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知识城：新加坡投资3.0版

2010-07-15 06:06:53

来源: 时代在线网

离广州市中心只有半小时车程，一个崭新的园区里，25万余来自全球各地的精英人才，正在勤快地工作。他们从事的是生物科技、药品、能源和环保技术产业的研发和商业，在这些领域里，他们是世界领先的创新者。

工作虽然繁忙，但他们干净、绿化的现代住宅，离工作地点很近。业余时间里，他们习惯和家人一起享用区里的各种高端娱乐和消遣服务。加上完善的交通等公共服务，和几所国际知名大学的分校，就形成了这个远近闻名的创新高地。

这，就是广东省和新加坡政府的共同期待中，未来的“中新广州知识城”。

120平方公里梦想

7月1日，双方在广州萝岗区举行的奠基仪式上公布，将分别投资20亿元人民币，争取在20年内，实现这个120平方公里的梦想。

“广东和新加坡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经济范围上的合作，是由亲属关系、共同语言和文化的基础支撑的。”新加坡国务资政吴作栋在致辞中承诺，“汪洋书记希望广东能成为中国的首善之区。我们将竭尽一切能力，和你们分享新加坡的经验，并期待与你们共同发展的未来！”

但广东并不是新加坡追求的唯一伙伴。就在知识城奠基仪式的那一周内，新加坡官方还公布了，正和四川省商量在成都合作打造一个“科技创新园”，还有计划和吉林市创造一个1500平方公里的“食品生产和加工区”。

而除了亲属关系之外，推动着新加坡如此积极的行为，还有小岛国的其它苦衷。

新加坡第一次尝试介入中国的发展过程，是1994年启动的“苏州工业园”项目。和江苏省政府达成协议后，新加坡投资了1.5亿元美金，建造一个300平方公里的高科技工业区。合作协定下，新加坡答应把它先进的科技和管理技术输入到江苏，换取苏州工业园企业在获取订单上的优先权。

但5年操作后，投资不但未见回报，积累的损失反而达到了9000万元美金。亏本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预期中的优先权始终没有实现。订单似乎一直流向工业园隔壁，一个本地运营而价格较低的“苏州新区”。

于是，新加坡决定于2001年，带着损失和失望，撤退到项目的后卫。原本65%的部分所有权，被调低到35%。剩余的30%，以及工业园的日常管理权，都转让给了中方。

“苏州项目的失败，是因为新方把它视为一个简单，一次性的投资机会。”长年关注新中投资项目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吴博（Daniel Goh）解释，“规划没有创新的成分，目标只是想把原有的工业活动吸引到新建的工业区，直接从中国的经济发展获利。”

新加坡尝试

到了第二次尝试，新加坡就改变了这一点。

2007年和天津市合作启动的“天津生态城”项目，强调的目标不是挣钱，而是要创造一个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型生态宜居城。双方一共筹了17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开始把30平方公里的荒地，改造成世上第一个能容35万居民，同时又节约能源和资源、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新式城市。投资项目的关键性能指标，不是经济利润，而是空气和自来水的质量、公共交通的低碳排放和绿色建筑等环境指标。

“中国近几年来开始考虑后工业发展战略，给新加坡带来了新的介入机会。”吴博士分析说，新加坡在后工业经济的规划和运作上，能提供中国缺乏的经验和技术。但这已不是个简单的输入或复制关系。

“天津项目追求的不是任何其他城市已有的后工业经济模式，而是一个能更加完善地组织社群和商业活动，一步跃向‘后后工业’生活的全新城市模式。”所谓“生态城”，在设计、建造和操作上，都没有前例可模仿，只能通过中新双方的共同实践，逐步摸索出最佳方式。“新类项目，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试验。”

广州知识城，作为新加坡的第三次尝试，也属于这类。吴作栋国务资政在奠基仪式上判断，知识城呈现的新模式，将面对吸引居民的挑战。“这才是最关键的考验。”他说，“中国目前有很多城市都在进行开发，争着引进人才。哪个城市能最成功地吸引人才，哪个才能长远地发展下去。”

一同出席奠基仪式的新加坡新闻、通讯及艺术部代部长吕德耀则表示为广州乐观。吕部长认为，只要按规划实现，知识城“将给广州带来巨大的利益：新行业、新职业将影响整个区域的乘数效应，以及一个广东之外都会当借鉴的新发展模式。”

但中国这场试验性的城市发展竞赛，对局外的新加坡来说，是最理智的投资选择吗？

小国家经济生存计

苏州失败的打击，曾使得新加坡民众深深质疑自己国家在中国做投资的能力。而天津和广州项目的投资方式虽然变了，但都是20来年的长远计划，最终能否盈利，目前还没法推测。

但按吴博士的分析，新加坡的经济与政治条件，正适合承担这种风险。“从经济角度来看，天津和广州项目的目标，是给新加坡已积累的经济剩余巨款，提供几个急切需要的投资渠道。”

新加坡国家虽小，但主权财富基金却是世界最大之一。1974年建立至今，基金通过各种投资，价值已翻了4000倍，达350亿美元左右。基金是由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和淡马锡控股两个政府部门主管，主要投资项目包括海外银行、电信和交通设施、工业和地产。

广州知识城，最初是2009年3月中方和新加坡上市公司吉宝集团签约的合资协议。但同年9月，新方的所有权被吉宝集团转卖到淡马锡控股特地为此成立的子公司星桥国际。

“我估计吉宝集团本身也不会愿意做‘知识城’这类项目。”吴作栋国务资政7月2日在上海向媒体解释，知识城属于长期性投资，回报得等三到五年后才有可能呈现。这种项目不适合必须追求快速回报的上市公司。

淡马锡因为是新加坡国家财政部的全资子公司，能接受的投资回报期相对长。但吴作栋也刻意强调，投资知识城仍是个商业性质的项目。他说，苏州和天津的投资决定和广州项目不一样，没有提前进行经济可行性研究。“我们当时只是凭直觉，觉得投资项目可行，而且有利于和中国建立关系。”

投资广州知识城的决定，则是通过将近一年的可行性研究才做的。除了经济投资的回报可赚，吴作栋表示，新加坡还能借此机会销售自己的公共服务和管理才能。他说：“我们正在通过星桥国际，把新加坡公共部门的经验和技术商业化。(知识城项目)正适合开拓我们这方面的价值。”

星桥国际主席林子安7月8日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强调，该公司选择项目时，经济可行性是最主要的因素。他说，星桥国际将把中国大城市开发的很多活，外包给其他新加坡企业。他预计知识城项目将在地产、基础设施、医疗保健和零售行业几个领域里，给新加坡企业创造很多获利机会。

“新加坡国家小、经济资源多、政治上又团结。”吴博士分析说，“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它的投资风险没有分散到许多私营企业，而是集中在政府手上。这样一来，承担长期或高风险投资就不成问题。”

广州知识城的投资项目，淡马锡适合承担，因为它能提供该公司主席丹那巴南(S Dhanabalan) 常提的“有耐心的资本”。

而关键在于，这份耐心一点也不被动。

“新方绝不会听天由命，建完场所后再等企业前来入住。”吴博士指出，“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还有几所建筑设计公司，都已签订要在知识城里做项目了。”不管知识城长远的创新目标最终能否实现，这些企业都会在过程中获取不少利益。“创新和试验的背后，这一切说白了，就是一个小国家的21世纪生存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