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票实名制七年之痒

2010-02-03 16:48:35

来源: 时代在线网

历经7年之后，铁道部在广铁、成都铁路局试行火车票实名制。不少人认为这是民意得到了伸张，并为这次试行赋予了破冰的意义。然而，在另一部分人—这包括铁道部的官员们—看来，这次实名制的施行成功与否，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1月25日，广铁集团开始在540个代售点预售春运首日的实名制车票。被春运气氛包围的广州火车站，因为汹涌的人潮而没有丝毫的寒意，越来越多归家心切的人涌向了售票厅。在那里，武警已经开始对购票的旅客进行分流，望眼欲穿的人均群要在入口通道处排队，等待20多分钟后才得以进入售票大厅。

据统计，在未来的十几天里，广东的铁路发送旅客将达870万人次，这个数字比去年高出了10%。就在1月25日这一天，大约有10万幸运者，得以凭着一张辛苦买来的火车票，带着自己一年的积攒进入广州火车站站台，畅通无阻地通过检查，踏上那趟通向自己家乡的列车。

频密出发的列车和车厢内簇拥的人群已经宣告，2010年的春运工作已经开始。和往年一样，如何能让出门在外的游子得到一张归家的车票仍然是大家操心的问题，唯一不同的是，呼吁了多年的火车票实名制终于在广州铁路集团和成都铁路局两个试点所辖的站点内全面实行，而关于这一举措是否能取得成功的争论，也随之而起。

“在火车票实名制问题上，民意的持续推动、民意代表的督促，的确起了一定的‘提起议程’的作用，但是，我们切莫高估了这种作用,”评论家童大焕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真正起作用的，一是自上而下的领导批示，二是地方政府的博弈。”

黄牛党的冬天

“实名制对于我们这些做票务工作的人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1月23日晚上，在与朋友的一个聚会上，在广铁集团控股的一家铁路公司做票务工作的廖女士一脸轻松地强调说，“如果在往年，这个时候我应该在售票点忙得不可开交。”

在实名制实施前的那些年头，当距离春运开始还有一个半月的时候，廖女士和她的同事们就会感觉到紧张：“首先是票务上的紧张。因为黄牛党们熟知什么时候出票，他们总是会在第一时间尽可能多地屯票，像进货一样，什么票都要，那落到真正要走的旅客手里的票就少了。”

在2005年实行电话订票之前，广铁集团和国内所有的铁路系统一样，春运期间都会在广州、深圳和东莞等城市的体育场等空旷处开辟多个临时售票点集中售票—目前，广州地区仍然有3个集中售票点145个售票窗口。“所有要买票的人一拥而上，那场景简直可以用万马奔腾来形容。”廖女士回忆说。而且由于设施简陋,人数众多易造成监督死角，部分售票窗口趁机与黄牛党串通屯票。

实名制后，一定要用身份证才能订到春运期间的火车票，且在上车前会对其身份进行核对，原则上杜绝了黄牛党炒票的可能，在疯狂赢利了多年之后，黄牛党可能在2010年的春节迎来最为严峻的冬天，即使是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也无法让他们有丝毫的损失。在此之前，全国政协委员、中洲集团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光苗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的提案声称，每年春运黄牛党倒票获利达18亿元之多。

“这几天，我手下一个承包了窗口的人整天唉声叹气，说实名制之后再也炒不了票了，日子该怎么过。”据廖女士透露，该承包商本来是一个一无所有的打工仔，2005年之后承包了一个售票窗口，短短的几年间居然买了一套50多万的房子，还开着一辆20多万的汽车。

“今年，我劝他好好过一个春节，因为黄牛党们再也不能屯票了，”廖女士说，“而真正要坐车的人，我鼓励他们用电话进行订票，这是一个公平的机会。”

而相对廖女士的乐观，不少铁路系统的工作人员都对实名制保持了一种谨慎的态度。“实行实名制能不能从根本上杜绝黄牛党炒票的问题，说实在的，我跟你一样有这个问号，这需要时间来检验。”在1月20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铁道部政治部副主任、宣传部长王勇平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态说。

七年之痒

其实，火车票实名制能否有效打击黄牛党这一疑问一直存在，也成为阻止实名制得以顺利实施的最大理由。回顾过去，火车票实名制从提出到作为一个措施真正得以实施，居然是经历了7年的风雨和波折。

最早在2003年7月10日，名为蔡松茂的作者在媒体上撰文，宣称“火车票实名制契机已到”，“为解决火车票难购的问题，建议实行火车票实名制，以打击倒卖车票的现象”。他的灵感来源于重庆的实践和铁路部门在“非典”时期的做法。“‘非典’流行期，铁路方面采取填写健康卡的办法，一时上火车购票,进出站井然有序，再也见不到票贩子的身影了。”蔡松茂说。

