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逆城市”倾向：回归乡村

2019-08-14 17:12:21

来源: 时代周报

借由一本文学杂志，百年来乡建运动的历程重回公众视野。十几年的超速、过度发展已经使很多人产生了“逆城市”的倾向，可是农村的生存空间却被城市化进程挤压得越来越小

本报记者喻盈发自北京

艺术家欧宁的整个四月都在飞行，深圳、上海、广州、北京、成都……为推广他主编的文学双月刊《天南》，他四处演讲，但演讲的主题却更多围绕农民、农业、农村，围绕亚洲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实践。他在《天南》第一期里，用超过2/3的篇幅、120个页码来聚焦乡村，同时为这个有着浓烈社会介入意识的特别策划取了一个文学味的名字：亚细亚故乡。

欧宁说，这是他五年积累的一次总爆发，编辑“亚细亚故乡”的过程，也是他围绕乡村建设问题对自己观察、思考的一次整理。他试图将“吃米民族”的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观照，向这个时代仍关注文学的人传递一种文学的“行动”精神。于是《天南》里集纳了《微物之神》作者阿兰达蒂•洛伊对反水库的阐释，为印度的河流和乡村呐喊；纪录片研究者熊琦探讨已故导演小川绅介与日本乡村的联系；欧宁自己采写了泰国乡村的乌托邦艺术实验；《江湖在哪里》作者吴音宁回望台湾乡土的变迁……最重头的文章之一《行动在大地》，是去年因对自己故乡村庄梁庄的剖析而引起广泛关注的《中国在梁庄》作者梁鸿，历时两个月考察，对中国当代乡村建设者的群像描摹。

借由一本文学杂志，百年来乡建运动的历程重回公众视野。这像一次意外，也是必然。十几年的超速、过度发展已经使很多人产生了“逆城市”的倾向，可是农村的生存空间却被城市化进程挤压得越来越小，传统生活日益凋敝，人们需要寻找返回的路径。

加重故乡孤绝的一根稻草

尽管背一个上书“农用”二字的挎包，欧宁身上已经看不出一点“农人子弟”的痕迹。1969年出生于广东省遂溪县下六小镇的他，曾把自己的成长描述为一种“除根”化的过程。回忆里少年时代务农的经历，只是把他与乡土推得越来越远：“每年暑假，我要回家帮工，有一次因为长时间在田里插秧，被毒日烧灼，到黄昏收工时双眼竟不能看路……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暗下决心通过上学读书来求变。”1988年到当时中国最尖端的城市深圳读大学，此后更因策展人、艺术家等等跨界身份与更广阔的世界发生连结，欧宁承认，此刻别人对他外在的判断更可能是：时尚人士。

可是现在，他却想要“寻根”：“在此时走向农村，完全是逆潮流而动，去选择大多数人急于抛弃的生活，但我的念头已越来越强烈。”

直接的触动是在2005年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台湾建筑师谢英俊介绍了他在农村推动生态建筑、协力造屋的理念，并让欧宁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名字：晏阳初。

生于1890年的晏阳初，因开创了乡村建设运动， 1943年与爱因斯坦、杜威等人同被美国一百余所大学及研究机构评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贡献的十大伟人”。这个普林斯顿大学硕士毕业生，1920年代便骑着毛驴、带着家属以及他成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搬迁到河北定县翟城村定居，与农民打成一片，开始了持续十年的“定县乡村试验”，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被迫中止。晏阳初将中国农村的问题归为“愚、穷、弱、私”四端，先教农民识字，再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分别医治，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他期许由提高平民素质尤其是农民的素质，来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

读过《晏阳初传》，欧宁为之折服。一向关注社会现实的他，回想自己在广州做城中村调查、拍摄纪录片《三元里》时的感受：“城市的贫民窟很多都是农民工的聚集地，很多城市问题追根溯源还是要到农村寻找答案。”过度城市化成为一种规划上的“暴力”，越来越挤压农村的生存空间，欧宁回望自己的故乡，发现它与中国的大多数农村一样，人去地空，面临破产的边缘，“它们有的向城市奉献土地，有的则输送劳动力，但都无法延续自己的生命与活力”。故土凋零，自己曾经力争上游的“逃离”，似乎也成了加重故乡孤绝的一根稻草。

有没有一条可以往回走的路径？

当乡村日益被看做现代化发展的阻碍与病灶，其生存模式与文化结构日益面临被解体、被扭曲的挑战，欧宁慨叹晏阳初的理念及实践直至今日仍未过时，甚至更显迫切。他尤其感佩这位乡村建设先行者提出的两点理念：乡建工作要从农民已有的基础上展开，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开展乡建，不是要把本身的理念硬塞给农民；乡建不是慈善，而是激发农民内在的力量。“说得太到点了。” 欧宁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关心农村的人很多，但大多数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当做施予者，“慈善让人产生依赖，却没有激发农民的主体性，反而可能使农民更没有自信。”在他看来，没有自信的农民，自己都会怀疑自己的生存方式，不断被主流价值洗脑，中国几千年农业生产积累的传统智慧迅速被抛弃。

