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世界最善变数中国人

    生活 > | Time Weekly - 2010-01-27 22:49:29
  • 有个欧洲做人类学的同行,告诉我他做的一个“拟真”实验:请来一百年前1909年的某个民族的“典型人”,与一百年后2009年该民族的“典型人”,让他们面对面站着“交流”一下,旁观的人类学家做一下比较考察:一对英国人,一对德国人,一对波斯(伊朗)人,一对印度人,一对日本人,一对刚果人,一对中国人。他的结论是:这对中国人绝对是差异最大,除了肤色相貌没变,其余的一切:语言,衣装,仪态,思想等等,都完全不一样,看起来几乎来自两个不同民族。

    的确如此:我和我的这位前辈,几乎没有任何共同语言。例如我谈起老本行文学史,他会非常惊奇:“何物‘文学’?”“‘小说’竟有史?”如果我谈起文学理论,他会很奇怪世界上有“理论”这样一个东西。如果我请我的这位老祖宗谈谈他的恋爱生活(因为这与我能否到世上来大有关系),他会吹胡子瞪眼睛,愤愤而去。实际上我无法与他讨论任何题目,无法相处于一室,无法在一个桌上吃饭。而且我们如此互相看不惯对方的衣着和外貌:世界上没有其他民族的穿着打扮比我们差异更大。

    你可以说世界上大部分民族一百年前都没有现代科技,现代思想,三代前祖宗对今日我们生活中的各种电子玩意会非常惊奇。非中国人对今日的进步会有巨大的诧异,但是不会完全不能理解。凡尔纳在一篇幻想小说中说到通过电线远距传送文件,本来科技就是累进的,所以只要有这个思想,任何科技预言都是真实的,能预言的只是一个实现日期问题。只要有科技进步观念,什么实际进步都是能理解的。而中国人有太富厚的思维定势,太祖父看到我生活中一举一动都靠“奇技淫巧”,肯定晕倒。

    我向这位人类学朋友建议,请他把这个虚拟实验延续一下:找1909年、1949年、1979年、2009年的四个“典型人”,互相对比一下,也就是把这一百年大致分成三十年一段,那么他就可以发现,最后这个三十年,“两代人”,差别最大。但是中国人的最后三十年变化比任何民族更大。这个实验好做,可以先在我自己身上做:三十年前,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做研究生才一年,我翻一下三十年记的日记,写的文字,一句话:惨不忍睹。日记中记着看过并赞美的当时值得赞美的事,批评当时认为值得批评的人,那就更觉得彼我非此我。只有当时的照片比今日的我像样一些。

    但是遇到我现在的学生,也就是三十年前尚未出生的人,我明白这个实验方式错了:今日的我,绝对不是2009年典型的中国人。今日的“典型”中国人,他们与我的区别,远远超过此我与彼我的区别。由此,中国现代史要从一百年前中国人开始;中国当代史,要从1979年的尚未结胎的人说起:文化要谈,延续文化的人要谈,更要谈文化造成的人。文化延续其中的人,但是我们这种过来人,只是感到身份变化剧烈,新生者才有一个崭新的自我。

    因此,今天的新人看我,几乎像我看我的太祖父,但是最适当的比较,是让今天的三十岁中国人,面对宣统元年1909年正而立的中国人。他们都刚开始独立生活不久,对这个民族的未来都充满期待,但是他们之间几乎找不到任何相似之处。我的看法是他们说不上几句就会扭打起来,而1909年那位中国人肯定吃亏。倒不是因为他体弱多病:我不相信当时中国人真是“东亚病夫”,那是一种政治比喻,正如鲁迅所发现的,当时的中国人病在头脑中。1909年的中国人肯定吃亏的原因,是那条辫子太容易被扭住,他的长袍也太碍事。即使斗嘴讲理,他也不是对手:太祖父不太会随机应变作策略变通,他哪里会知道今日的中国青年,任何原则都只是手段,任何规则都只是躲闪游戏中的橡皮障碍。

    作者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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