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共决” 基层工会艰难前行

2010-07-01 02:21:01

来源: 时代在线网

6月24-28日，全国工会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在辽宁营口市召开。外界认为，这次交流会召开最重要的原因是今年五、六月间出现了富士康员工跳楼自杀、本田工人罢工等一系列劳资冲突事件。这使得“工资集体协商”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事实上，由工会推动的“集体协商、工资共决”模式已经实行10多年了，且近两年一些样本地方“成绩显著”。但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鸣起在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透露，全国共有1300万家企业，其中近80%还没有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显然，要让工资集体协商这一看起来很美的制度真的美起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黄黑之争

2010年5月31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广州本田工厂内上演了一出冲突。几十个戴着黄色帽子的狮山镇总工会在工作人员和40多个身着白色衣服的广州本田员工发生了“肢体上的冲突”。

“工会本来应该是代表工人的，现在他们竟然代表资方和我们工人打起来了。他们到底在代表谁？”冲突事情一出之后，有不少人指责狮山镇总工会是“黑色社会”而不仅是“黄色工会”。

“我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总是备受误解。”狮山镇总工会的一名员工私下向记者“诉苦”。

自从5月17日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因工人不满“工资低”发生纠纷以来，该镇总工会就一直在和劳资双方进行协调。

“按照《工会法》和《工会章程》，工会可以就工资等问题和劳资双方协商。因此，17日事发之后，我们除了向上级汇报之外，还联系了企业代表和广本的企业工会人员，紧急和他们协商，希望通过各种努力为广本的工人争取利益。24日，劳资双方矛盾加剧之后，我们甚至还派驻了工作组。”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会人员介绍了他们为“工资集体协商”所做出的一系列努力。在他看来，工会并不是真的如外界所认为的那样“无所作为”。

“一开始，工人们就不相信我们，他们总觉得我们偏帮资方。我想这是导致31日那次肢体冲突发生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后来由第三方代表工人和资方就工资问题谈判的重要原因”。对于这种情况的出现，狮山镇总工会的多数员工均感很无奈。

据介绍，6月4日，南海本田劳资双方最终之所以能达成协议，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常凯教授的介入至为重要。作为工人代表的法律顾问，常凯教授参加了双方的谈判过程。

“这是一个‘三赢’的结果，工人赢了，厂方赢利，政府也赢了。”谈判结束之后，常教授对有关媒体指出。但是，他似乎忘了：这一次，狮山镇总工会“输了”。原本应该在“工资集体协商”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工会，压根就没有参加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

难言之隐

“工资集体协商又称之为‘工资共决’，往往是职工代表在企业工会的牵头下，与企业代表就工资分配制度、形式、收入水平等事项进行平等协商，进而签订工资协议的行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律系主任姜颖说。

显然，在专家们的眼里，目前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关键在于工会。然而，富士康员工自杀、无锡尼康工潮以及南海广本事件均折射出工会目前在“工资集体协商”方面的不足。

譬如，南海广州本田罢工事件之后，工人们就曾对工会表示了不满，“我们每个月都交5元钱工会费，但工会对我们来说只是个摆设。他们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代表员工争取利益。”

不可否认，在推动工资集体协商方面，基层工会确有难言之隐。广州天河区总工会的一名内部人士就向记者吐露了其中两点：

首先，非公有制企业的工会主席受制于老板。“指望这些人站在职工的角度和企业开展工资协商真的很难，因为弄不好，老板就炒他鱿鱼了。”

2007年北京某中日合资企业原工会主席唐晓冬因为职工争取签劳动合同、维护工人权利而被公司炒了鱿鱼。随后，他打了近三年的官司才维护了自己的权益。

而公有制企业的工会主席则受制于现有的党政负责制。“一定程度上，工会主席要看党政领导的脸色办事，如此一来工会很难照顾到企业职工的利益。至于开展工资集体协商，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有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做，也十分困惑。”今年1月份，洛阳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陈守仁在洛阳市开始强力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时如是说。

