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知识圈呼吁处理“汪晖事件”
“汪晖事件”如同滚雪球一般,在华人知识界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今年3月10日出版的学术刊物《文艺研究》发表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的文章《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质疑清
媒体记者随后采访相关学者。
5月,清华大学继续将汪晖列入本年度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学者名单。
“或者还汪晖一个清白,或者严肃处理他”
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张信刚从美国飞回香港,就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他表示:“我感觉现在对这个事情,不是学术界里用学术的方法处理,而是由舆论传媒讨论。似乎不少参加者都是关系人,而不是独立的没有利害关系的人,这就很难定出一个黑白来。”
张信刚说:“我在美国、加拿大、法国和香港的大学都工作过,这四个地方的大学如果出现这种问题的话,处理问题的方法会是大同小异。”他认真地介绍了自己所知道的处理这类事情的方法:“一旦有人向学校举报,而学校当局认定指控具有表面证据,学校的负责人就应该设法搞清楚事实是什么。在大学里都有学术委员会(英文里一般称之为Academic Senate); 这个学术委员会下面多半有一个学术诚信(Academic Integrity)委员会。无论是系、院、大学都可以启动这个机制,但是最后决策的层次是在大学的学术委员会,把这种事作为学术诚信的问题来处理。据事件的性质和轻重,一般会由校方组成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由几位具有学术经验和公信力的人担任委员。这些委员应该有相当的学术地位,并且跟被指控者没有利害关系。比如说,被指控者的导师、学生、同僚好友,或者跟他有过共同学术创作的同行不应该担任委员。反过来说,跟他有过学术争论或其他方面不和的人也应该排除在调查委员会之外。调查委员会应该由一些有诚信而独立的人,针对事实作决定。被指控者应该有权在委员会面前进行申辩和说明;当然,他可以这样做,也可以不这样做,可以单人赴会,也可以有一个人陪同去。如果指控里面牵涉到比较重要的问题,被指控者可以带一个像律师那样的人陪伴自己出席。独立调查委员会应该在一定的时限之内,作出一个客观而明确的评断。”
张信刚指出:“委员会的成员必须是对相关学术问题具有判断能力的人。比如指控一个生物学家数据造假,就必须由具有专业知识的学者作评判;最典型的事例是几年前韩国‘黄禹锡事件’的处理。但大多数学术诚信的指控可能是属于涉嫌抄袭一类的问题。”
张信刚的观点在学术界有不约而同的呼应。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张隆溪表示:“关于汪晖涉嫌抄袭一事,我当然听说过,也看到了网上转发王彬彬的文章。这件事其实不应该在网上讨论,而应该由有关学校来处理。我觉得学校如果公正处理这件事,就可以确定是非曲直,或者还汪晖一个清白,或者严肃处理他抄袭的错误,同时也可以取信于人,平息网上过度激烈的争论。”
香港中
目前,清华大学方面仍然没有对“汪晖事件”向社会公开处理的方法,让各界颇为关注。张信刚说:“我不知道清华大学到底做了什么。他们也没有义务在没有搞清楚事件的性质之前,甚至在作出决定之前把具体情况告诉大家。当然,清华大学如果知道这个事情会影响到校誉,最好主动处理,不一定要等到有人正式投诉才做调查。”
“抄袭是‘硬伤’,必须按照国际标准来处理”
“汪晖事件”不仅在国内引发热烈争论,在海外华人知识圈也引起关注。现居美国纽约的学者马大任认为:“美国学术界当然也有抄袭的事情。美国法律对‘抄袭’有相当明确的规定。如果有确实的证据,‘抄袭’是要受到处罚的。如果中国也有类似的法规,‘汪晖事件’应该不难解决。只要拿出确实的证据就可以依法处理。如果中国还没有有关‘抄袭’的法规,现在应该尽快建立。这事情是汪晖个人的问题,不应该牵涉到别人。清华大学可以根据证据,依照严重程度,作适当的处理。”
马大任同时指出:“中国作为一个‘进口知识’的国家,利用国外学术成果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尊重知识产权的观念还不十分发达,所以容易发生‘抄袭’的事件。这种事件不仅会影响国内的学术研究,也会影响中国学术界的国际地位。所以,必须设法尽力减少这类事件的发生。”
