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秘密美国

    全球 > | Time Weekly - 2010-12-23 00:20:03 来源:时代周报
  • [摘要] 随着“维基解密”事件的愈演愈烈,美国庞大复杂的军事和外交情报又一次为世人所关注。

    空军一号的会议室中,总统助理们正在紧张处理情报问题。接电话者分别是国家安全顾问James Jones(左)和情报工作主管主管Joe Clancy(右)。

    随着“维基解密”事件的愈演愈烈,美国庞大复杂的军事和外交情报又一次为世人所关注。就如同庞大的身躯必然有庞大的影子一样,超级大国的背后有着太多不为人所知的秘密,交织着金钱利益、外交成败和地缘政治。

    本报记者 葛晓光 发自上海

    “外交是一种最古老的职业,本来就与秘密甚至阴谋联系在一起,但如今却突然毫无遮掩—被一个澳大利亚人曝光了。”针对最近美国外交文件被“维基解密”曝光,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程崇仁博士对记者说道。

    多年来,美国政府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指引下,要求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透明性”方面多做工作。

    但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政府每年都产生大量的新机密,年增幅在10%左右。为了保护这些机密,美国政府每年需要投入数十万人力和大约90亿美元的费用。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政府是一个谜,尽管其已经存在了两百多年时间,但它的很多方面依然鲜为人知。”程崇仁称。

    繁多的机密

    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国政府现在所用的“国家机密”体系是基于冷战期间杜鲁门总统颁布的《非军事机密保密行政令》的内容,将国家机密大体上分为三类:

    第一类,最高国家机密:如果这类情报被公开就会真的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并且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类机密主要是指先进军事技术及设计方案等;第二类,政治国家机密:出于政治需要故意使用保密手段,比如说以“最高国家机密”为借口防止丑闻的外泄;第三类,机构国家机密:这是美国政府各机构为了掩盖其过失或者其它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一旦这些事情曝光后又会影响美国这些机构的形象,所以干脆把它们一律定为“最高国家机密”。

    几十年来,美国的国家机密一直采用这样的分类,并采用了相应的保护机制,并在漫长的冷战期间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不过,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国家保密体制却面临着一场危机。

    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大量苏联机密文件被披露,世界上兴起了一股“解密潮”。这对美国来说,当然是一场挑战,因为苏联方面的很多机密文件均与美国相关。因此,美国政府的保密问题一下子变得尖锐起来。为了应对这种不利的局面,当时美国政府决定将大量文件列入绝密信息。

    1995年10月,克林顿总统发布12958号总统行政令,给予20 名官员,包括总统本人将文件列入顶级机密的权力。在行政令中,克林顿声称:“如果这些顶级机密文件一旦曝光,将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重大损失。”

    此后,美国的国家机密便如雨后春笋般滋长起来。

    据美国信息安全监督办公室(ISOO)公布的数据,由政府界定的新秘密项数量,已从1996年的105163项,增加到2009年的183224项,增长了75%。同期,在各种密级下制定的文件和通信材料数量的增长,达到近10倍,从1996年的5685462份,激增至2009年的54651765份。

    与此同时,接触各式保密信息的人员数量也在猛增。据美国政府问责局(GAO)2008年调查显示,仅美国国防部一个部门批准的可接触保密信息的人员数量就达63万人。而据美国 “国会治理政府保密问题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披露,美国政府各部门能够接触到保密文件的人数最终约达200万个政府官员。由于采取了工程分包制度,因此大概又至少有100万个军事工业承包商会知晓美国的国家机密。

    “虽然,美国国家机密如此之多,但都有法律上的依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安全问题研究所的迈克尔·坎贝尔(Michael Campbell)教授告诉记者,“自美国最高法院1953年的雷诺兹案(United States v. Reynolds)判令被承认之后,就成为美国国家机密的重要法理依据。”

    据1953年雷诺兹案的判令,美国法院明确规定了认定国家机密的5个要件。第一,国家机密必须由掌管机密数据之机关首长提出;第二,法院应判断该机密资料之提出,是否将对国家安全具有合理之危险;第三,法院应审酌该机密资料对原告诉讼上之必要性;第四,法院必要时,有权不公开审阅该机密资料,以判断是否对国家安全具合理之危险性;第五,若法院认定该机密数据之提供,确对国家安全有合理之危险性,不论个案中该机密资料对原告诉讼之必要性,国家机密特权均属行政权之绝对权利。