逼出来的样本

尽管工会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有诸多困难，但还是有一些基层工会积极探索新的模式。浙江省温岭新河镇组建“行业工会”就是其中之一。

在上世纪80年代，新河镇就有家庭作坊从事衣衫加工。到2003年，全镇已有113家羊毛衫企业，每年产值不下10亿元，从业工人12000人左右，其中外地工人为9000多人。

为了吸引工人，一些企业经常承诺高工价，可却往往无法兑现。不仅如此，有时为防止员工跳槽，一些企业到年底才对工资进行一次性清算，甚至扣押员工的身份证。结果，工人们很有意见，有时甚至几个厂的工人一起停工以争取自己的利益。

“2002年下半年，新河镇的羊毛衫行业，100人以上集体上访就有3批，约占全镇上访量的一半。在这种局面下，工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难以为继。”温岭市新河镇工会常务副主席、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工会主席陈福清说。

“最后，我们想到的办法是成立‘羊毛衫行业工会’，通过这一行业工会对新河镇羊毛衫生产企业工价进行了解和调查制定一个工人报定的工价表，然后在党、政以及工人代表、企业等各方在场的情况下，由行业工会与羊毛衫行业协会进行协商，集体决定整个行业6大工种70工序工人们的工资。”

据了解，自2003年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后，新河羊毛衫工人的工资逐年提高，每年增长在10%-15%之间。

除了温岭模式之外，广州、深圳等地还在探索“职业化工会工作者”的路子：企业的工会人员由上级工会支付工资、“嵌入”到企业。据悉，全国目前已经有1.4万名这样的“嵌入式”工会人员，在全总的计划中，还将投入近2000万元推动各地试点。专家们认为，在工资集体协商过程中，没有“雇佣与被雇佣”、“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制约，这些工会人员能在资方面前“挺直腰杆”。

迷途待“法”

其实，工资集体协商不是什么新名词。早在1992年4月，新的《工会法》颁布，就规定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会，可以代表职工与单位签订集体合同。但直到近年来，关于工资集体协商的共识才逐渐形成。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工会系许晓军教授指出了其中的原因：“目前，我国进入了劳资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尤其是罢工、堵路等‘突发事件’越来越多地出现，因此亟须探索某些有效的手段预防甚至是杜绝这些行为。于是，我们看到中央高层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要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调解劳资矛盾”。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仅2009年一年，全国因工资分配问题而引发的劳动争议就达51.9万件。

劳动争议的剧增，直接造就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欣欣向荣”的景象。据悉，截至目前，全国有13省（区、市）以党委或政府名义下发文件，推动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23个省（区、市）人大制定了“集体合同规定”或“集体合同条例”等地方性法规。

但即使如此，工资集体协商的实行情况却不甚理想。据广州市总工会基层工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08年6月开始，广州市在53家企业中开展了工资集体协商试点工作，但是到现在仍有20%的试点企业因为各种原因“只闻雷声响，就是不下雨”。即使是那些同意签订协议的企业，大多数也只是走走形式。“很多时候是老板不愿谈、工会不敢谈、职工不会谈。” 这位负责人不无尴尬地说。

事实上，即使是作为样本的温岭，同样存在“烦恼”。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目前的情况是在温岭，各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有好也有差”，并不是所有的行业都实行了工资集体协商。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但缺乏法律的刚性支撑，是基层工会推行集体协商‘说话没底气’的一个重要因素。”洛阳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陈守仁认为。

目前的情况是，按照规定，企业可以进行工资集体协商，也有拒绝的权利，这成为一些企业抵制集体协商的理由。因为现行的《最低工资规定》、《集体合同规定》、《工资支付暂行规定》都属于部委颁布的行政规章，刚性约束力不强。

“如果出台了《工资法》，不谈也得谈，否则就将受到处罚，效果将完全不同。”陈守仁对时代周报表示。在他看来，这是基层工会“推行‘工资共决’最有力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