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帝国心态

2010-10-15 19:52:49

来源: 时代在线网

费孝通之所以努力证明士绅在中国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因为其理想是在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中开辟出现代化的工业之路—在这条路径上，新绅士将是不可或缺的主导性力量。此种想象正如同费孝通从不把自己束缚在精确的概念描述和严密的逻辑论证之中。但是如果认识不到费孝通的绅士心态“将他的心史当成客观历史”（第242页），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些讨论就将陷入误区之中。

党云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人类并非铁板一块，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之间存在着极大差异，这被称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社会文化人类学是一门充满着浪漫异国情调的学科，其研究目标定位在理解人类文化多样性，力争对地球上每个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类型都进行一年以上的长时段田野考察，以期从这些表面上的巨大异质性中发现潜藏于下面的同质性。正因为此，相较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人类学家具有更强烈的“处女情结”：他们像动植物学家和地质学家一样热衷于探访深山老林、天涯海角，搜索一种前人未见的社会文化类型。

费孝通是20世纪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最主要的奠基人之一，虽然仙去有年，但其在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界的巨大影响力至今没有减弱。以往国内研究费孝通者固然很多，但总以理解、阐发或者延伸其核心概念—如差序格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为主，对其一生的研究理路进行探究并不常见。我本人开始研读费孝通的著作，时在本世纪开头几年，折服于其优雅流畅文字的同时，却发现费先生的著作与人类学的核心研究目标相去甚远，除去赴英伦攻读博士之前曾经对广西花篮瑶做过两个月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外，他的研究重心主要在汉族社会。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类学者，经常感慨民族地区因受外部力量猛烈冲击，大量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正飞速消失，难以找到保持“原味”的村寨。与之相比，费孝通曾身处一个绝佳的调查时期，自身也具备专业的学科素养，但他却没有对少数民族进行细致的人类学调查，是何致其弃金玉而就铁石？巨大的问号就此留在心头。最近阅读杨清媚所著《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一书，忽觉眼前一亮，知道困扰多年的疑问总算可以找到答案了。

研究学者存在多种进路。或脱离学者的人生历程，完全从文本出发，是为文本分析；或纯粹从学科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上梳理学者的思想史进路；再或把学者的心态历程、人生路径和文本三者结合起来，挖掘学者思考的心路历程和内在逻辑—所谓“心史”。这也就是杨清媚研究费孝通的基本思路。王铭铭在对20世纪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整体形貌进行总结时，提出中国传统士人的“天下观”在那一代学人身上延续，其研究地域可以看做汉人农村核心圈、少数民族中间圈和最外圈海外研究的“三圈”格局。杨书借用了此观点，将费孝通的著述分别纳入到三圈之中，开启了一个新的费孝通研究视角。

1910年，费孝通出生于江苏省一个绅士家庭。在杨清媚看来，这个出身影响了费孝通一生的学术思考和定位，直至晚年，费孝通依然以绅士作为自身定位。这样一种定位，会给他的研究生涯烙下怎样的印记？这是本书想要解答的核心问题。

自1840年始，中国的历史是一段帝国的崩溃史。作为天朝上国的中国，在西方列强持续的沉重打击之下，颜面扫地。汉族的历史上不乏被“野蛮”民族征服的案例，初始时，中国知识阶层以为这不过是性质相同的往例，中国遇到的不过是技术先进的西方野蛮人而已。随着接触加深，才慢慢领悟到这次来的不再是野蛮人，而是有更先进文明和制度的民族。初震撼于船坚炮利，后惊叹于文物制度—对知识分子而言，帝国的崩溃固然痛心，国家毕竟可以重建，但一生皓首穷经之所学竟无一用，知识话语权的丧失使他们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本。文化优越心态的丧失，才是对他们的致命打击。诚如李鸿章所言，清末的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杨清媚看来，“费孝通的心史是帝国天下”（第96页）。其实帝国心态和民族主义在更老一辈的历史学家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无论是就民族问题与费孝通争论过的顾颉刚，还是对吴文藻和费孝通持激烈批评态度的傅斯年，又或是费孝通晚年推重的钱穆、陈寅恪—如果不从帝国心史出发，就难以理解他们的学术进路及其心态。帝国曾经的宏大景象距他们尚不遥远，中国忽然间从一等大帝国行列急坠到人见人欺的三等弱国，不可逃避的事实导致了一代学人心灵上的极大裂痕。新中国成立后三联出版社再版陈寅恪的著作，拿掉了书中用以描述朝鲜的形容词“蕞尔小国”，陈寅恪对此很不乐意，这未尝不是帝国心态作祟。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时时都有亡国的紧张感，他们面临双重任务，一是希望为帝国的复兴指明道路，一是希望重建文化知识领域。遗憾的是，这双重任务常常发生冲突，一个学者很难在其研究中把实用性和学理性结合起来。费孝通选择了前者，“应用性是他发挥绅士经世致用的一面”（第199页）。本书指明了这一点，从而把费孝通一生的研究进路串联在了“经世致用”上。

