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甘露：诗意常在，反对庸俗

2010-07-15 06:47:49

来源: 时代在线网

孙甘露一直给人“低产闲散慢先锋”的印象，时间一长，大家会有一种错觉，以为孙甘露就是一个生活在当代大都市里的南朝名士，不食人间烟火，诗酒度日，以一种古典的方式生活，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写作。

在《上海壹周》他的办公室里等了半个多小时，孙甘露才姗姗来迟。他说之前，朋友汪民安所托，拉他去看新锐女导演杨蕊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放映的新片《翻山》，推辞不过，因而来迟。接下来是接受我的采访，采访完毕，还要看《上海壹周》下一期的大样，“大概要忙到七八点吧，每周五是我最忙的时候”，他笑了笑说。

先锋写作变得清澈流畅

他的生活给人错觉，他的作品同样如此。看似薄薄的几本书，以为几天就可以读完，可是真要翻开来仔细阅读，一定会让人费上一点脑筋。《信使之函》、《访问梦境》、《请女人猜谜》、《我是少年酒坛子》……他早年的作品，文字和意象是如此密集，几乎就是在以一种现代诗的方式写小说，当然，也正是这种反传统的方式令他的名字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这样评价孙甘露：“与其把孙甘露的写作与叙事文学的传统联系起来考察，还不如把它与超现实主义之后的诗歌写作联系起来看。他的小说语言实验，导致的是超现实主义诗歌式的梦态抒情、冥想与沉思……他使得诗情的舞蹈改变了小说语言严格的行军，语言不再有一个指向意义的所指，而是从惯常的组合中解放出来，专注于自己，并做出一些颇具难度的姿势。”

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他会出任《上海壹周》的总策划。这份上海都市类报刊时尚、小资、行文花哨，可是和纯文学作家孙甘露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交集。不经意间，他的文风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他新近出版的随笔集《上海流水》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清澈、流畅的孙甘露。我不知道他即将完成的最新长篇小说会是什么样的，但从他之前搁浅的长篇小说《少女群像》来看，孙甘露早已不再是一个只会用诗歌化的语言进行文本实验的小说家，他会讲故事，他知道该如何来描摹当下的世间百态，尽管看得出来，还是在以一种非常知识分子化的方式：诗意常在，反对庸俗。

孙甘露的办公室很乱，报社下周正要从延安西路搬到打浦桥去，但是看得出来，他的内心从来都是沉静的。

魔术与庸俗现实主义文学

时代周报：博尔赫斯说诗歌是魔术，您是否认为小说也是一种文学的魔术？或者说可以成为一种文学的魔术？

孙甘露：对于小说来说，魔术的功用是存在的，但问题是，这一功能在某些读者那里是不存在的。他们会把小说视作课本、新闻报道、纪实故事，却不把它视作魔术。我不是说好的小说就是魔术，但是它有这样的魔力。小说运用的材料都来自现实生活，但是它反映和揭示的问题与现实本身并不一致。我拿一块布给你看一块布，那没什么神奇。小说家就像魔术师，他给你看一块布，掀开，突然冒出来一只鸽子、一杯水，甚至，一个人。这就是魔术，小说有唤起惊讶的魔力。

时代周报：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出现了及物性的倾向，更加写实，您觉得出现这样的倾向，是作家对生活与文学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领悟，还是他们学会了“现实”？

孙甘露：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有许多实验性的成分。在9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写实”的浪潮，现实庸俗化的写法成为了主流。当然这里有社会变迁的因素，回避是他们转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来源。80年代实验的热情，不仅仅是文本的实验，还有方法的、政治的，以及各种抱负的实验，这种冲动在90年代不存在了。这和绘画中的“玩世现实主义”，就是那些画一个大头，画50年代的搪瓷碗的那种，在90年代成了潮流一样。但我觉得，就整体而言，90年代的中国文学接受的是80年代文学的遗产。当然还有更深的原因。在我看来，在中国，这种庸俗现实主义的文学一直是存在的。

