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想象中的牧歌校园

2011-05-12 04:30:46

来源: 时代周报

任曙林的《中学生》系列所展现的并不是一种对于当时教育制度或教育模式的批判或质疑，而是通过展现一种在今天看来具有相当理想化色彩的无垢、纯朴与纯洁的校园生活，让我们记忆一种特定的历史真实。至于如何评价当时这种现实，则是今天我们这些照片的观看者的任务了。

特约记者赵妍发自上海

任曙林是当年摄影团体四月影会的成员，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涉足摄影艺术，拍出了一系列反映时代变迁的作品，比如70年代的《先进工作者》、80年代的《1980年的北京高考》和《八十年代中学生》（以下简称《中学生》）以及90年代的《矿区劳动者》、《山区女孩二十年》。

（北京171中学教室，正在大扫除。1985年9月）

2011年4月30日至6月1日，《中学生》摄影展在北京798映艺术中心/映画廊举行。这一作品在坊间流传已久，虽然从未展出，却早已拥有大量粉丝，而像陈丹青、顾长卫、鲍昆这些从那个青春岁月走过的一代，对这一作品更是怀有特殊的情感，纷纷撰文评论。

《中学生》拍摄于1979年到1989年间，跨越了整个80年代。彼时的任曙林25岁，站在青春的尾巴上，他走进北京的校园，先是拍摄高考，紧接着便开始长达十年的《中学生》的拍摄。

也正是在这十年，中国摄影圈的弄潮儿们办起了如火如荼的“四月影会”。“去主旋律化”是当时圈内的先锋思潮，而社会各界也开始呈现出对原先新闻宣传标准化形象的抗拒，毫无疑问，任曙林也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在《中学生》系列作品中，“中学生”形象不再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和四个现代化的新一代，他们是鲜活、灵动、日常、真实以及有别于“文革”时代的美感。

“因为中学这段时间是个变化的时期，这个阶段是人成熟之前很关键的时期。”谈及拍摄题材的选择，任曙林这样诠释“中学生”这个群体，“它不仅决定一个人的未来，还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因为这个群体对于社会的反应很敏感，他是在求知欲很强的时候。所以，从摄影表现的角度来讲，他能表现的东西就比较多，变化的东西比较多，只有变化的东西才有意思。”

而拍摄《八十年代中学》的这个阶段，也是摄影师确立自己摄影理念和道路的阶段。“当时我们大家的确希望能够做到去主旋律，否定掉以前那些假大空，但否定之后的路怎么走？有些人去拍风光了，有些人去拍边缘题材，老少边穷，少数民族，我没有那么走。我还是希望拍人像，我希望把人的真实状态拍出来。”

这成了任曙林影像作品的个人特色。“让形象自己说话，而不是靠故事来说话，或者说拍摄者强加于形象的故事。”于此相辅相成的是任曙林摄影中另一特色—对“司空见惯”事物的再发现—这与国内纪实摄影以“陌生化”、“边缘化”为拍摄题材博取震撼的做法十分不同。

（北京171中学，雨后的操场。1984年6月）

《中学生》刚刚拍摄完毕，便遭遇了物欲横流的90年代。这也是作品时隔20多年才正式展出的原因，“当时觉得也许永无出头之日了，因为社会环境没有那个氛围，你自己再怎么想也没用。但到了本世纪以后，策展业开始出现，文化产业开始发展起来，才有了举办展览的可能性。”

摄影师任曙林是否也有自己欣赏的同行呢？“老的一代，我喜欢吕楠的作品，年轻一代我欣赏游莉。至少他们在拍摄过程中是放松的，形象本身能说话，我觉得就好。如果刻意较劲地拍摄，就会把形象给捆住了。形象被捆住了，本来是活的，你给弄个半死不活，甚至可能弄死了，这就不是好摄影，就成绘画了。”

（北京171中学校门口，背绿书包的男生。1983年7月）

任曙林的摄影反叛

顾铮

任曙林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前期的《中学生》系列，是一件费时六年多的作品。今天面对这些衣着朴素、表情单纯的青少年男女，真有恍如隔世之感。他的《中学生》系列，将我们重新带回那个已经不再复返的时代，也带给我们重新思考摄影与思考青少年这个概念的机会。

