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三角涨薪引发连锁反应

    时事 > | Time Weekly - 2010-06-17 01:49:09
  • 劳动力供求市场的关系已经在发生转变。

    由富士康而蔓延于珠三角的加薪潮涌入了制造业的另一重镇长三角,不少企业也纷纷给员工加薪。用工成本的提高,会加速企业向人力成本更低的地区迁移,还是有助于终结中国的廉价劳动力阶段?涨薪,简单的两个字,带来的将是一系列连锁反应。

    朱海这两天有点郁闷。6月初,他被炒鱿鱼了。他本在上海浦东一家电子元件加工厂工作,是有5年资历的老员工了。而他被炒鱿鱼的原因,竟是因为工厂给工人们加了工资。

    加薪引发纠纷

    4月份,上海最低工资从960元涨到1120元,我们厂也加了薪,5月份我到手可以拿到1800多元。当时很高兴。但是,6月初就被辞工了。”朱海愤愤地说,“老板的意思是,我们工人工资太高了,他负担不起,得减人增效,于是我就被涮了,我们车间走了5个人,都是所谓的老弱病残。我都快50岁了,还能到哪儿找工作?”朱海长长叹了口气,很是悲凉。

    记者找到了该公司的人事部门,一位姓霍的先生接了电话。他很客气,也对辞退朱海等人表示遗憾。但是,他说:“公司方面也是无可奈何,现在涨薪的压力很大,国家的政策我们必须不折不扣执行。所以,4月份,按照公司的薪级标准给各部门的人员都加了工资,幅度在10%-15%,员工反应良好。然而,我们是劳动密集的代工企业,薪资成本的压力极大,所以,我们也不得不最经济地用人。”末了,先生犹豫着用神秘的口吻告诉记者,他们老板已萌生意图往内地发展,那里用工成本低廉。

    不过,朱海并不以为然,他觉得近几年公司的生产效率大有提高,利润也持续上升,给员工加点薪水完全不伤皮毛。“现在主要是农民工太多,我们还没有能力同老板坐下来谈判。”

    其实,加薪也引发了资方的思考。当记者联系到上海台商协会理事郁诗礼的时候,他正在赶往常州的高速公路上。本来当天(615)他是要回台湾过端午节的,但是,他在常州的一家服装厂发生一起工资纠纷,他不得不改变行程。“其实,这只是一个工人不满意自己的薪水,吵到了厂部。我不敢疏忽,千万不要出什么状况。上月,我们公司给员工普遍加了工资,有高有低,有人满意有人不满,这很正常。”郁诗礼有些无奈。

    他认为,老板追利润,工人求涨薪,这都是追求“最大化”的合理要求,无可非议。关键是建立一个公正而常态的博弈与谈判平台。“我个人认为,大陆已进入劳动力成本面临全面重估的新时期,其主要原因是劳动力供给曲线已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无限供给转化为有限供给,这就需要谈判,大家要开诚布公。”

    晚些时候,郁诗礼主动打电话给记者,说他公司的工资纠纷已解决:“大家都退一步,握手言和。”

    迁厂多是“表演”

    起于富士康,蔓延珠三角的涨薪潮,震幅其实传至更远,在多个省份纷纷上调最低工资的背景下,长三角自然也感受到了涨薪的震荡波。郁诗礼告诉记者,最近,他与在上海的一些台商和本地商人餐叙时,话题也不离“涨薪”二字。

    “大家都很关心涨薪,我自己也是。最近几年,在工资问题上,我感觉到工人情绪波动特别厉害。”郁诗礼说。

    现在应该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主动给工人适当加薪,是一些长三角厂商比较一致的看法。他们希望不要发生过激事件,让自己陷入被动,反为不美。此外,人性化的管理也为商人们所提及。“有些代工厂采用日本式的管理方法,这可能不太适合中国的文化。”一位台商告诉记者。

    当然,也有迁厂的论调。一些沿海企业放出风声,因为承担不了涨薪的重负,要将企业迁往人力成本更低的内地或其他区域。郁诗礼对此说却并不认同。“这很大程度是一种表演,希望能对涨薪的趋势起到一个抑制的作用。迁移很困难,其一,迁移成本很高,其二,物流成本骤增,内地的物流成本要比沿海高出许多,还有,这些企业在当地已享受了税收优惠,迁移的话,就要吐出这些优惠。”