几个月之后，2003年12月17日，当时的深圳代市长李鸿忠在该市的春运现场办公会上提出实名制的想法，他要求自己的下属们把这件事办好，确保每张车票都落入真正有需要的旅客手中。

当时的广深铁路股份公司总经理冯启富—他乃是铁道部直属单位广铁集团的员工，而并非深圳市官员—委婉表达了其中的难度，理由是实名制售票方式以前在铁路系统从未尝试过，短时间内启动，面临着非常多的技术制约。

正因为“当年的铁路售票系统，根本达不到这个要求”， 2004年春运期间，深圳市并未能实行火车票实名制，而是采用了火车站内售票和站外集中售票结合的方式。在1月7日凌晨1时售票前夕，有大约4万人在通宵达旦地排队，在7个小时之后，100个售票口创纪录地售出近万张火车票。

作为全国铁路系统的主管部门，铁道部其实早注意到了实名制的呼声，但由于牵涉面复杂，一直对其作用抱怀疑态度。

2008年1月18日，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否定了实行实名制的可能。他当时列举了三个理由：一是实名制并不能增加一张票、解决运力紧张的问题，还是要靠加快铁路的发展；二是实行实名制可能给旅客增加更多的时间成本、增加了麻烦；三是实行实名制可能并不能像想象的那样可以彻底消除黄牛党，主要还是要靠公安对他们进行打击。

这带有定性性质的言论，并没有让实名制的呼声彻底黯淡下去。在2009年的全国两会上，黄光苗等代表提交火车票实名制的议案，建议铁道部、公安部、工信部应联手推动实施火车票实名制。在评论家童大焕等人看来，真正的转机出现在2009年1月14日。其时正值春运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有关春运火车“买票难”问题的信息上作出重要批示，要求铁道部要开动脑筋，研究采取若干便民、利民措施，并公布于众，以化解矛盾，确保春运任务顺利完成。

而时隔一年之后的2010年1月21日上午7时03分17秒，经广铁电话订票系统确定，我国第一张实名制火车票订出，呼唤多年的实名制火车票终于成为现实。“这是自上而下的压力。”童大焕在博客中写道。

历经7年之后，铁道部将在广铁、成都铁路局试行火车票实名制。不少人认为这是民意得到了伸张，并为这次试行赋予了破冰的意义。然而，在另一部分人—这包括铁道部的官员们—看来，这次实名制的施行成功与否，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投亿元资金广铁先行先试

这次实名制共有广铁集团和成都铁路局两个试点，记者在采访中获悉，这两个试点并非由铁道部指定，更多的是企业的自主经营行为。

“其实早就想实行实名制了，推迟到现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春运时人太多，怕验票时发生挤压事故。”廖女士说。在广东这个拥有900万外来工的省份，大部分人都希望铁路部门推行实名制，以防止票贩子倒票，解决“一票难求”的困局，因此，每到春运期间，“火车票实名制”都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为了更好地切合广东省的实际情况，广铁集团在过去的几年间也在不断地探索新的售票方式。在2005年，也就是深圳酝酿实名制流产之后的第二年，广铁集团就领全国风气之先，率先取消了深圳的集中售票点，在深圳站开通电话订票系统，将电话订票变为春运售票的主要方式，并迅速在广州、佛山、东莞、惠州等地推广。

“当时，深圳的集中售票点已经准备好了，大把的车票就在电脑里，随时准备着打出来卖给急着回家的人，”廖小姐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既理解政府的决定，又觉得无比可惜，“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是比较容易出问题，可是那么多人等着，我们却一张票也不能卖，但无论怎么说这套电话订票系统为现在开展的实名制奠定了基础。”

此次实名制试行，铁道部除了态度谨慎之外，还投入了上亿元的资金，用于实名制购票、验票的硬件准备。除了售票阶段的系统更新，在改签、退票、验证进站、公安制作临时身份证等环节，配备了二代身份证、二维码识读设备、计算机、打印机、摄像头等设备，以提高二代身份证的识读、核实速度。

但按照目前的计划，铁道部并没有将实名制推向全国的打算。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张曙光以北京西站为例做了一个计算：每天共发列车280多列，高峰时每五分钟就要发一列车出去。如果按每列车2000名旅客计算，现在30分钟旅客就可以全部验票上车，但如果要层层检验身份证，则需要再延长1个小时的时间，可能会发生旅客赶不上车的现象，或局部旅客高度聚集，引发很多不安全的因素。

在广东，为了迎接实名制的到来，广铁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从1月25日早晨7时起，广东境内540个代售点、广州地区3个集中售票点，开始预售春运首日的实名制车票。

“今年春运期间，铁道部在广铁试行火车票实名制，因此，今年广铁春运售票组织无论是对铁路部门还是对旅客来说都是一种新的挑战。”广铁集团副总经理、新闻发言人曹建国在新闻发布会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