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剑兄的“书缘”
《书缘人间》共写了96位作家、诗人和评论家给古剑兄的题赠本，他们分布之广，遍及内地、香港、台湾和海外，不乏海内外华文文坛公认的大家名家，如巴金、许杰、台静农、苏雪林、艾芜、施蛰存、萧乾、柯灵、贾植芳、纪弦、王西彦、汪曾祺、黄裳、刘以鬯、陈之藩、余光中、白先勇、聂华苓、罗孚、刘绍铭、董桥、倪匡、李碧华等，其中25位已经谢世。这两个统计数字和这份并不完全的题赠本作者名单，已足够说明这部《书缘人间》的史料价值了。
不知《书缘人间》的读者是否注意到，古剑兄此书副题是“作家题赠本记事”，而不是“签名本记事”。“题赠本”与“签名本”是不同的，“题赠本”作者大都与受赠者有所交往，非师即友，而“签名本”很可能仅是一个简单的签名售书的签名而已。所以，我认为“题赠本”应该是“签名本”中很有价值很可宝贵的一种。《书缘人间》中的题赠本，除个别系古剑兄慕作者大名索求题签之外，绝大部分都是作者主动题赠古剑兄的，“题赠本记事”名副其实。
古剑兄在其长期的编辑和创作生涯中，与这些题赠本作者结下的或长或短或深或浅的交谊，都源于他们共同的对文字的敬畏，对文学的钟爱。因而，这些题赠本就成了这种交谊的可靠见证，成了古剑兄个人文学历程的一个别有意味的记录，进而也成为上世纪60-90年代海峡两岸三地文学关系史的一个小小的侧影，甚至可补现当代文学史之缺，不管古剑兄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譬如，古剑兄写巴金的题赠本，就回忆到1958年在上海作协“作家见面会”上首次见到巴老的情景；他写艾芜的题赠本，记录了1981年秋他到成都首次拜访艾芜的谈话；他写汪曾祺的题赠本，不忘追述他俩在香港和北京几次难忘的见面；他写老师施蛰存的题赠本，更是记下了施老上世纪50年代的“落难”和“授权”他编选《施蛰存海外书简》……许多生动的历史细节、有趣的文坛故事，就这样围绕着题赠本而徐徐展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古剑兄身处香港，亲眼目睹、亲身参与了三地作家学者的文学交流，其间如何从互相陌生、猜疑和防备到互相熟悉、信任和尊重，通过这些题赠本，他都作了具体而又真切的回顾。
古剑兄不愧是搞文学评论的，又写得一手好散文，因此他写这些题赠本，既能从题赠本切入，又不拘泥于题赠本，而能放开笔墨，纵情而谈。他往往会带着文学史家的眼光，拓展到题赠本作者的全人全文，或旁征博引，或三言两语。他品评刘绍铭的散文“有斑驳之流彩，勃勃之生气”，“显学者之本色，得随笔之自在”；他断言也斯的诗“挤掉了浪漫之义的抒情，求取现代感的若即若离的写真”；他认为丛维熙的小说“太像苏联小说”，“令人有些不耐烦”，而其回忆散文却反映了“那段历史的真实，文中的力度也使人不能自已”，许多看法都是切中肯綮，耐人寻味的。
我之所以对这本《书缘人间》倍感亲切，还有一个私人的原因，那就是古剑兄所写到的这些题赠本的作者，有许多也是我所熟识和了解的。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因缘际会，我有幸与海峡两岸文坛的许多大家名家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得以结识，有的后来还成为关系密切的文友。本书除我之外的95位题赠本作者中，有63位我见过面，有4位虽未谋面却通过信，也就是说于我亦师亦友的竟占了2/3强。因此，捧读古剑兄这本书，这些师友的音容笑貌会不时在我眼前浮现，会不时令我回忆起与他们交往的那些美好的时光。
而今，作家签名本收藏已成为当代藏书的一个新兴门类。自从我五年前写了《签名本和手稿：尚待发掘的宝库》之后，不时会收到识与不识的读者的来信，与我探讨签名本的种种有趣的问题。作家签名本尤其是题赠本，说到底，无非是铭记了作者与受赠者之间的一段文字情，承载着作者与受赠者之间的一段书缘。我所敬重的
作者系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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