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碚：“关键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2011-04-21 02:18:18

来源: 时代周报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中国行系列
5月16日时代周报将邀请皮萨里德斯教授与金碚教授在广州共论中国经济何处去

没有人会否认，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改革开放以来，丰富的人力资源、低廉的人力成本为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时至今日，劳动密集型行业仍是我国工业的主体—2009 年，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值和利润总额占整个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分别达到66.73%和70.64%。然而，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原先的廉价劳动力是否依然能持续地快速推动经济发展？新的经济形势又对人力资源的利用提出了怎样的要求？如何才能让劳动者最大限度地分享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带着这些问题，近日，时代周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进行了对话。

本报记者吴晓蕾实习生赵淑菊发自北京

劳动力成本上升≠丧失优势

时代周报：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还超越了日本，升至世界第二。在你看来，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有多大？

金碚：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劳动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我们有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尽管到现在我们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也都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相对来说，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在国际上竞争力更强一些。

但我们也注意到，劳动密集型产业自身也发生一些变化。过去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低，体现在低工资、缺乏社会保障等方面，但是近几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比较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劳动力优势的丧失。实际上，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力的素质也在提高，所以很多比较先进的产业仍然发挥了劳动密集的优势，比如中国有熟练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像广东的一些企业比如华为、比亚迪等，仍然发挥了劳动密集型的优势。

此外，目前劳动力的结构和成本也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随着农民收入的增长、生活的改善，实际上使得工业劳动的机会成本在上升，意味着劳动力增长的趋势会表现得比较明显。

时代周报：那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我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所受到的冲击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呢？

金碚：是的，对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冲击不是很大。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工人很多都是农民工，企业收缩后工人就回家了，没有产生很多社会问题；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之后，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数量下降是很少的，比如饮食、服装等，不会减少太多的。而且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竞争力比较强，要淘汰也是先淘汰竞争力弱的。

时代周报：那么在当前的情况下，中国的劳动力优势是否在劳动力市场配置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利用呢？

金碚：总体来说，虽然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提高，但表现出的是：主要提高的人群是低收入的劳动力，而素质较高的劳动力，比如大学毕业生等群体，他们的价格并没有明显提高。

农民工的价格在提高，一个原因是过去的价格太低，另一个原因就是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他们的机会成本在提高。其实，这就说明我们的劳动力结构存在问题。而究其原因，首先就是因为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比较快，其次就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制度。

我们国家的教育培养了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但是一线所需要的技术工人，也就是所谓的“高级蓝领”，在中国是很缺乏的。所以，这部分人的收入在增长，而很多高校毕业生却找不到工作，这表明我们的教育体制和经济发展不太吻合。因为中国毕竟处于一个工业化时期。

经济转型呼唤新型劳动力

时代周报：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受益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在我国大力提倡经济模式转型的背景下，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对于中国的劳动力提出了怎样的要求？劳动力市场又会相应地发生怎样的改变？

金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肯定是这样的。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劳动力丰富的国家，从现实国情来看，我相信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劳动密集型肯定还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但必须要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向新型劳动密集型转变。

事实上，我们所说的经济转型升级就包含着劳动者本身结构的转型升级。这是目前中国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我们说的经济转型升级不仅仅指机器，还包括劳动力的结构、教育体系、文化观念等。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可能现在的很多中国学生不喜欢做“蓝领”，这种现象是有社会根源的。相反，在德国、瑞典等欧美国家，他们的学生本身就比较喜欢动手，而家长也不会刻意要求他们成为“白领”，因此他们很愿意从事一些技术性的工作。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目前就缺少这种新型的劳动力。即便是在高新技术产业中，劳动力优势仍然是中国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比如广东的比亚迪、华为等企业，虽然说是高新技术产业，但其真正的优势仍然是丰富的劳动力—他们的工程师的数量远远多于国外同类企业中工程师的数量，而且和外国的工程师相比，他们的价格比较低，但与国内其他行业相比，他们又是价格比较高的劳动者。在高新技术产业里面也是体现了劳动密集优势，它既是高技术又是劳动密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许多跨国企业把技术研发中心逐渐转移到中国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有比较丰富的高素质的劳动力。过去，我们以低廉的劳动力优势吸引了产业链的低端环节，而现在，我们则以中高级的劳动力来吸引产业链的中高端环节。

时代周报：从调控的角度来说，为了促进经济转型，政府应当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哪些方面的改革？

金碚：首先，就是政府需要考虑什么样的劳动制度能够保证经济的发展。在发挥劳动力优势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制度上的建设需要完善，比如目前的所得税制度就限制了一些高端劳动力到中国来。因此，我们要有一个能够发挥劳动力优势，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制度；其次，要改变我们的教育体制；再次，就是思考如何去培训这些劳动者，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市场要求；最后，就是政府要起到中介的作用，引导劳动者找到合适的工作，帮助企业找到自己最需要的人才。

警惕“中等收入陷阱”

时代周报：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上升到4285美元，进入了中等收入行列。随之许多人都担心中国是否也会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关于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

金碚：“中等收入陷阱”是针对整个国家来说的，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当然这也会带来很多问题，第一个就是人口的问题，劳动力的劳动红利会下降；第二个就是老龄化的提前到来；第三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后，很多人可能因为不适应变化而失业等。

事实上，对于“中等收入陷阱”，我们有很多理解。从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经验来看，他们最初也同样是从劳动密集型开始的，但是，经过了从“简单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蜕变，他们给予我们的启发就是必须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必须要自主创新，让效率更高，增加附加值，而不是完全靠简单的人力投入。

所以，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迫切的问题，我们不能仅仅靠劳动力的数量多和劳动力的工资低，更多地应该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进一步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

时代周报：从平均数上看，4285美元是一笔不少的收入，但许多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仍然没有达到这个数字，而他们所创造的社会产品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在劳动生产率还不高的情况下，为了保证经济的增长，可能很多雇主也并不愿意提高劳动力成本。

金碚：提高劳动力成本是必然的趋势。发展经济是为了什么？目的就是提高收入，改善生活。事实上，我们有很多方法都可以保证在提高劳动力成本的前提下，产品仍然不涨价，从而在国际上保有竞争力，如改善基础设施、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者素质等等。以物流成本来举例，国外的物流成本只占10%左右，我们却占20%以上。降低产品的成本，不应该是简单地压低劳动力成本，关键还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要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用一种更高效、节能、环保、惠民的产业结构体系来适应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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