如果把他看成是一个胸怀帝国天下的绅士，那么我原有的对费孝通的不理解均烟消云散。首先是费孝通的学术关注点，绅士的责任在于帝国重建，纯学术的诉求被救国的紧迫感压倒了，所以费孝通没有在少数民族研究上投入更多精力，他以思考中国现代化路径为重，努力建设至今仍处于人类学学科中“二等公民”地位的应用人类学。吴文藻和费孝通二人均致力于社会学的中国化，其实从纯粹学理上来看，这是一个不成立的伪命题：科学研究谈不上某国化。但如果注意到吴、费的核心关注点是应用性，中国化意味着利用社会学对本土的研究为中国指出一条近代化道路的话，就需要考虑、结合好本国国情，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当下也有不少学者讨论社会科学的中国化问题，如果他们能意识到这一问题和费孝通的心史有所关联，或许能更容易找到答案。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对今天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乡土性”是费孝通对中国社会的整体把握和总结。杨清媚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结论是在其绅士想象之下得到的，并非基于完全的客观实际。费孝通之所以努力证明士绅在中国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因为其理想是在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中开辟出现代化的工业之路—在这条路径上，新绅士将是不可或缺的主导性力量。此种想象正如同费孝通从不把自己束缚在精确的概念描述和严密的逻辑论证之中，他喜欢流畅但并不严谨的书写风格。从实践的角度看，这不是一个缺陷，应用研究注重的是实际可操作性而不是学理准确性。但是如果认识不到费孝通的绅士心态、把应用研究误读为理论研究、“将他的心史当成客观历史”（第242页），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些讨论就将陷入误区之中。

费孝通求学英国时，拜师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门下。马林诺夫斯基留给人类学的最大遗产是田野调查中参与观察方法的应用和优秀的民族志，其基于个体生物需要的功能主义理论观点则应者寥寥，早被人类学主流抛弃。相较于同时代的英国人类学家，如埃文斯－普理查德或者利奇，费孝通不仅长于精细的田野考察；相反，费孝通晚年“补课”，撰长文对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理论重新进行了考察和反思，而且还有心将其发扬光大。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如果不是发生在一位具有帝国心态的绅士身上，也是无法理解的。费孝通在中国农村看到的是巨大的物质匮乏，“志在富民”，农村物质上的丰裕是他的帝国之梦。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论强调文化和物质需要之间的关系，费孝通的实用诉求恰好可以和这种文化理论紧密联系起来，这或许就是他晚年阐发马林诺夫斯基文化理论的原因。

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必然以现代化为目标”（第102页），但晚年的他似乎意识到了西方现代化理论和中国实际国情之间的一个巨大裂缝：如何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实现国家现代化？西方的现代化国家理论中潜含着民族－国家理论，一个现代化国家只能由一个单一民族构成；帝国当然可以包含多元性，但这种政治形态早已臭名昭著、难以复活。今天学界对于民族和族群两大概念的争论，也多是由此引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概念的提出，是费孝通解决这一难题的思路，但其中“实际有一种天下观中的民族主义色彩”（第224页）。费孝通并没有完全否定“帝国教化”，他对少数民族的心态是矛盾的，一方面从人类学家的角度，他希望各民族的文化可以得到延续；而从帝国绅士的心态，他又希望通过可能具有殖民意味的文明教化把他们带入现代化进程之中。“他把乡土化视为帝国历史的目的和教化手段”（第236页）、对游牧和游猎民族提出定居改造、强调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多元一体的设想最终完成的一体，仍是核心圈的‘汉’。但是他忽略了，少数民族是否也有他们的心史？”（第206页）

费孝通的三圈书写也是差序格局式的，由我及人，由近到远，“这仍旧是一个‘一点四方’的帝国图形”（第238页）。老一辈学者虽都已故去，但是他们思考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犹在，他们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影响力犹在。杨清媚用她的著作提醒我们，如果不认真考察老一辈学者的心史、如果没有反思就全盘继承，则不经意间就会落入彀中，继续为逝去的帝国摇幡招魂。

《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
杨清媚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0年4月版
261页，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