现居华盛顿的作家谭加东从事翻译工作之外,也致力于写作。她说:“其实王彬彬总结出来的四点‘抄袭手段’,都属于学术文章里的模糊率概念范围,只不过学术界需要的电脑软件要比翻译界复杂和高明,而中国的学界又有其特殊国情:1970年代末‘文革’一结束,知识界求知解禁,大家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吸收知识和文化信息,那时候是通过看内部刊物和翻译刊物来捷足先登,或者是几亿人里有少数极其幸运者因为某种机缘可以获得稀有的学习机会。其间的抄袭都通过政府的出版机构完成,版权完全不进入人们的概念和用语;1980年代,年轻学者们开始把翻译引进的学问改装,变成自己的出版发行,让那些没有机会和时间阅读的人分享他们吸取的新鲜知识信息,这是好事。说中国人对版权不够尊重,学术上‘借花献佛’太泛滥,我们确实有这种坏习惯。而坏习惯是可以改的,要改其实也不难,西方学者哪怕是演讲,没有白纸黑字留把柄,他们也会把前人或者别家观点讲清楚,然后在提出自己看法的时候,很明确地说,我的看法和谁的在某点上相似,某点上不相似。”
现居加拿大的媒体工作者和学者丁果,也是上海师范大学客座教授。丁果在“汪晖事件”刚爆发的时候,就已经关注,并在海外华人学者群里引起议论。丁果说:“没有想到,像汪晖这样名气大的学者教授,成为名著的博士论文中竟然有如此涉嫌抄袭行为,而且在十多年后论文修订之时,也没有更正。我们大家议论说,可见抄袭者并不‘心虚’,认为这是学术界的常规,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更可怕的是,中国学术界鲁迅研究领域的顶尖人物也竟然堂而皇之地为
虽然这看起来只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事件,丁果却认为值得深思:“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但在国际上一直被诟病抄袭太多,模仿太多。如今在学术领域,而且是最顶尖的学者身上发现这样的问题,真的是一种遗憾。耶鲁校长曾经说过,中国的北大清华在二十年里必将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因此对于抄袭事件的处理,不能用‘中国特色’来对待,因为抄袭是‘硬伤’,必须按照国际标准来处理,我非常赞同
清华大学教授汪晖
“
到目前为止,汪晖本人对此事件并未公开发表相关的声明和辩护。然而,在网络上,“汪晖事件”已成为热议的话题,出现了“挺汪派”与“倒汪派”,言词激烈,针锋相对,甚至出现谩骂式的语言。
曾经留美深造的青年学者胡惊雷在研究了网上的相关讨论后认为:“我倒是觉得今后《反抗绝望》可以被视为判断其他中文著作是否剽窃的一把尺子,只有达到或超过它的标准才配得上被称作‘剽窃’。”
台湾学者庞建国则说:“从粗浅的阅读中,我比较偏向王彬彬和林毓生的立场,希望大陆的学术界能够不和稀泥,不涉党派立场地纯粹从建立学术规范、提升学术水平的角度就事论事。”他介绍:“台湾当然也曾经出现过类似情形,大致说来,以前比较会采取和稀泥的方式处理,如今,则会采取类似
对于汪晖迄今为止的表现,丁果认为:“其实,
作为整个事件的局外人,丁果意味深长地指出:“‘汪晖事件’对中国学术界来说,也并非坏事,学术进步也如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从初级阶段走向成熟,这是中国学术界走向大国的必经之路。学术有派系并不奇怪,但游戏规则必须是一样的,文化界尤其要带头遵守学术规范,不能自甘堕落,不然中国的大国崛起,不要说没有底蕴,更可能走向歧途。”
中国学术界鲁迅研究领域的顶尖人物也竟然堂而皇之地为
“调查委员会应该由一些有诚信而独立的人,针对事实作决定。被指控者应该有权在委员会面前进行申辩和说明。—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张信刚
“汪晖事件”应该不难解决。只要拿出确实的证据就可以依法处理。如果中国还没有有关“抄袭”的法规,现在应该尽快建立。—旅美学者马大任
倘若今日相关的大学当局能够排除各方面的制约,下大决心来做这件事情,他们当然可以在短期内就发挥很大、决定性的作用。—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名誉教授陈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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