时代周报：在上海这样一座世俗的城市，您写的作品并不是很多，写作的方式也以特立独行著称，作为专业作家写作了这么多年，在精神上是否会感到过孤独？

孙甘露：天性上来说，我是很享受这种状态的。好比有的人在家里待不住，我不会这样，我挺享受在家里待着的状态。阅读和写作，我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也许有的人会感觉烦躁，但我不会因此而感觉不悦。对我来说，孤独是一种常态，并不是一种处境造成的。我并不感到孤独。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也许就是孤独，但是对我来说，我享受孤独。

1989年上半年，我写了《呼吸》（1993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后来我也写了一些中短篇小说，不多。当然我的作品总量也不多。我算了一下，不算重版的话，一共出了七八本书。我觉得一个作者，真正是他自己说出来的话，其实也就那么几句。当然我不是说写得多不好，你要能写成托尔斯泰那样也很好，你要像兰波那样，一两册也行。这从来都不是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把我看作一个新作者。仿佛五十岁之前，都是在做准备。不是准备写某个作品，而是准备写作。一个作家一定是逐渐成熟成长起来的，我一直在学习写作，学习写作这种技艺。

语言的精雕细刻与个人有关

时代周报：在上海，您、格非、陈东东、宋琳等等小说家和诗人，都有喜欢对语言精雕细刻的共同特征，您觉得你们对语言的迷恋，和上海这座城市有没有关系，还是说跟个人趣味的关系更大？

孙甘露：两重因素都有。在上海，以一种“张家长李家短”的语言来写小说的也大有人在，但与此同时，上海还有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对语言的敏感首先肯定和作者本人有关。就地域而言，我们其实还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还有一类是移民，格非是从外省到上海来读书的。情况各有所不同，应该说，我们选择这样的语言方式，和我们个人经验以及城市生活都有关。

当然，我们说上海有这样的作家诗人，不表示其他地方就没有。北京的西川、四川的万夏、钟鸣、欧阳江河、翟永明等人都是语言非常考究的诗人和随笔作家。地域会对作家产生影响，你看《今天》派的诗人和四川诗人、上海诗人在语言方式上就有很大的不同。北京的《今天》派诗人有很强的政治诉求，四川、上海的诗人可能更多地从日常生活中寻找诗意的载体，直接导致他们诗作的含义、主题、构思、意象、情怀都有差异。食指在知青中传颂一时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北岛的《我不相信》和万夏的诗歌，自然是意趣迥异的了。这种集体的差异应该与城市有关。

时代周报：近些年您写的随笔比较多，写随笔是因为随笔这种文体比较灵活，随时都可以记录内心和生活的点点滴滴，还是说自己其实更喜欢写随笔，所以把随笔写作作为近期的重心？

孙甘露：我近期在写一个长篇，上海文艺出版社准备出版，但我还没有写完。

在90年代，我主要写了三本随笔，这个文体帮助我渐渐走向现在的写作状态，同时也是自我认识的一个过程。我的随笔严格来说是我的阅读笔记。读小说也好，读诗也好，读理论也好，我会有感而发写一些阅读笔记。这些笔记并没有全部发表，有些适合发表，有的不适合。所以，你就会知道，像我的《上海流水》这样的作品，是经过编辑的，发表出来的只是一部分。所有这些随笔，我从广义上都称之为笔记，当然，也未见得全部都是笔记。比如香港中文大学要出一本关于《小团圆》的文集，沈双编的，他们来约稿，字数也不要求，那我就写了七八千字给她；又比如陆灏来约我写奈保尔，我问写多少字？他说随便，越长越好，那我就写了一万多字给他。这种写作与当下的阅读有关，又是一种约稿的产物。这也有一个互动性的方面在。它不是一种商业宣传性质的写作，和我的思考相关，而不和商业计划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