回城里。”

“如果不让耕山，我们就不搬出来了。”唐灶告诉记者，“在城里打工是可以赚些钱，但不是长久之计，耕山才是最终保障。”

2009年，签搬迁协议时，有一项要求他们把户口转到城镇。“都农转非了，还有山可耕吗？”唐君敏说，“后来，我们就不签，政府才说可以由我们自主选择户口。”

今年，为了户口问题，内田村民唐新贵也左右为难。“政府非要转城镇户口，可我50岁了，打工谁要？在农村至少可以耕山。如果不是为了孙子将来到县城上学，我才不搬。”

根据《连南移民方案》，凡搬迁到县城及寨岗镇移民安置小区的移民，其户口必须转为城镇居民户口，农户原先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必须依法进行流转。

但《广东搬迁方案》则规定，“搬迁农户在原村承包集体的耕地、林地等农用地的经营权不变，并有权自行决定依法流转”。

黄火兴向记者解释道：“转户口是为方便上学、办理医保和养老保险，土地承包经营以前是怎样，现在还是怎样。”

三十多年来一直研究移民问题的河海大学中国移民研究中心主任施国庆认为，自上世纪80年代实施扶贫移民以来，取得很大成绩，目前全国各地也在实施扶贫移民，但缺少一部国家层面的法律来规范，各省虽有地方性条例，但还是“容易想到哪干到哪，想干什么干什么，出现失误”。

离不开大山的，还有大古坳村民。尽管汪洋鼓励他们走出大山，但走到县城的只有11户，还有30户只走到山脚下。

今年6月30日，大古坳中站移民新村举行了入住仪式，不愿搬到城镇的村民进行村内移民，从山顶搬到了山脚。

“搬到山下，方便孩子去镇念书，我也可以上山耕田，若搬到县城，就不能耕田，工作又不一定找得到。”7月13日，在中站移民新村新家门口打扫卫生的唐孟角四说。

施国庆认为，扶贫移民成功的关键是要尊重移民意愿，不能有太多强制性；且要在迁入地为移民找到长远的生计，像内田村民跑20多公里回去耕山，生产与生活分离，很不方便，不过他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

唐君敏盘算着，三年后树苗不要花大精力打理时，或许要在县城附近租块地种菜，找点别的门路赚钱。

高山贫困的安全感

本报记者王丽榕发自广东连南

7月14日，记者坐连南县供销社的顺风车上大古坳村。开始在国道上，路又宽又平，两旁青山倏忽而过，甚是惬意。

当汽车驶入盘山村道后，路面突然收窄至两三米，只有一辆中巴能通过，若是迎面过来一辆车，便不知如何相让。且山路十八弯，有些弯道几乎是90度，却没有护栏，不小心便会掉到山下。

半小时后，当汽车小心翼翼停在大古坳老村村委会时，记者松开安全带，手心全是汗水。

瑶胞祖先为什么选择居住在那么高的山岗上？“为了躲避与汉人冲突以及战乱吧。”有瑶民回答，“住得越高越有安全感。”

安全的代价就是，远离平地上优越的生存资源。这里的泥房子里住着人，当珠三角地区人们已经厌倦山珍海味，以吃野菜为时髦，这里的人却盼着过年能肆意吃上一顿肉。

这里可以种水稻（一年一季），稻田里可以养鱼，田埂上还可以种玉米和蔬菜，房前屋后能养鸡养猪，虽然基本上能让他们吃饱肚子，却不能让他们富裕。即使修一条高速公路通往山顶，他们还是离好学校、好医院和好工作很远。

搬迁是必须的。问题是该怎么搬？

按连南县政府的设计，只要是在扶贫办登记在册高寒山区的村民小组村民，只要交得起规定的房款，那就可以住上山下的新房子。

但实际上，村民中的绝大部分，交不起房款。而交得起房款的，多数是相对富裕的，或有一定社会资源的人，比如村委书记、主任或者他们的亲戚朋友。

连南县扶贫办主任黄火兴解释说：“邓小平同志说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的人带动后富的人共同富裕，我们也是先让有能力的人搬出去，尽早脱贫。”

黄火兴透露，县城移民新村一套房子，政府财政及对口扶贫单位总共要给移民家庭补贴约7万元。也就是说，这些相对富裕的家庭，比那些凑不齐钱的家庭，一次性多获得了7万元的帮助。这是制造不平等的第一步。

接着，这些人在此基础上，获得更多资源。比如，大古坳村的唐马七四尔一家，由于搬到移民新村，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关注，然后官员又把她推荐给农场老板，成为农场仓库管理员，这样她比在农场只干农活的姐妹每月多出近千元的收入。

虽然唐马七四尔可以稳定脱贫了，但是贫富差距也就这么一步步拉开。

或者有人会说，这不就是马太效应吗？这是一种规律，无法避免。

但扶贫取长补短，就应该更多考虑公平因素，减少这种效应的叠加。比如最穷的、没有房子或住危房的那些人家，这些人应该根据其意愿优先搬出来。

也可把村里人划分成几个群体，不同富裕程度的人所给的补贴有差异，相对有钱的，少补贴一点；相对贫困的，多补贴一点。

在连南，记者还发现了一个“帮富不帮贫”的故事。1996年，广东省水利厅、农业厅等部门便下拨了共57万元的扶贫款，支持内田村小水电站建设。

但水电站投产十几年了，内田村民始终没有得到这57万元扶贫款产生的利润分配。原来，电站几个大股东将利润私分了。其中，有一个大股东便是该村的前村长石世良。

后来，经过连南县纪委核算，这十几年来，57万元产生的、应该分配的利润是120多万元，平均每个村民每年大概可以分得50元。对于百万身家的大股东而言，这不算什么，但是对于普通村民而言，这是一个四口之家半个月的口粮。

然而，无论村民如何抗争，至今还是不能拿到他们应得的那份钱。而村委会、镇政府，也不想去得罪股东，此事便一直僵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