    “我自己是不会迁厂的。”郁诗礼干脆说道。

    经济发展模式已有转变迹象

    “我觉得早就应该加薪了,不应该等到现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车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一直偏低,单从增长速度来看,劳动者薪酬的增长速度,低于国家整体财富的增长速度,也比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低,这样的增速首先就是不合理的。”

    据野村证券对工业企业劳动力生产率的估算显示,劳动生产率在1994-2008年的年增速达20.8%,而同期制造业的工资年涨幅仅为13.2%

    “我可以断言,作出加薪决定的企业,不可能因为加薪而影响到企业的生存,他们肯定算计过了,能够加薪才会加薪。”张车伟说。

    “加薪确实势在必行。”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学会青年学者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教师张录法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已经在转变。虽然是否已出现彻底扭转供大于求局面的刘易斯拐点,业界尚有争论。另外,这段时期以来CPI的上升压力,也增加了加薪的合理性。”

    张录法还提醒记者,长三角地区企业附加值相对较高,需要的是熟练的、素质较高的技术工人,对工人会有培训等等成本。因此,并非劳动者工资增长10%,就意味着企业的成本增加10%,实际成本增加远远不及这个比例。

    这一波的加薪潮,据张车伟的估计,最多也只能在沿海地区蔓延,不会触及内地。“现在还只是个案性的。”

    不过,在张车伟看来,正在萌动的加薪潮,已经带来了某种令人欣喜的迹象。“我国以廉价劳动力为主要竞争优势的生产模式,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局面,短期内不会改变,这两个月我们的外贸出口有很快增长,这说明工资的增长还不能影响我国的竞争优势,也还不能扭转现有的发展模式,但,已经有了转变的迹象,加薪带来工人购买力提高,会使经济结构向着内需方向发展,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会有所减轻,今后我们会走向更均衡的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张车伟认为,工资的增长还会减缓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两者是对冲的,我一直主张通过工资适度增长的方式来缓解结构性矛盾,减低我们在国际上的压力,而不是通过人民币升值的方法。工资适度增加,会增加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促进消费,让经济更为活跃。”

     

    资方要让渡一部分利润

    加薪是否如郭台铭所说,是一个趋势,富士康只是先走了一步?加薪是否会是一个转折,使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向依赖内需的方向转变?就种种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劳动协会薪酬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孙群义。

    时代周报:劳动者的薪酬增长,是由哪些因素促成的?

    孙群义:劳动者的薪酬增长有几方面原因:第一,一段时间以来,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造成劳动者的薪酬增长较慢。第二,随着经济回暖,企业具备了支付能力。第三,引导和鼓励增加一线职工的收入,也是国家的大方针。第四,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并且已存在了很多年。低层次的劳动力比高层次短缺,女性劳动力比男性短缺,这其中便有工资水平因素在起作用,这两种人工资给得低,造成供给不足。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促成了这次的涨薪。

    时代周报:郭台铭说,加薪是一个趋势,他只是先走了一步。

    孙群义:是的,这是一个趋势,郭台铭比其他企业早做了一个月。长期以来我国由于物料成本、环境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较低,导致了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现在三大成本的平衡已经打破,物料成本由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而提升,环境成本我们也付出得太多,因此也有个劳动力成本的提升问题。怎样形成一个合理的新的平衡,必须加以考虑。

    时代周报:劳动者薪酬增长,是否会拉动消费,增加市场的有效需求,从而使我国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往依靠内需的方向转变?

    孙群义:中国经济问题的短板,就在于大多数人的购买力不足,我们大量的基本生活必需品是过剩的,要让大多数低收入群体提高收入,形成有效需求。加薪肯定会是一个转折,会拉动内需,但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大家担心会因为成本上升,造成我们竞争能力的下降。因此,需要资方让渡出一部分利润,上游厂家也要让出一部分收益,形成互赢局面。

    时代周报:劳动力价格水平怎样才算比较合理,由什么因素来决定?

    孙群义:对初级劳动力来说,其价格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在刘易斯拐点出现以前,也就是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状况改变之前,初级劳动力的收入等于个人生活支出加上必要结余,结余应在从事农业劳动收益两倍以上。达到两倍,劳动力就会相对稳定。拐点出现以后,意味着有条件出现成熟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关系。在中国,劳动力要真正做到按市场价值规律来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转型、经济体制的转轨以及人口模式的转型交织在一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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