一般而言，出现在国外现当代文学与艺术作品中的青少年形象，以反叛形象居多。作家J.D.塞林格、杰克·克鲁亚克、摄影家拉里·克拉克等，都以塑造青少年反叛者形象获得成功与承认。青少年面临人生中的精神危机，并且通过程度不同的反叛父辈、前辈的行为，来完成一种精神独立的过程，走向比较成熟的成人阶段。然而，即使在今天的中国，青少年有“反叛期”，青少年经过“反叛期”可能会走向更为成熟的阶段是一种基本成长模式的看法，至今仍然没有获得合法性与普遍接受。我们的文化艺术作品与文化产品中，青少年形象仍然以正面形象居多。

在任曙林这些反映上世纪80年代中国青少年学习生活的照片中，当时的青少年形象更显得正统、划一，当然也符合一般公认的青少年形象。这也可以认为，他的这部作品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这种社会观念与现实。而这种付诸青少年的“好孩子”观念是至今仍然继续的社会观念。

在《中学生》系列的照片中，那些80年代的中学生们专注于他们的学习，他们的校园生活看来也比较单调，多为集体主义式的活动。我们也从照片看到，他们身体的发育已经开始，女生们爱美的倾向已经出现，但朴素的服饰仍然表明一个历史时期的物质生活水平与审美观。

相对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中学生们，因为拍摄对象是北京的中学生，他们的服装在那个年代还属于前卫新潮一代，其他地方要更朴素些。

他们的生活与学习的环境也比较单纯，他们的生活与学习空间没有各种世俗的诱惑出现。总之，这是一个类似于真空的空间。一切还非常平静，有时甚至还有点沉闷，一切也都还那么坦然。这也正好与当时社会的表面气氛若合符节。这些中学生们当时其实已经处于一种激烈竞争之下，学生的内心平静已经被高考所打破，只是情况还不像今天这么变态与扭曲。他们表现在外的心态、表情与身体势态，仍然如照片所看到的，还是那么单纯。他们埋头学习、参加体育锻炼、有时也有一些集体活动，如擦窗等，有时也必须无条件地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如国庆游行表演）。至少从表面看，在中学这个似乎被隔离开来的小社会里，还有一丝牧歌式的诗意飘荡在画面中。因此，今天我们看到这批影像，也能够被唤起某种怀旧情绪。

在任曙林拍摄《中学生》系列当时，作家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已于1977年发表。这篇被认为是“伤痕文学”发端的小说的出现，开始引起人们对于僵化的教育制度、尤其是意识形态控制教育的反思性思考。那个思想意识非常正统化的学生干部谢惠敏，作为那种僵化教育体制下的某种典型人物而受到质疑。但是，在任曙林的这个系列中，摄影所特有的观看方式却无法展现如小说这个手段所能展现的复杂的内心活动、人物描写与作者对于现实的思考，因此，《中学生》系列所反映的只是一种某个特定群体处于常态之下的日常生活情形。

与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所能够达成的目标不同，加上摄影与小说各有其独擅胜场的地方，任曙林的《中学生》系列所展现的并不是一种对于当时教育制度或教育模式的批判或质疑，而是通过展现一种在今天看来具有相当理想化色彩的无垢、纯朴与纯洁的校园生活，让我们记忆一种特定的历史真实。至于如何评价当时这种现实，则是今天我们这些照片的观看者的任务了。这同时也告诉我们，摄影的可能性与局限性是如此复杂地相互交织在一起。

虽然任曙林所呈现的青少年们并不属于反叛者，但任曙林本人通过这部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摄影观念与手法却具有某种反叛性。就拍摄手法而言，《中学生》系列始终以平静的态度去观看中学生的生活，至少没有以过分阳光感的高亢画面，去加持那种集体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始终从平视的角度去处理他面前的对象。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手法起到了对于青少年形象的去理想化的作用。《中学生》系列着重反映的是这部作品的主角中学生所身处其间的日常生活。记录、反映常态的学习生活是任曙林的目标，即使有时仍然能够发现国家政治生活对于学习的涉入，如学生为参加国庆游行排练所写的决心书等，但《中学生》系列基本上没有纳入或者主动回避了这类内容。他的照片少有中学生们激烈的表情、行为与状态。显然，他的这种追求发现日常的诗意、刻画日常的诗意、不仅仅于高潮瞬间的观念与拍摄手法，对于传统的摄影观念与报道摄影的概念是某种商榷、冒犯，也是一种突破，尽管那有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突破。

本版图片映艺术中心/映画廊提供
展览时间：2011年4月30到6月1日
地点：北京798艺术区七星中街映艺术中心/映画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