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课教师十年讨薪路

    时事 > | Time Weekly - 2010-02-03 22:36:43
  •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中国教育事业作出特殊贡献的代课(民办)教师,退出时往往得不到合理的补偿。

    1.2万元—在城市精英眼里,些许薄金不值一提,而它是苏华文、一位被辞退民办教师晚年生活的最大保障。过去十年中,他四处奔波,希望得到47年教龄换回的这笔不对等的补偿,然而,兑现之日依旧遥遥无期。

    (“寻找代课老师”行动  时代周报、凤凰网、商界传媒共同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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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的苏华文安静地坐在床沿,戴着黑色老花镜,身着一件袖口已破的蓝色中山装。这件上衣已伴他走过30年。床的另一边躺着他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的66岁老伴,盖着一张单薄而发硬的棉被,黄色被套上印着几个红字。

    “因为没钱,(苏华文)只能用废弃的广告布做被套。” 128,广东雷州市南兴镇山尾村,苏国统如此形容他的

    老师—苏华文的贫寒一生。

    作为民办教师的苏华文曾在山尾村的小学执教了四五十年,育人无数。如果不出意外,他将在教师任上光荣退休,安度晚年;但2000年,雷州市政府的一份文件,一笔勾销了他数十年对教育事业的贡献。他成为雷州市第一批被辞退的民办教师中的一员。失去主要收入来源的苏氏夫妇贫病交加,生活陷入困顿。

    他想得到按教龄补偿给他的1.2万元辞退费,但十年过去,为此四处奔波的他依旧没能拿回分文。尽管身体不好,但希望多增加些收入的苏华文坚持务农,可是去年种的八分地辣椒,投入1000元左右,至今只收入20元。

    老师教书这么多年,一家三代都是他学生的,我们村多得很,没想到晚境如此凄凉。”苏国统感慨。

    有感老师的遭遇,2010113,苏国统用“塞口风”的网名在凤凰网发帖,反映了苏华文的情况。2000年雷州市共辞退600多名在编民办教师和300多名代课教师,和苏华文一样,他们也未拿到任何补偿。而有些老师通过不懈地上访,虽未获得辞退费,却为自己争取到转正的机会。

    但不是每个教师都那么幸运。

    辞退

    苏华文是山尾村有名的书生。1953年起他便在村里教书,村里有了小学之后,更身兼数门课,语文、数学、体育、音乐,而且几乎每个年级的课都要上,村民尊称他为“文公”。

    苏家清贫,境况好就番薯粥配豆腐乳,不好就盐拌番薯粥。而婚后六个子女的陆续出世,加重了苏华文的生活负担,吃鱼也便成为一件奢侈事。

    上世纪80年代初,当地民办老师的工资是每月30元,公办老师为200元;1993年后,民办老师月收入300多元,公办老师则有900多元。两者的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尽管同工不同酬,经济困窘,但苏华文一直兢兢业业。1991年,他被评为小学一级教师,两年后升为高级教师。

    1992年,苏华文被聘为民办教师,“在省教育厅是有档案的,在编,跟代课老师不同。”苏华文多次强调这一点,还出示了相关证书复印件。

    其实,这一年苏华文本有转正的机会,却失之交臂。根据当时的政策,所有在编、未超过58岁的民办教师不用经过考试便可转正。为此,苏华文还把年龄改小了6岁。然而,在“计划生育”那一栏,他如实填写了。由于“超生”,他的转正资格被取消。

    “他太诚实了,当时那些转正的老师,谁不超生啊?”苏国统说。

    出于对转正的希望,更出于对教育工作的热爱,已到退休年龄的苏华文继续在讲台上耕耘,直到20008月两个村干部拜访了他,说:“上面下通知,你不用再去上课了。”没有任何正式的书面文件通知,苏华文就这样被辞退了。

    “辞退之后很悲伤,难以言表。我家有块地在学校旁,每次经过都触景生情。现在的山尾小学,我也是创办人之一哪。”苏华文无奈地摇头。

    原来,在1982年,苏华文看到村里的小学很破落,便写信给在香港工作的好朋友苏自强,说只有教育才能出人才,但村里学校条件太差了,希望他能出资建校。苏自强于是捐款15万元,苏华文和村长等六人到了深圳,亲自把这笔巨款带回了山尾村。在小苏(苏华文的另一名学生)的记忆中,这个故事曾在多个场合被提及。与此相应的是,村里的小学也更名为“山尾自强小学”。

