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中国行：“劝捐”幕后

2010-10-14 05:55:23

来源: 时代在线网

本报记者张子宇

中国之行是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捐赠承诺”活动的继续。

早在今年的6月16日，盖茨与巴菲特就在美国动员美国的400位超级富豪们慷慨解囊，至少捐出一半财富，帮助慈善公益事业。

他们的进展让媒体感到吃惊，到8月，已有超过40位美国亿万富豪响应号召。当中包括微软创始人之一保罗·艾伦、甲骨文公司创始人拉里·埃利森、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华裔生物制药大亨陈颂雄夫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创始人特德·特纳、洛克菲勒家族族长戴维·洛克菲勒和希尔顿家族的巴伦·希尔顿等大家族的继承人。这些人承诺捐出的资金高达1250亿美元。

当时人们却没有想到，巴菲特的下一个慈善宣传地，会是大洋彼岸和美国有诸多不同的中国。

8月底，巴菲特宣布将由北京盖茨基金会在中国举办一场慈善晚宴，按照福布斯富豪榜邀请50位中国顶级富豪参加。由此拉开了此次中国慈善之行的序幕，风波也由此开始。

媒体误读

尽管巴菲特从未说过要把美国模式复制到中国，但是鉴于美国富豪们的举动，媒体直接就把这次活动和“捐出一半财产”联系起来，一时间，“逼捐”、“劝捐”之说甚嚣尘上。

根据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主任叶雷的说法，从邀请一发出开始，一些人已经明确表示不方便参加这次晚宴。而另一些人则要求弄清楚参加这次晚宴是否有捐赠承诺的要求。路透社分析：有些中国富豪担心钱捐多了，会引来别人对自己财富的重新评估，导致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最早确定参加晚宴的是黄埔投资董事长陈光标和SOHO中国CEO张欣。前者宣布要在死后捐出自己所有的财产，陈光标目前的身价大概是50亿元。随后爱国者电子科技公司总裁冯军也宣布捐出自己全部财产。

9月14日，巴菲特发表了《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回应新华社记者采访的一封信》，里面表示：“‘财富捐赠承诺’只是众多慈善形式的一种。我们尚不了解，对于中国而言，这一模式是否合适。有些人猜想我们此次中国之行将劝说人们进行捐赠，其实并非如此。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倾听，以及解答那些对我们慈善活动感兴趣的朋友们的问题。中国有自己的具体情况，因此中国的慈善模式也会有自己的特色。”

但是这封信没有减少围绕这次晚宴的争论，所争议之核心，依然还是“劝捐，逼捐，谁怕捐”这些主题。媒体围绕这个话题反复炒作，在被邀请嘉宾的名单曝光后，这些人也遭遇了媒体轰炸，许多人不胜其烦，干脆躲藏起来。

一向还是比较喜欢说话的SOHO总裁潘石屹，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而陈光标在高调了一段时间后也进入沉默，他的多个手机号不是无法接通，就是转到与其有关的人那里。当记者表明采访意思后，对方如此抱怨：“我一下午都回答10次相同问题了。”大概是担心这样生硬拒绝不太好，过了一会，这位不愿意透露自己身份的人士拨通记者手机，建议记者：“去北京拉斐特城堡蹲点，所有的记者都去那里了！”

媒体对此事的重视确实令人吃惊的。尽管这个活动后期的主题一直在寻求一种低调，但是在活动开始前两三天，媒体就曝出如“过半富豪拒绝赴宴”等新闻。

由于中美之间社会背景、文化之间的差异，财富和慈善在中国有不同的解读。在中国，“富豪”常常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总是遭到异样眼光的审视。

9月28日，确定要出席晚宴的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表示：中国人的慈善不需要外国人来劝。这个声音在网络上受到了包括《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的支持。

慈善思考

现代欧美社会的慈善事业，既是远古时期基督教活动的遗产，又经历了近代的法制化、金融化和标准化的过程，运作成熟，最终也形成了一种慈善的氛围。

比如石油大王卡内基有名言：“带着巨富而死，是一种耻辱。”

中国的慈善事业则刚刚起步，许多人摆脱贫困状态不过二三十年。

从根本上来说，美国慈善业的发达也是因为其有法律和制度上的保证。良好的法律和金融服务业，是慈善事业的一个基本基础。在参加巴菲特访华的活动时，证券时报华南部副主任黄丽就表示：“国外慈善事业能够有良好的立法监管，这是很多有钱人愿意做慈善的缘故，但在中国如果不自己去管理监督，就不放心。”

此外，据报道，美国的制度不但有保障，也有一种大棒式的鞭策。这就是高额的税率，特别是遗产税。如果富豪不把自己的财产捐出，遗产税就足以令他们的财产损失近半，在这种状况下，富豪们囤积财产的意义就小了很多。欧洲国家也通过高额的税率，让大量豪门巨富选择放弃自己的财产。如英国的贵族庄园和城堡基本都捐赠给了社会做公益。

虽然如此，我们也看到中国社会依然还是有像余彭年这样的慈善家。对于巴菲特的中国之旅，连续5年荣登胡润慈善榜之首的余彭年表示：“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捐出的了。”

另外，许多人也提出质疑，在豪华的酒店举办这么一场“豪门派对”，是否真的有慈善意义？难道慈善，已经变成了一种富人们显示其社会层次的工具？至少，“限定50人参加，中国顶级富豪，北京最豪华的拉斐特城堡酒店”等，也给人们传达着慈善之外的另一种信息。

随着这次晚宴的结束，有关这次慈善之旅的聚焦将会慢慢消退。但是其争议大概还是会持续良久。不过有一点应该是肯定的，就是中国社会的慈善事业发展，绝不可能因为这次晚宴而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中国慈善业的完善、进步，必然是同步于整个社会的进步，伴随着中华民族最终摆脱贫困的这个历史过程。

“我认为在个人财富的累积上，社会才是真正的幕后功臣。如果我身在孟加拉、秘鲁这类国家，所有的才智都将是毫无用武之地……如同拳王泰森一样，只要能在10秒内击倒一个人，便可赚取1000万美元，而且全世界都愿意付钱给他。但若换成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教师、一个不可多得的护士，可能就没人愿意付钱了。现在，我想做的是改变这样的社会价值系统，让它有重新调整的可能。当然，我们不见得办得到，但当这个社会，可以让一个具有特殊才艺的人，获得无比的消费能力。也许你有一副好歌喉，每个人都不惜花大钱请你演出。我想，你能够获得的好处都是取之于社会，而你也必须回报的。”

巴菲特的这番话，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被仇富、贫富分化所困扰的中国社会来说，值得好好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