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减税与全球税收竞争

2011-01-06 01:41:01

来源: 时代周报

黄凯平

美国的减税政策

2010年12月1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一项8580亿美元的减税法案，布什时代的所有减税计划都将被延长到2012年。这一减税法案是白宫与共和党反复讨价还价最终相互妥协的结果。

此前，奥巴马提出对中产阶级永久减税的法案，并要求停止布什任期内通过的对富人（个人年收入20万美元、家庭收入25万美元以上）减税的计划。而共和党认为富人才是创造就业的主要力量，只有对富人减税，富人才有更多的资金去扩大投资，从而刺激经济恢复并扩大就业，如果对富人增税也会伤害穷人。最终，白宫与共和党达成了一个新计划，根据这一新计划，即将到期的布什时代的减税措施将再延长2年，作为交换条件，共和党将支持白宫提出的把工人的“失业救济期”延长13个月并在2011年将社保税的税率从6.2%降至4.2%。

虽然这些减税措施都是临时性的，令很多美国人失望，但这些计划并不是政府的权宜之计。小布什政府也曾先后三次大举减税，尽管减税之后，政府赤字仍在不断增加，但可以预期的是，不管是民主党上台还是共和党上台，美国的减税政策不会被废弃，这些临时性的减税措施很可能在今后变成永久性的减税法案。

美国在全球减税潮中曾领一时风气之先，率先于1981年与1986年两度减税。到1986年时，美国成了全世界企业所得税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由此也创造了美国接下来的经济繁荣。但此后美国再也没有进一步的永久性减税政策出台，而其他国家则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减税，现在美国企业所得税的税率高达40%，在全世界中仅次于日本排名第二。

美国的企业所得税的高税率让美国企业苦不堪言，英特尔公司称在国外投资办一个半导体工厂的成本比在美国至少要低10亿美元，英特尔的CEO保罗·奥特里尼称大部分额外的成本“是因为美国无法提供像其他地方那样的税收优惠”。英特尔公司董事会主席克雷格·贝瑞特（Craig Barrett）说：

很多国家都在吸引英特尔公司去它们那里投资建厂，它们相互竞争得非常激烈……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吸引高科技产业与最新型、最尖端的工厂。过去，它们都缺少必要的基础设施与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但现在它们都有了，而且许多国家还提供了一揽子非常诱人的税收政策。

《华尔街日报》在2007年的一篇报道中说：“明尼苏达矿业制造股份有限公司（3M）这个制造业企业集团计划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把更多的业务移往税收更低的国外，以降低公司整体的税收成本。”该公司在美国的实际税率为33%，高于它在国外的竞争对手，如果它把一些业务移往国外，一年就可以节省上亿美元的税收成本。

也许，这些企业家的抱怨可以让政府无动于衷，但很多企业为了逃避高税负而纷纷将资本转移到其他低税负的国家投资办厂，税基大量流失，美国政府对此坐立不安，只有被迫寻求对策了。小布什政府与奥巴马政府的减税政策都是在美国经济疲软、失业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出台的，但事实上要求它们减税的压力不仅来自糟糕的经济环境，也来自全球税收竞争，其他国家不断降低税率以吸引资本和人才，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挑战。不管是否存在经济危机，美国减税的压力都非常大。

在上世纪最后十年的第二轮全球税收竞争中，美国已经全面落伍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小布什政府一上台就在2001年开始实施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因为在今天的全球化经济中，如果一个国家仍然坚持这样的高税率，这个国家的资本与人才外流是必然的。

税制是重要的竞争力指标

全球化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任何一个国家现在再也不可能关上国门可以过上好日子。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的税制也不再是关起门来就可以依据本国国情来制定的，而是必须放眼世界，以全球税收竞争的眼光来考量本国的税收政策。

现在，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栖身之地，人才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栖身之所，正如《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他2005年的一本畅销书中所说，世界经济正在“扁平化”。在“扁平化”的世界里，一个国家的税制对于资本与人才是否有吸引力，将影响这个国家的竞争力。

繁重的税负会把一个国家的资本与人才赶出国门。在任何一个国家，资本与人才都是生产的发动机，没有这些，经济增长就会陷入停滞，技术也很难创新，政府收入的降低自然不用说，还会导致失业率升高，大量穷人找不到工作，最终会降低整个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损失的还是全体国民的福利。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的跨国流动开始变得自由，各国对资本的管制也在一步步放松，随之而来的是日益激烈的全球税收竞争。各国为了吸引人才与资本，都纷纷在降低本国的税率，稍有迟疑，大量资本与人才就被税率更低的邻国抢走了。

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减税之后，加拿大立刻感受到了威胁，因为如果它们不采取行动，美国的跨国公司可以通过转移投资等手段把利润从加拿大的子公司中抽走。于是加拿大很快也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税率以防止税基流失。

