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让·鲍德里亚的眼睛看世界
2010年末，在广东北端小城连州的曾经废弃的果品仓库一楼，画幅巨大，宁静、鲜明，带有某种说不清的独特气氛的照片一字排开，它们仿佛为前来的观者们打开了通往另一层世界的一扇扇窗。
本报记者 谢培 发自连州、北京
2010年末，在广东北端小城连州的曾经废弃的果品仓库一楼，画幅巨大，宁静、鲜明，带有某种说不清的独特气氛的照片一字排开，它们仿佛为前来的观者们打开了通往另一层世界的一扇扇窗。这是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诗人、摄影师让·鲍德里亚的摄影作品。
小城中的让·鲍德里亚
让·鲍德里亚的遗孀玛琳·鲍德里亚从让·鲍德里亚1997年在东京的帕尔柯画廊举办的《消失的技法》个展中精心挑选了它们，并带着它们首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让·鲍德里亚关于摄影诗一般的思考也布满了整个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的各个角落：“摄影的欲望大概来自这样一种观察：从全局视角看去，这个世界十分令人失望。从细节上看，让人惊讶的是，世界总是十分完美。”“也就是说，来自这样一种想法：是物体在看我们，是物体在思考我们。”“白色的光，海洋式的光，不真实的，真空状态下的光，来自彼岸，这样的光即使被色彩包围，也保存着黑白的力量。在一种残酷的差别中不定的光，纯粹的光，摄影的光，直接意义上的作为一种光的写作，与其被我们看到，它更希望我们在它和它所禁闭的那内在的黑夜前面闭上双眼。”
让·鲍德里亚的《消失的技法》完美地表现了镜头后面那颗独立的头颅的自我态度：几乎所有的照片上都缺乏活物的存在，即便有人，也好似只是无生命物体群中的一部分。让·鲍德里亚对准的是泛棕色的寂寥海边大道、交通信号灯后的扭曲的大楼图画、卡车上的涂鸦、穿破的墙洞和破碎的窗户组成的“面具”，手绘持枪人的枪口好像对准了旁边一个穿卡基色风衣的男子。在这些安静得让人窒息的照片中，你又好像能感觉出时间的存在：蓝色墙面旁的蓝色枕头上留有刚刚起身离去的人的体温，红色布遮盖着沙发，扭曲成一个人的轮廓。
仿佛本届连州摄影国际年展当中最重要的果品仓展区全部都在向让·鲍德里亚的影像以及其背后的思考致敬。拐个弯，法国摄影师帕特里克·扎克曼在《真像·假象》中展示了破烂街道上亦真亦幻的楼盘效果图，仿佛正在将让·鲍德里亚关于“模拟”和“拟像”的理论植入当下现实。
开幕第三天晚上，让·鲍德里亚的声音在另一个展区的空间中回荡。这个法国老头用好听的、平静的声音讲出他对于摄影行为的思考，这是他去世前留给世人的礼物。听觉联系起视觉，那些静止的照片刹那间好像拥有了生命，原本死的物体变成了活的，观看的生者所处的时空却凝固了。这是我们此时此刻的真实感受。原来摄影真的有如此魔力，它可以独立地、不依赖客体和主体而存在着。
玛琳·鲍德里亚感到惊喜。她从未想到在遥远的中国，在一个粤语城市，也能够遇到让·鲍德里亚。玛琳·鲍德里亚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在一个那么偏僻的小山村，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对鲍德里亚有兴趣，而且有一个人站出来跟我说：‘我研究鲍德里亚的东西已经7年了。’其实不是我带让·鲍德里亚来到中国，而是他的灵魂带我来到中国，这是他的恩赐。”
即便和让·鲍德里亚形影不离地生活了那么久，玛琳·鲍德里亚依旧惊讶于让·鲍德里亚思想的魅力。她说，让的东西这么难懂，英文表达能力又那么差，他的思想是怎么传播出去的呢？玛琳·鲍德里亚讲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在她陪他在英语国家讲座时，让常将“混沌”（chaos）讲成“母牛”（cow），讲英文的人全都没听懂。她很想知道在中国让·鲍德里亚如此完整和庞杂的思想却能引起关注的原因。但玛琳·鲍德里亚清楚的是，当她自己不高兴、不舒服的时候，她会选择拿起让的著作来读，一个小时以后就会感觉好多了：“我常常会说这是一种语言的形式，使我安静下来。看来这好像不仅是一个语言的形式，而是这个形式背后里边还有一个东西的形式，它在起作用。”现在，这种作用不仅仅可以在让·鲍德里亚的语句中寻找到，你也可以在那些照片中感受到。
“激烈”的观点 平静的摄影
这个被英国《卫报》称为“纽约文人圈最热门的人物”的让·鲍德里亚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他在全世界范围内遭遇着争议。他被扣上最大的帽子是“犬儒的虚无主义”，玛琳·鲍德里亚说：“之所以他会获得所谓虚无主义的罪名，是因为他对所谓的女权主义、人道主义，还有种族主义，都发表了不同政见，不同意见。在西方社会，发表这些意见也是被禁止的。因为他违背了西方当下的价值判断，所以别人就骂他是虚无主义者。但是你要看看他为什么这么说，他的根据是什么。实际上他是完全有道理的。”
