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底线，得尊严

2010-03-18 03:16:59

来源: 时代在线网

“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温家宝总理一语风行。两会期间，大家纷纷谈尊严。其实尊严就是人的最后底线，不求闻达，不求富贵，只求一点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被践踏。

鲁迅曾经说，在中国其实是没有什么中庸之道的，中国人到了要中庸的地步，那就是他不得不中庸了：“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

尽管鲁迅先生话是这么说，但是到了社会矛盾激化，秩序和伦理的底线屡屡被突破的时候，还是得出来呼唤一下“中庸之道”的。这时候所谓的“中庸之道”，指的是对最后底线的呼唤，无论如何，还得守个基本的天理，给人最终留条路。不论是留康庄大道还是留独木桥，不能让人完全没了路走。

惹不起，要允许躲得起

3月16日的《新京报》报道，上个月湖南嘉禾县爆出了250名儿童血铅超标的新闻，但引发中毒事件的炼铅企业腾达公司，曾被县市两级环保局几度叫停，但仍继续生产。这还不算最突破底线的，更可怕的是部分家长因为想去外地体检而被嘉禾县公安局抓走。县政府的材料称，通过对部分人的拘留打击，“实现了打击少数人、教育一大片的目的”。

社会学家孙立平曾提醒，要警惕我们的社会生活西西里化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可以保证强弱双方平等互动的规则不断弱化，强者变得越来越蛮横和霸道，甚至完全没有了顾忌。

湖南嘉禾县的抓人是在政策的实施环节完全没了顾忌，但有人还想走得更远，就是在政策和法律制定的层面都失去了顾忌，想让蛮横和霸道制度化，这显然是更没底线了。

这个人就是全国人大代表、广西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民建广西副主委刘庆宁，据3月12日的《新民晚报》报道，刘庆宁提交一份关于信访修法的议案。他认为一些人不分场合到领导办公室和生活地点信访、闹访问题很严重，已经“严重影响领导正常生活秩序和正常工作秩序”，所以提交议案，希望修改《刑法》增设“扰乱信访秩序罪”。

刘代表列出了20种应受到刑罚的信访行为，其中包括信访时喊口号、打横幅、散发材料、静坐，未经批准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及其周边地区非法聚集、滞留，信访时采取自伤、自残、自杀、跳楼等行为……这些行为如果多次或有严重后果，那么将依其严重程度，处以3年以下、3年到7年、7年到15年有期徒刑。

对于嘉禾县的老百姓，孩子被污染企业搞成了铅中毒，没处说理，没处索赔人家都认了，去外地给孩子搞个体检也被抓走。惹不起，只想躲得起，现在是让这些老百姓连躲的路都没有了，这要把人逼成什么样呢？

有冤屈不得已要上访，可谓是这个制度下最后的解决渠道，是制度下的底线。刘代表却要连这点底线也给破了。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明确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大凡信访的群众，都有一定的利益诉求，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们采取“标语”、“口号”或“静坐”、“聚集”等方式，这是他们愿望和诉求的正常表达。如果说这些方式就是“严重影响领导正常生活秩序和正常工作秩序”，并以此为由拘捕他们，把他们投进监狱，不仅公然违背《宪法》，恐怕在世界上也实属罕见的侵犯人权的暴政。

我们奉劝刘庆宁代表，深入学习一下“三个代表”。“三个代表”和人大代表的意义绝不是我来代表你，你不许说话。

不能僭越了最基础的伦理

“晚上回家，疲惫地坐在公共汽车上，刚坐几站，上来一个抱孩子的妇女，我丝毫没有犹豫给她让了座。她激动地说：‘谢谢你！’我当时怒吼道：‘先谢国家！’”