在亚洲，激烈的税收竞争也在上演。2007年，新加坡将其公司税降至18%变得与中国香港一样，但香港反应非常迅速，马上将其公司税降至16.5%。《国际税务快讯》（Tax Notes International）称这次减税“是香港为了保持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而采取的措施，以应对来自新加坡与上海的竞争”。

香港在2005年废除了遗产税，以保证香港作为企业与投资天堂的优势地位。在过去20年间，这一区域包括印度、马来西亚、新西兰以及澳大利亚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废除了遗产税，香港要保持竞争力自然也不能掉队。香港的行动促使新加坡在2008年也废除了遗产税，新加坡希望它能“成为一个对新加坡人与外国人都有吸引力的地方，使他们能在新加坡投资与积累财富”。

德国曾经是欧洲税负很低的一个国家，但现在德国的地位正面临着一波又一波的挑战，现在捷克、匈牙利等德国的一些邻国都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的税率，这迫使德国在2007年也把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从38%降至30%。虽然德国的财政部长说这是为了使德国具有“国际性的竞争力”，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欧盟成员国中已有8个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差不多为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德国财政部长在减税之前曾批评奥地利将公司税减至25%是搞“财政倾销”有失公正，抱怨其“试图把企业引入奥地利的野心”。但德国也毫无他法，只有降低本国税率来保持本国的竞争力。

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的平均税率已从1996年的38%下降到了2008年的27%。就在最近十年里，30个经合组织中有27个国家又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其中加拿大、德国、希腊、意大利、波兰和土耳其的下降幅度特别大，这种下降的趋势还在加剧。

面对日益激烈的税收竞争，经合组织提出了有害税收竞争论，认为各国应该为防止税收竞争而采取措施协调各国的税收，以防止恶性竞争。欧盟也随之提出了一揽子建议来阻止其成员国的税收竞争。但十年来，这两个组织围堵税收竞争的战役几乎已经濒临崩溃，全然无法阻止税收竞争。

减税创造经济繁荣

经合组织与欧盟围堵税收竞争的战役以失败告终，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各国不愿意也无法摆脱税收竞争，因为低税率给国民带来更多自由，为本国创造了经济繁荣。降低税收可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随着税基的扩大，政府也可以获取更多的税收收入。

从1984年开始，美国对非本国居民在美国银行存款、购买美国政府债券与公司债券时所获得的利息都免征利息税，这一措施为美国吸引了大量闲置资本，到2007年为止，储存在美国银行的国外资本已高达2.6万亿美元。

最为典型的例子是爱尔兰。在上世纪80年代，爱尔兰人的人均收入比欧洲平均水平要低30%。但爱尔兰改革税制，对制造业采用税率为10%的企业所得税，这种低税率接着又扩展到高技术行业、金融服务业和其他产业。现在，爱尔兰对所有公司都采用12.5%的税率，这是目前全世界税率最低的企业所得税之一。爱尔兰岛的计算机业、保险业、银行业、高科技业、护肤品业和其他产业现在都享受着高增长的繁荣。这一减税政策为经济停滞不前的爱尔兰带来了空前繁荣，今天，爱尔兰的人均收入要超过欧洲平均水平40%，并获得了“凯尔特之虎（Celtic Tiger）”的美誉。

中国的经济特区也是一个例子。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庆典时，很多人抱怨现在“特区不特”，优势尽失。现在回头来看，当年所谓的“特区之特”无非就是税收优惠、减少公司注册的成本与程序并破除资本管制。正是各种各样的税收优惠才创造了深圳奇迹。

而现在，这种深圳的优势显然已经丧失了，因为30年后的今天，全国很多城市都拥有了与深圳一样的“特殊政策”。对于深圳来说，要继续吸引人才与资本再续特区的辉煌，除了良好的法治环境外，降税是重要的一条。

前不久，美国《世界日报》报道说中国越来越多的富豪加速移民海外，导致中国财富和人才大量流失，据粗略计算，目前中国富豪向加拿大、美国和澳洲三国移民一年耗资达50亿元，最近三年至少有170亿元资金流向国外，这还不包括他们对移民国的其他投资。先且不谈论这个数据的精确性，但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中国富人大量移民国外却是不争的事实。一些调查显示，移民主要是为了获得安全感，应该也是事实。但移民国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享受到低税率。

比如，巩俐2008年加入新加坡籍，她说考虑的是新加坡的签证比中国的好用，其实对她实在的好处怕是新加坡的低税率。新加坡的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为20%，而中国的最高税率为45%，假如巩俐的年收入为1000万人民币，那她一年就可以省下高达250万元的税款。

当一个国家的人才与财富都持续不断地大量外流时，这个国家的警钟也就敲响了。要吸引人才与财富，除了要有保障人权的法治外，减税也是必要的途径。

作者系国际税收问题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