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里出访 美国“收复”亚太“失地”
2010年伊始，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就开始了新一轮外交之旅，
去年7月22日，希拉里刚刚抵达泰国首都曼谷时就高调宣布：“想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美国正在重返东南亚，我们正在完全致力于与东南亚的伙伴关系。”并签署美国此前一直不愿签署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当时媒体分析认为，美国“重返”东南亚标志着奥巴马政府对布什政府东南亚政策的调整，“收复”布什时期丢掉的“失地”。
希拉里新的外交之旅，又被媒体解读为美国要“巩固亚太外交”。不过在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看来，“美国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亚太地区，只不过在布什时期，美国以反恐为头等大事，对其他事务没有兴趣关心而已。现在奥巴马新政府正在纠偏，要恢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快步重返亚洲
奥巴马政府上任以来，美国就迫不及待地重返亚洲。
首先是希拉里一改访问欧洲或中东的传统，直奔亚洲。接着，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发布了“在新亚洲中的美国”报告书，主张美国积极参与亚洲地区的活动。去年秋天访问亚洲期间，在日本，奥巴马称美国是“太平洋国家”，坦率地表明美国要更加重视亚洲，扩大与亚洲国家的合作；在新加坡参加APEC非正式会议期间，他成为首次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展开对话的美国总统；返程后，又旋即接见了到访的印度总理辛格。这些举动，令世界瞩目。与其前任的表现相比有天壤之别。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次亚洲之行，奥巴马还充分利用其个人经历，大打亚洲牌，试图拉近同一些亚太国家的情感距离。与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会晤时，奥巴马回忆自己童年时曾随家人游览日本镰仓，参谒镰仓大佛。在上海，奥巴马向中国青年人强调自己家庭的多元文化背景：父亲是肯尼亚人，母亲是美国人，一个妹妹带有一半印度尼西亚血缘并且嫁给了华裔加拿大人。在首尔，奥巴马曾经练习过的跆拳道成为他与韩国总统李明博的谈资。拉近这种情感距离，自然也就制造出了“返亚”的名正言顺的意象。
不过，“美国对于亚洲，过去是友善的忽视，现在则是友好地参与，只是我看美国人还没考虑好怎么去参与”，张蕴岭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指出。
两个版本的亚洲未来
关于亚洲的未来，现在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2008年提出来的“亚太共同体”，“亚太共同体”构想是基于对亚太地区面临挑战的界定和认知。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气候变化、能源与粮食安全、疫情等问题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课题，恐怖主义渗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海盗猖獗也要求多层面的协调应对。
按其设想，2020年将建立一个包括美国、中国、日本、印度等国在内的跨太平洋两岸组织，以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东盟10+3以及东亚峰会等现有的地区架构为基础，发展应对跨国界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增强区域内非歧视性、开放贸易机制，并提供长期的能源、资源及粮食安全保障。
面对质疑，陆克文指出，怀疑论者也曾认为欧洲一体化缺少现实可能性，然而欧盟最终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高度一体化。“亚太共同体”认可现有地区制度架构的作用。不过，在这一构想中美国仍将是最强大的战略行为体，美国的战略主导也被视为维护地区安全的关键。正是因为这一点，“亚太共同体”提出之初在新加坡、泰国等东盟国家受到冷遇。
一些分析人士担心，东盟国家在未来的地区架构中将被边缘化。或许因为有这个背景，在2009年11月召开的第十七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ＡＰＥＣ）非正式领导人会议上，陆克文刻意淡化大国色彩，强调东盟等现有地区制度在构筑“亚太共同体”过程中的核心作用。 不过，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亚太共同体”构想，最终还是未能出现在成员领导人共同发表的《新加坡宣言》中。
“东亚共同体”则是日本新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的亚洲未来另一个路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刘学成说，“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没有明确邀请美国。后在美国的逼问下，鸠山才表态不把美国排除在外。
事实上，鸠山为美国预留了加入东亚共同体的两个机会：一是美国加入东亚峰会，二是启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的亚太自由贸易区，进而发展成亚太共同体。
“其实日本政界人士早就意识到，不能永远依赖美国，日本需要独立发挥其作用。但是由于和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还不够好，而与美国的关系依然居于首位，所以鸠山摇摆不定，最终还是会向美国低头的。”张蕴岭评价说。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说，日本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态度让美国很紧张。在日本的刺激下，美国会更希望促进ＡＰＥＣ的发展，以便与“东亚共同体”相竞争。因此，美国号召各国把重点放在ＡＰＥＣ上，还提出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
王勇认为，美国想维持自己在亚洲的领导者地位，同时意识到亚洲一体化进程不可阻挡，于是想加入进来。而“亚太共同体”这个大框架，正好让其参与其中。
中国应对之道
“其实所谓‘亚太共同体’针对的就是中国，主要是安全方面的考虑。”张蕴岭说，“美国倒很清楚中国的军事实力对它还形成不了挑战，但周边那些邻国就未必这么想了。”
张蕴岭说，他近两年好几次参加关于“亚太共同体”的国际会议，发现大家都把重点放在中国，讨论中国迅速崛起带来的影响，“以至于有一次，出席会议的印度外长很不高兴地讲，你们不要总是谈论中国，我们印度也是文明古国，发展速度也不比中国慢。”
现实是，中国的崛起的确让邻国产生了某种本能的担忧，这些国家很希望有一股外来力量能够平衡中国的影响。恰好，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的战略重点就从欧洲转移到亚洲了。
张蕴岭持有和一些专家不同的意见，“现在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是，美国尽量改善和中国的关系，希望中国和它一起发挥作用。在布什时代，美国希望和中国进行反恐合作，现在奥巴马则希望和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合作。”
张蕴岭认为，美国现在在亚洲所做的一切都和中国有关，确是想限制中国的影响力，但不一定是要反对中国，“对中国来说，也不一定是坏事。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很明显，就是尽量不和美国对抗，尽力和美国合作，所谓G2说法，不全对，但在某些重大问题上，还真的需要中美两个大国协商好，世界才能行动”。
不少专家们认为，目前中国的确对美国势力构成了某种平衡，这个趋势可能会越来越明显。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在注视并思考着中国的崛起，中国自己也需要大智慧来应对反对和猜疑。
从深层次看，在国际事务中广泛存在着各种观念的碰撞。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认为，大国是无法和平崛起的，往往会引发战争。这个理论有相当大的市场，对中国和平崛起理念是一个极大挑战和考验。倘若把这种“原教旨现实主义”逻辑推到极致，那么任何关于国际合作的设想都是空谈。而人们一旦屈服于未来冲突不可避免的认知，那么这一逻辑就具有了“自我实现预言”的性质。
张蕴岭认为，东亚各国在经济、贸易方面相互依存，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有合作的现实需求，但在传统安全领域则存在着严峻的挑战。“从世界区域合作来看，欧洲是紧密型的，亚洲则是松散型，无论是东亚一体化还是亚太一体化注定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进程，重要的是把握住合作机遇，共同克服现实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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