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最善变数中国人

2010-02-04 03:23:33

来源: 时代在线网

有个欧洲做人类学的同行，告诉我他做的一个“拟真”实验：请来一百年前1909年的某个民族的“典型人”，与一百年后2009年该民族的“典型人”，让他们面对面站着“交流”一下，旁观的人类学家做一下比较考察：一对英国人，一对德国人，一对波斯（伊朗）人，一对印度人，一对日本人，一对刚果人，一对中国人。他的结论是：这对中国人绝对是差异最大，除了肤色相貌没变，其余的一切：语言，衣装，仪态，思想等等，都完全不一样，看起来几乎来自两个不同民族。

的确如此：我和我的这位前辈，几乎没有任何共同语言。例如我谈起老本行文学史，他会非常惊奇：“何物‘文学’？”“‘小说’竟有史？”如果我谈起文学理论，他会很奇怪世界上有“理论”这样一个东西。如果我请我的这位老祖宗谈谈他的恋爱生活（因为这与我能否到世上来大有关系），他会吹胡子瞪眼睛，愤愤而去。实际上我无法与他讨论任何题目，无法相处于一室，无法在一个桌上吃饭。而且我们如此互相看不惯对方的衣着和外貌：世界上没有其他民族的穿着打扮比我们差异更大。

你可以说世界上大部分民族一百年前都没有现代科技，现代思想，三代前祖宗对今日我们生活中的各种电子玩意会非常惊奇。非中国人对今日的进步会有巨大的诧异，但是不会完全不能理解。凡尔纳在一篇幻想小说中说到通过电线远距传送文件，本来科技就是累进的，所以只要有这个思想，任何科技预言都是真实的，能预言的只是一个实现日期问题。只要有科技进步观念，什么实际进步都是能理解的。而中国人有太富厚的思维定势，太祖父看到我生活中一举一动都靠“奇技淫巧”，肯定晕倒。

我向这位人类学朋友建议，请他把这个虚拟实验延续一下：找1909年、1949年、1979年、2009年的四个“典型人”，互相对比一下，也就是把这一百年大致分成三十年一段，那么他就可以发现，最后这个三十年，“两代人”，差别最大。但是中国人的最后三十年变化比任何民族更大。这个实验好做，可以先在我自己身上做：三十年前，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做研究生才一年，我翻一下三十年记的日记，写的文字，一句话：惨不忍睹。日记中记着看过并赞美的当时值得赞美的事，批评当时认为值得批评的人，那就更觉得彼我非此我。只有当时的照片比今日的我像样一些。

但是遇到我现在的学生，也就是三十年前尚未出生的人，我明白这个实验方式错了：今日的我，绝对不是2009年典型的中国人。今日的“典型”中国人，他们与我的区别，远远超过此我与彼我的区别。由此，中国现代史要从一百年前中国人开始；中国当代史，要从1979年的尚未结胎的人说起：文化要谈，延续文化的人要谈，更要谈文化造成的人。文化延续其中的人，但是我们这种过来人，只是感到身份变化剧烈，新生者才有一个崭新的自我。

因此，今天的新人看我，几乎像我看我的太祖父，但是最适当的比较，是让今天的三十岁中国人，面对宣统元年1909年正而立的中国人。他们都刚开始独立生活不久，对这个民族的未来都充满期待，但是他们之间几乎找不到任何相似之处。我的看法是他们说不上几句就会扭打起来，而1909年那位中国人肯定吃亏。倒不是因为他体弱多病：我不相信当时中国人真是“东亚病夫”，那是一种政治比喻，正如鲁迅所发现的，当时的中国人病在头脑中。1909年的中国人肯定吃亏的原因，是那条辫子太容易被扭住，他的长袍也太碍事。即使斗嘴讲理，他也不是对手：太祖父不太会随机应变作策略变通，他哪里会知道今日的中国青年，任何原则都只是手段，任何规则都只是躲闪游戏中的橡皮障碍。

作者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