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编辑部的故事
后世的人们大概都会承认,《新青年》杂志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批判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在中国报刊史上可说是空前绝后影响最大的刊物。可是在它刚出版的时候,反应却是颇为冷落的。就是鲁迅,起初也没有怎么重视它。
大可一驳的新杂志
鲁迅和陈独秀都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都一度在北京大学任教,却并不同时。陈独秀是1917年1月应蔡元培之请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1919年3月底因受到反改革舆论的攻击而去职。鲁迅是
鲁迅是因为《新青年》杂志才和陈独秀交往的。陈独秀编辑的《新青年》杂志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期刊。第一卷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第二卷发刊已经是在袁世凯死后,就改刊名为《新青年》了。
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回忆说:
鲁迅早知道了《新青年》,可是他并不怎么看得它起。那年(注:1917年)4月我到北京,鲁迅就拿几本《新青年》给我看,说是许寿裳告诉的,近来有这么一种杂志,颇多谬论,大可一驳,所以买了来的。
周作人这一段回忆与事实有一点出入。并不是他到北京以后鲁迅才拿《新青年》给他看的。在这以前,鲁迅就已经寄它到绍兴家中给他看了。
许寿裳于1917年9月调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鲁迅写给他的信里多次谈到《新青年》。
批驳者进入编辑部
钱玄同,1918年,《新青年》编辑、主要撰稿人。
不久,鲁迅开始给《新青年》写稿。敦促最力的是新青年社同仁钱玄同和刘半农。这件事,后来钱玄同回忆说:民国六年(按即1917年),蔡孑民(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大事革新,聘陈仲甫(独秀)君为文科学长,胡适之(适)君及刘半农(复)君为教授。陈、胡、
鲁迅在《呐喊·自序》里生动地记下了他同前来劝驾的钱玄同(用的是林琴南影射小说《荆生》里面攻击他的名字“金心异” )的交谈,大家都很熟悉。这里就不引用了。极力敦促的还有刘半农。
钱玄同刘半农他们这样极力敦促鲁迅兄弟为《新青年》写稿,应该说是也反映了主编者陈独秀的态度吧。鲁迅想:他们正办《新青年》,这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而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为了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于是拿起了笔来。在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那时革命的前驱者”,落实到具体的人,当然就是陈独秀了。
鲁迅不只是为《新青年》写小说,写新诗,还写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样的批判旧道德观念的论文,特别是在《随感录》专栏里发表了好些篇针对性极强的论战文章。后来他在《热风·题记》中说:“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这一小部分里,“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
就这样,鲁迅、作人兄弟也就成为《新青年》杂志的同人了。
周作人,(1885-1967年)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
编辑的武器与鲁迅的诗意
鲁迅的《忆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藏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这里,拿“武库”之有无来表现陈、胡、刘的差异,比喻确是精彩。可是周作人对此说是否可信提出了质疑。他在
世无圣人,所以人总难免有缺点。鲁迅写文态度本是严肃,紧张,有时戏剧性的,所说不免有小说化之处,即是失实—多有歌德自传《诗与真实》中之诗的成分。例如 《新青年》编辑会议好像是参加过的样子,其实只有某一年中由六个人分编,每人担任一期,我们均不在内。会议可能是有的,我们是“客师”的地位,向来不参加的。( 《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十三卷,第11-12页)
周作人把他自己以及鲁迅同《新青年》的关系定位于“平常写点稿子”的“客员”,从来没有参加过编辑会议,更不用说独力分担某一期的编辑了。在鲁迅日记里所记同陈独秀的交往,都是些书信往来,那些“来访”“往访”的见面的记载一次也没有,更没有参加《新青年》编辑会的记载了。或问:是不是在已经失掉的1922年的日记本上有此一类记载呢?这很容易回答:1922年陈独秀是在广州,下半年,《新青年》出满九卷也就停刊了。当然,日记中没有见面的记载,只表明他们没有单独会见过,并不能排除多人聚会(例如共同赴宴之类)时候的相见。这样的见面想来总是有过的吧。
扑朔迷离的编辑会
是不是出席过《新青年》编辑会的事情可以存疑。但是陈独秀极力催促鲁迅写稿却是千真万确的。周作人保存了一批陈独秀给他的信件可以作证。
周作人的《实庵的尺牍》一文(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九卷,第608-613页)汇录了陈独秀写给他的16封信。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里只选入了其中3封。下面据周作人文引用。
启明兄:五号报(注:指第七卷第五号)去出版期(
同年
同年
同年
同年
同年
二号报准可如期出版。你尚有一篇小说在这里,大概另外没有文章了,不晓得豫才兄怎么样?“随感录”本是一个很有生气的东西,现在为我一人独占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工夫都写点来。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
陈独秀,(1879-1942年),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一大至五大党的最高领袖。
感谢在押的政治犯
陈独秀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可见他鉴赏的眼光。只是他建议鲁迅将所作小说结集出版,时间还稍早了一点。这时,他还没有写他最重要的小说作品《阿Q正传》。三年之后,鲁迅的小说集《呐喊》才出版了。
这以后陈独秀忙于政治活动,他和鲁迅作人的文字之交也就中断了。
1933年3月,鲁迅为天马书店出版的《创作的经验》一书写了一篇《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收《南腔北调集》 ),其中回忆往事,说: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地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须纪念
几个月之前,
第一段讲鲁迅同《新青年》的关系,指出他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但“不是最主要的作者”。他这样说,正好印证了周作人所说的“客员”身份。
第二段讲鲁迅同共产党人的关系:“在民国十六七年(注:1927、1928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注:指创造社太阳社),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
第三段谈鲁迅1936年对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态度,认为他“并不根本反对”,“他所反对的乃是对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文章最后说:“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第215页)这也就是他对亡友鲁迅最后的评定和怀念,也是最中肯的评价,鲁迅最可宝贵的遗产正是独立思想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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