以上是一则笑话，之所以有这个笑话，是因为最近闹出的“感谢门”事件。

冬奥会夺冠后，周洋一句不经意的感言“夺冠能让父母生活得好一些”几乎感动了全世界。这句肺腑之言，因为真实，广受好评。然而，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在政协会议上却批评周洋：“感谢你爹你妈没问题，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别光说完感谢父母就完了。”并上升到品德高度，表示今后要加强对运动员的德育。后来，饱受压力的周洋不得不又出来再“感谢”了一次，这次她将感谢国家放在第一位，父母排最后。

于再清副局长的话引发了舆论的激烈声讨。虽然只是一句话，不至于有多严重的伤害。按说这话也不算完全没道理，在目前的“举国体制”之下，夺冠感谢国家政府的投入，是政治正确的话，但周洋说的是老百姓能理解的“人话”。“人话”所体现的是最基本的伦理，这种基本伦理是在政治之先的。非要让政治僭越最基本的人伦，说句人话还要被批判，居然在晚间重播的时候被剪切掉，这就太过了。

国家的主体是人民，两千多年前，孟子就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政治永远是排在基本的人伦之后的。况且，按照现代政治文明的理念，国家与政府的存在，是纳税人供给的，周洋的父母和周洋，都是纳税人，周洋为国家工作，是一种契约关系，周洋工作出色拿了冠军，国家应该感谢周洋才对。

在现代政治文明中，政治权力的基础来自个人权利的部分让渡，公域和私域有着严格的界限，公权力不能僭越个人权利的底线，若政治想垄断他们的精神与亲情，这样无视底线和个人尊严的言论，自然要遭到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

倪萍的“父母论”

缺乏基本民主常识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忠孝之辨”是个很重要的社会政治话题。在传统社会前期，“孝”是先于“忠”的，不仅孔子讲“父子相隐”，孟子也说得很明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直到魏晋南北朝，还是“以孝治天下”。

这种情况在宋代发生了变化，宋直到清末的近千年里，随着君主中央集权不断加强，臣民始终处在弱势地位，忠的地位逐渐重于孝。《宋史·赵葵传》就讲“移忠为孝，臣子之通谊”，“忠”成了更本原的价值。宋人强调“气节”、“节操”，“忠”的含义日益固定为“死事一君”。

这种演变的背后，反映的其实是中国传统专制的逐渐加强，政治对社会伦理有了极强的干涉。“忠”成为臣民绝对服从于君主的一种片面的道德义务，最终是单向维护君主的统治，排斥的是美善的人性。

对于这种排斥美善人性，维护君主独裁统治的意识形态，早在明清之际的启蒙运动中，就有了很多的批判，后来的老一辈革命家，都对此持坚决的否定态度，认为这种腐朽的专制思想与社会主义民主格格不入。

在此次两会期间，倪萍委员说：“在人大的会议上举手表决时，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或弃权过”，“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甚至抛出了“父母论”，荒唐类比：“就像一个家里一样，特别知道自己父母不容易，也知道父母的难处，当然也知道父母的缺点，但是在难处、优点、缺点当中，你还得体谅父母，因为是跟着父母一块过来的，知道父母未来会把你抚养长大，但是得知道父母的难处，跟着父母一块走，一块克服困难，一块去解决问题。”

我们尊重倪萍委员投票的权利，不管她是投赞成票还是反对票，都是宪法赋予她的权利。但将投反对票与爱国甚至是“添乱”结合在一起，则太荒谬。这种思维方式与她的“父母论”，都表现了倪萍本人对基本的现代政治文明的无知，这种“移忠为孝”的政治理念，还停留在古代专制的时代，何以能在当今的民主政治中参政议政？

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温总理刚刚表示，我是“公共财产”，属于人民，并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反观倪萍的“父母论”，完全颠倒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主权在民，民众不是孩子，政府也不是父母，政府只是民众依照契约产生的服务机构，民众与政府之间不是孩子跟着父母走，公仆必须听命于主人。不是政府抚养了公民，是公民作为纳税人雇佣了公仆，如果按倪萍的“父母论”，岂不是花钱雇了一个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