自此，欧宁将自己的关注兴趣越来越向农业、农村、农民转移。

让庄稼、草和昆虫一起长

2009年12月，欧宁前往河北定县翟城村考察，那里不仅是晏阳初1930年代平民教育的根据地，也曾在不久前经历过一场承继晏阳初理念的当代乡村建设实验。

当代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发起人之一邱建生2003年提议在翟城村晏阳初平教会农业实验场的旧址成立“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继续晏氏当年的“定县试验”。这一设想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等长期关注“三农”问题与乡建实践的学者积极响应。

这所学院对“劳动者免费入学”，举办有关“三农”问题的培训班、论坛、研讨会，吸引来全国各地上千人次的农民、乡村干部、知识青年志愿者。学院鼓励农民进行合作社实验，还第一次尝试将乡村的生产合作社与在城市建立的消费合作社对接，实现城乡互动。

在学院的院墙之外，就是有机种植的试验田。不打肥料，不拔草，庄稼、草和昆虫一起长。这是恢复自然生物链、还原健康土地的方法—杀虫剂与化肥对农村的土地污染严重，据化验，农村种植土壤的污染度已超过正常标准百倍，要使之重新净化至少需要三年。

然而“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刚刚撑过三年便被迫关闭，复原的土地又重新进入污染的循环。

欧宁见到的翟城村，在华北的冬日下显得荒凉萧瑟，几年前的热闹已经不复存在。晏阳初乡建学院的校舍早已改作幼儿园，学院操场长满和人齐高的杂草。谢英俊曾在这里集合村民协力建造的两栋新型生态房屋也已荒废。只有校门口一排“建设乡村，开发民力”的标语，提醒人们乡建运动的过往。

但欧宁依然有所收获。他住在副支书米金木家里，发现米金木的妻子陈彦芬和翟城村的妇女们晚饭后串门时竟然说出“绿色农业”、“留守儿童”和“多元文化”这样的词语。六十多岁的陈彦芬虽然只有初中毕业，但床头摆满了晏阳初和温铁军的著作，经常上网学习新知识，当欧宁试着教她使用新浪微博时，她的领悟速度让欧宁非常惊讶。“乡建学院虽然已经停办，但它给翟城村的影响却长流不息……这正是民力开发的结果！”欧宁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感慨。

寻访晏阳初道路的承继者

时隔一年，当《天南》开始筹备，欧宁选定了“亚细亚故乡”的主题，他决定更进一步深入当代乡建实践者当中。由于《中国在梁庄》给他的震撼，他想到了请梁鸿来参与这次调研。而梁鸿接到陌生人欧宁的电话，首先是被“亚细亚故乡”这个题目所感动：“他没有用农村、乡村这样的字眼，而是直接说故乡，一下就勾起了最本源的情感。我们很多时候对乡村的感觉，是把它看做一个实在的问题，但是他一叫‘故乡’我就觉得，哎呀，跟我们的情感相关，跟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

欧宁和梁鸿首先去了福建的安溪福田，那是邱建生的最新根据地。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被迫关闭后，邱建生辗转海南、福建，一直没有中断乡建实践。他先后成立国仁工友之家、福田福前文化中心、培田社区大学，现在又面临资金中断的窘境，手头的项目或勉力维持或停滞、关闭或刚刚起步。但他自己却认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只要还在做，肯定会有空间”。邱建生的艰难与乐观都让梁鸿印象深刻：“我根本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人，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农村做种种事情，却一直处于连自己的生活都难以解决的地步。”

梁鸿用“沿门托钵，等米下锅”来形容像邱建生这样纯民间乡建推动者面临的困境，而这样的困境也是1920、1930年代的晏阳初同样面对的。战时国内经济最困窘的时候，晏阳初甚至赴美国募捐才得以维持“平民教育总会”的运转。

“我们今天谈论晏阳初的乡建运动，可能对他当时的处境有美化和幻想。实际上我觉得他面临的很多社会困境跟现在一样。”梁鸿在与另一位乡建实践者何慧丽的接触中，也印证了她的这个判断。

何慧丽身兼学者与官员的双重身份，她北大博士毕业，在中国农业大学任教，从2003年起到河南兰考挂职做副县长，进入基层政府框架，努力调动官方力量来推进乡村建设运动，这使她在推崇民间、独立的部分乡建知识分子看来，是个另类的“野路子”。