或许真的能从他的照片中看出这种虚无。就像玛琳·鲍德里亚所说，让·鲍德里亚最喜欢美国抽象画家罗思科，因为他的绘画“向所有的方向开放着，又对所有的方向封闭了”。而在玛琳·鲍德里亚眼中，让本人也是这样，向所有的方向开放，也向所有的方向封闭。
但是如果你能停止敲击他关闭的门，透过他照片的这扇窗，便可以看到无限开放的他。玛琳·鲍德里亚说：“很少有人像他这样。他完全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完全是一个这么善良、内心这么宁静，这么简单单纯的一个人。他始终都不会有任何变化。他拥有这种伟大的品质，于我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西方词汇中没有“修行”一说，但让·鲍德里亚所谓的“沉思者”应该是与之异曲同工。他一方面对当下西方社会提出尖锐的批判，毫不留情地揭开西方主流意识的愚蠢，一方面又尽一切可能地减少自己对物质的干预，甚至执拗地坚决制止妻子打扫房间。他时刻都在思考，但几乎没有人看到他在写作，甚至玛琳·鲍德里亚都一样难以见到。玛琳说：“他平时总是有时间的，从来不忙，从来不显现工作状。他要写的时候是很快的。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谜。他说话总是不紧不慢的，从不会让你感觉他在赶时间，不会让你感觉他要干活了。”
玛琳·鲍德里亚这样看待丈夫的“沉思”：“所有的思想家，就像一块铁一样，把它烧红了，到超级热，超出这个熔点的时候，就融化了，就变成同一种东西。不管他是西方人也好，东方人也好，儒家也好，佛教也好，基督教也好，到最高境界，他们都变成同一个东西。他用这么大的力量，非常勇敢地去突破各种各样的成见，来达到一个思想的高度。鲍德里亚用他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他去看体育、音乐、政治，各个领域，但实际上他让我们看到的是他本身的存在。”
和让·鲍德里亚一起生活是如此地让人放心：“万一完全没有钱，穷到被赶出家门，住在桥下，变成流浪汉，他的神情，他的表情，他的内心和外表，都不会有丝毫的变化。这个让你很放心。他，用中文来说，叫做宠辱不惊。他不害怕死亡，不害怕疾病，不害怕孤独，不害怕穷困。所以这个人，不会有任何东西让他感到困惑和害怕。没有任何事能打扰他的心智，他的内心是不会有波动。”
这种淡定的内心被定格在胶片上。那些在旅途中用大画幅胶片拍摄的照片充满了客观物体的细节，尽管曾被让·鲍德里亚漫不经心地放在鞋盒中，但从诞生之时起就浸染了让的思索。让·鲍德里亚说：“我对摄影不感兴趣，是摄影对我有兴趣。”
让·鲍德里亚和桑塔格
给让·鲍德里亚戴上 “犬儒的虚无主义”帽子的是被誉为“美国最聪明的女人”的苏珊·桑塔格。更全的评语是“无知和犬儒的道德白痴、‘狡黠的虚无主义者’，玩弄术语，不正视具体的现实”。苏珊·桑塔格是在还击让·鲍德里亚的指责，这个即便是在老婆玛琳眼里都是“口无遮拦”的老头，在整个欧洲都要去挽救萨拉热窝的时刻，在《解放报》上发表《不要再可怜萨拉热窝》。玛琳说：“让·鲍德里亚 认为萨拉热窝这个事件是一百年来欧洲自己造成的，现在用这种怜悯之心去拯救它，其实是对萨拉热窝的再一次迫害。他认为这些‘拯救者’带着西方基本教义派的思想去解释萨拉热窝是不对的，这种话就很狠。”这些狠话中也包含了对苏珊·桑塔格的批评，后者曾在萨拉热窝和当地人排演了爱尔兰剧作家萨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以表支持，这种行为被让·鲍德里亚称为“只是象征式的‘屈尊’，作秀大于一切，对于改变局面是于事无补的”。
且不论让·鲍德里亚和苏珊·桑塔格之间的论战的是非，两位思想家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都认为摄影有着独到的见解。尽管并没有看到过苏珊·桑塔格的摄影作品，但她的《论摄影》一直都是专业摄影人士的必读书目，而让·鲍德里亚也同样有专门论述摄影的著作。他们对待客观世界的态度都通过对待摄影的态度折射出来，虽然桑塔格在生前最后发表的针对阿尔格莱布监狱虐俘事件的文章《注目他人受刑》中写道：“然而照片和现实之间的区别，可以轻而易举地蒸发。这就是政府所希望的”，但她依旧坚信“即使我们的领导人选择不去看它们，也会出现成千上万更多的快照和录影。不可阻挡”。她认为影像的力量能产生震撼力和唤起人们的同情心，进而影响世界，她也那么去做了。而让·鲍德里亚极度怀疑影像在传媒时代的真实性和对现实的影响力，所以他的照片总是那般的冷静。他们将摄影这一行为提升至远比摄影本身更深刻的层面，也给我们打开了更多的通往不同世界的窗口。
实习生王媛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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