    空头支票

    被辞退后,苏华文辗转找到了2000年雷州市政府的一份文件,总算为辞退一事找到了一个说法。在谈到民办教师辞退问题时,文件里这样写道:“我市决定辞退1998年参加选招公办教师考试文化分折算达不到28分,以及不参加这次考试的民师,一次性发给辞退费。辞退费按每1年教龄300元的标准计算,由各镇在教育附加费中解决。”

    苏华文说,1998年他因为年纪大,没有参加考试,按照文件精神,属于辞退行列。而辞退费,根据教龄他应该领到1.2万元,但整整十年过去,他一分钱也没能拿到。

    对年老多病的苏华文而言,这笔辞退费无疑是晚年生活的保障。他曾十几次跑到镇教办,也多次到雷州市教育局反映情况,但依然没有等来有关部门的一纸答复。“我到现在还能活着,全靠这张空头支票啊!”苏华文不无自嘲。

    在南兴镇南渡村、港东村、梅田村,不乏与苏华文同批被辞退的民办老师。同样,他们也没能拿到辞退费。

    在南渡村,46岁的符泽盘如今生活陷入了困顿,6个孩子、妻子和88岁卧病在床的母亲至今住在三间茅草房里。他的女儿符晓斐说,十年前符泽盘从讲台上退下来,心情非常郁闷,因为顺利通过转正考试的他最终没能转正。“当时我家就剩下妈妈手里的5元钱,连买菜都不够。我只好出去当保姆,每月能有300元,那时我才12岁。”符晓斐说着,眼睛就红了。

    尽管急需钱以纾解困境,但符泽盘说,他对那笔辞退费不抱丝毫希望。

    曾是村委会会计的苏国统告诉记者,2000-2003年,山尾村曾按人头每人每年收取30元教育附加费(2000年之前为20元),并统一上缴到镇财政。但南兴镇教办主任陈泽解释,由于镇财政紧张,教育附加费已用于各学校的基本建设,根本无法支付辞退教师的补偿费。“只有通过上级财政拨款,才能解决这问题。”他说。

    雷州市教育局长林涛对此的解释却不尽相同。“2000年那批辞退教师的补偿费其实都安排好了,每个人该领多少钱都计算好了,也通过了人大批准。但那些教师都不愿意领,因为他们要转正。”他在电话里说。

    对此,被辞退的老师们纷纷表示不解:“既然安排好了,为什么从来没有通知我们去领钱?既然没有通知,怎么知道大家不愿意?”

    隐性欠债

    “那是因为上访。”关于不愿意领钱的说法,2000年也遭辞退的王昌尧解开了谜底。

    2000年被辞退的那批老师觉得不公平,多次组织代表到雷州市、广州市甚至北京上访。在这过程中,他们有转正的要求,却被解读为‘不愿意领钱’。”王昌尧分析。

    一名自称姓陈的老师就是“上访专家”之一。2006年,他以雷州600多名在编民办教师的名义,给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德江等领导写信,反映被辞退教师的集体诉求:希望得到公正对待,或解决转正问题或给予相关的福利待遇。

    一年后,还是这位老师,又组织了一次在广州的上访。他回忆说,上访当天,他打电话与几个教师朋友约好,到广东省教育厅前抗议。他们最终得到了接待,雷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同时也被请到广州,双方开始协商,最后达成协议。2008年,通过考试取得公办教师资格的这位44岁的老师,结束了在外打工的生涯,就像其他一起上访的老师那样,重新回到了三尺讲台。

    然而,幸运的大门并未对每个被辞退教师敞开。60岁的王昌尧曾先后是南兴镇四所小学的校长。而他不能转正,仅仅是因为没有档案。1987年,小学老师王昌尧被借调到南兴镇港东管区当干部;6年后因为教育工作需要,又被调回学校任校长,但档案并未随之转移和建立。2000年,错过1997年转正机会的王昌尧被辞退。

    与王昌尧有相同经历的老师,南兴镇还有6名。最年轻的王汝桑也符合考试转正条件,却没有机会。

    “代课(民办)教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我国教育事业作出了特殊贡献,让他们退出时一定要给予合理补偿。事实上,政府与已被辞退的代课和老民办教师之间存在隐性欠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表示,像雷州地区这样补偿费拖欠了10年,说到底还是社会管理出了问题。

    “若是地方财政没法解决补偿费,理应由省财政甚至国家财政支持,这已经不是教育部门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民政和财政部门,需要全社会通力配合。”储朝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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