    “显然,美国政府认为国家机密属于一种行政特权,而这种特权则直接根源于美国的法律。”坎贝尔教授表示,“但现在美国大多选民对国家机密的态度持一种否定态度,认为它们不过是政府机关行政失误的遮羞布而已。”

    9·11冲击波

    然而,9·11事件改变了一切,也改变了美国的国家机密体制。

    “9·11是美国历史的分水岭,对于国家机密体制也一样,特别是《爱国者法案》通过之后,美国的情报信息网络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坎贝尔告诉记者,“为了应对恐怖袭击,美国的国家机密系统在9·11后大规模升级,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致命的漏洞。”

    美国国会通过了两部重要法律: 2002年的《国土安全法》,其中第892条明确要求情报界打破界限,实现情报分享;2004 年的《情报改革与防止恐怖主义法案》,明确要求建立一个信息共享网络。

    为了将国会的法案落到实处,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从2001年底便大规模铺设SIPRNet专线系统,主要用来共享机密及其以下级别的信息。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鼓励下,越来越多的美国政府机构加入其中。仅在2002年,就有125个美国驻外大使馆接上了SIPRNet专线系统,2005年又有180个机构加入。随后,美国军方也开始加入这个系统,并在上面共享机密信息。

    然而,该系统运行一段时间之后,便发现大量漏洞,尤其网络黑客极易对其发动攻击。 

    2003年12月,美国开始进行“爱因斯坦2号”防御系统建设,主要是利用基于电子签名的侵入侦测技术对进出美国政府网络的流量进行监测,捕捉恶意软件。

    据美国媒体报道,“爱因斯坦2号”系统自从运行以来一直都存在着一些无法克服的系统漏洞。于是,在2008年美国国土安全部决定开发“爱因斯坦3号”系统以实现“强力防御”。据悉,该系统会自动侦测网络威胁,并在它们产生危害前做出应对。

    按理来说,美国已经天衣无缝。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大规模的泄密事件还是无法避免地发生了。

    “这说明只要是人操作的系统,你就不可能实现百分之百的保密。”程崇仁博士指出,“这不仅是美国一家的问题,其实这也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

    国家机密伦理学

    “随着秘密的事务越来越多,接触秘密事务的人越来越多,这样保守机密便成为一种困难的事情,因此,美国发生这种泄密事件只是迟早的事。”坎贝尔教授表示。

    根据“米兰保密定律”,机密在两个人之间最容易保守,但随着知晓机密人员的成倍增多,那么机密被泄露的几率也随之呈几何倍数增长。因此,保守国家机密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多年来美国一直重视人员泄密问题,它不仅要求接触国家机密的人员进行宣誓,而且还定期对这些人员进行考核,甚至在他们离职后,美国政府也会进行跟踪调查。

    今年9月,美国国防部发现一名前陆军中校即将出版一本名为《黑心行动》(Operation Dark Heart)的书,该书作者安东尼·莎福(Anthony Shaffer)在书中揭露了其在布什任期内,在阿富汗领导一个“黑色行动小组”的细节。按照原计划,该书9月面世,但就在出版前夕,美国国防部突然买下了全部近一万本回忆录,然后付之一炬,理由是“泄露了国家机密”。

    “公众有知情权,政府也有保密权,这是一对很难调和的矛盾。而泄密还是保密,也是美国国家机密接触者经常都要面对的一个重大伦理问题。”坎贝尔教授称。

    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1971年发生的五角大楼泄密事件。当时,美国学者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在政府资助的加州兰德研究所(Rand Corp.)任研究员,参加国防部越战研究工作,因此有机会接触秘密文件。但工作不久,艾斯伯格便开始遭遇“良心的煎熬”,他认为自己曾参与了越战的策划。为了“赎罪”,他决定将“秘密文件”提供给媒体发表,以助越战早日结束。

    为此,艾斯伯格深陷囹圄,而刊登“五角大楼文件”的《纽约时报》也因此获得了1972年普利策新闻奖。显然,艾斯伯格的行为得到了美国社会的认可。

    “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众似乎对政府失去了信任。因此,一些泄密人也常常会自认为或者被外界认为是一位拯救国家的英雄,而这种文化在美国已经存在了很久。”坎贝尔表示,“因为有这种文化的存在,相信这次事件绝不会成为美国的最后一次国家机密泄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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