2005年，何慧丽因组织农民进京推销无公害大米名噪一时，使当代乡村建设议题一定时间内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她在兰考把农业合作社搞得轰轰烈烈，以村为单位实现组织化，也一步步践行将农村生产合作社与城市消费群体对接的“城乡互动”，自进京卖米之后又带领合作社农民到郑州推销生态喂养的健康猪肉。她行事高调，不像其他乡建知识分子那样与政府、官场保持距离，“我的乡建里面不想排斥领导。知识分子介入政治，与政府合作非常重要。”何慧丽对梁鸿说。然而梁鸿还是观察到了何慧丽在与官场打交道时的纠结与矛盾，一方面她在努力克服自己身上知识分子的清高，另一方面更大的压力来自于知识分子内部。“在官场里，她是一个可笑的另类，在学校，有人说她像干部，而在老百姓那里，她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哪有她这样当官的，天天泡在村里？她挂着县常委的职，却不领工资，不求仕途，一心一意做乡建，她也处心积虑地和领导、和各个行业的干部打成一片，因为她想让社会的每一层面力量都能为乡村建设起到应有的作用。”梁鸿对何慧丽的困境感同身受。

“晏阳初在《平民教育运动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提到，搞乡建运动一定要‘学术政治化’，要学会与官员打交道。他为什么强调这一点？本身学者是很清高、不愿意与政治打交道的，可是晏阳初也发觉必须进入政治的层面才能使你的措施、制度真正落实下去—这背后其实意味着他们当时遇到了很多阻碍，很多人不理解，不支持。”面对时代周报记者，梁鸿再次将今夕的乡建处境作了对照。

不必警惕“小资”

离兰考十几公里，黄河故道上的二里寨合作社，欧宁和梁鸿被自己看到的状况弄哭了。

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的同学们在那里支教，这样的大学生队伍，既是当下乡建的主力军，也是预示未来乡建运动发展的希望和力量。天寒腊月，学生们在潮湿、透风的平房里打地铺，薄褥子下只铺一层稻草，用砖头垒灶做饭，吃大白菜、干面条或馒头—锅里馒头太多，锅盖翘了起来，所以用两块砖头压在锅盖上。

欧宁不否认他对这种“苦行僧”似生活的抵触，“对学生来说太残酷”。同时他也对学生们经过的过于强调纪律的培训不以为然：每天早晨集合跑步六公里，唱红歌，开会……

“乡建工作应该是快乐的。”欧宁说。他担心如果乡建的过程只是清贫与残酷，迟早会消磨掉青年人最初的热情。“我感觉乡建派的知识分子们似乎有种‘洁癖’，他们非常警惕‘小资’，现在很多有‘反城市’倾向的白领希望到乡村寻找另一种生活方式，可是乡建的人对他们很排斥。”欧宁把这看做另一种自我封闭，“乡建应该开放给社会所有力量。”

他想尝试另一种介入乡村的方式：以文学与艺术的力量，建立一个乡村共同生活的“乌托邦”。他已经选定安徽黟县碧山村作为试验的根据地，“碧山共同体”计划将由一个画在笔记本上的“理想国”开始，与现实的乡村社区营造嫁接。

欧宁的设想是，先经由当地文化局执行对农村文化资源、传统工艺的普查，建立数据库。比如徽州的木工很好，便把各村能工巧匠的联系方式找到；搜集黄梅戏社团，族谱，传统乐器，古老生产方式的资料。然后，他将发动自己周边文学、艺术、设计、建筑、音乐界的各种资源，去碧山进一步做调研，提交方案，将已经存在的民间工艺与当代观念相结合，开发出能够与农民合作生产的产品。“比如家具设计师与当地木匠合作，以当地材料，设计新家具，在我们8月举办的‘碧山丰年祭’展出。如果大家喜欢，就可以让当地农民自己开公司，量产，我们帮助他们搭建城市里的销售通道。把外来与当地的智慧力量整合，变成一种生产力。”欧宁希望借由这种模型的搭建，能在农村创造出工作机会，“出去打工的年轻人可以回来，同时大城市里那些有逆城市化倾向的白领、中产阶级，也可能转向农村找工作。”丰年祭期间，还会有面向农村孩子的诗歌课，课堂就设在碧山村的旧祠堂里，“我想重新激活农村的公共生活。”

梁鸿坦承对欧宁这一计划的保留意见：“它可能对城市白领、中产阶级更有意义，但对当地农民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影响，还不好说。”

欧宁自己也相信，具体与当地农民的接触中，他才会了解问题与困难的所在。他将严格挑选与他一起进入碧山的伙伴：“要杜绝他们对乡村生活的浪漫幻想。”

他又说：“我们已经说得够多，该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