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中产离社区自治有多远
和一百年前的梁启超一样,周伟东从日本归国后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人公德意识的缺失。现在,他是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一名博士生导师,致力于新型海洋数值模型研究。2000年回国前,在日本留学和生活了10年。
这是
业主为何组织不起来
不过,2007年夏天,开发商的一系列动作,打破了小区生活的平静。开发商卖出了第三期房子,其下属的物业公司随即贴出通知,一期二期的物业费要从每平方米0.8元涨到1.2元。更引起居民们担忧的是,开发商打算铲平街心花园,建一个覆盖全社区的地下停车场。
“他们往下挖,动了地基,万一楼倒了怎么办。”对于物业费的升幅,周伟东没有那么敏感,但对于可能影响到居住的安全,他不能不在乎。和周伟东一样的业主们不干了,纷纷开始维权,意识到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必要。在最初的几年中,这里的物业公司服务尚可,卫生和安保也算到位。所以,大家并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自觉。
住在周伟东楼上的温秋华,是业主委员会筹备小组的11名成员之一。至今,2年过去了,业主委员会仍然还在筹备中。对于其中的困难重重,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首先是街道办、物业公司都不配合;另外就是业主素质参差不齐,对公共利益漠不关心,且很容易被开发商利用。”不过,在他看来,这个筹备中的业主委员会恰恰是一种最佳状态。因为,业主委员会一旦真正成立,那么仅有的几个业委会委员被开发商收买利用几乎难以避免。这样的业委会不但不会代表社区的利益,反而可能更不利。他看到了太多别的小区的例子。
温秋华把业委会的这种状态称为“既存在,又不存在”。因为,在维权过程中,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不敢忽视它的存在,这使得谈判成为可能,如今双方达成了彼此能接受的条件:地下停车场停建,物业费从0.8元涨到1.0元。
但对于小区里将近1000户业主而言,这个“成立中的业委会”又是不存在的。周伟东说:“我们小区是组织不起来的空架子。只有一次和物业管理闹时,这个业委会才起了牵头的作用。但闹完之后自己内部又闹起矛盾来,本来不多的业主们作鸟兽散,这个业委会自然是等于不存在的了。”
在日本做过社区自治会会长的周伟东,常常拿如今社区的状况和他在日本时社区的状况对比。他总结道:“日本是文化或者叫沙丁鱼文化。沙丁鱼是一种抱团的鱼群,没有领头鱼,却井然有序,在海洋里最有礼貌,也最守纪律。而中国文化,有时候像是羊群,很温顺、温和,但要有头羊统领才能团结到一起;有时候又像林子里的鸟,觅食的时候临时聚在一起,一旦受到惊扰,便各自纷飞。”
回忆在日本的社区生活,
症结在于缺失公共精神
回国后,周伟东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即做到“不闯红灯”,“别的事情可能会做不到,但这件事绝对要做到。”但是,8年多来,他已破坏了两次了。
阿加西,广州市番禺区一个小区的业主。在与记者谈到社区自治时,他也谈到信仰。他所在小区的业委会筹备了好几年了,像周伟东的小区一样,至今仍然没有成立起来。“最难的是,没有特别的人来挑头做这个事。大家都在呼吁,但到做的时候,没有人站出来。”
对业委会并无参与兴趣的阿加西,在此次番禺建垃圾梵烧厂事件中站了出来。2009年九十月,番禺拟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消息传遍网络,引起了番禺居民的连锁性恐惧。
阿加西不停地询问进展情况,多方打探到环评尚未通过,于是展开了政府寻访之路。与此同时,小区居民自发行动起来,开始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各方媒体持续聚焦。
阿加西说:“如果存在这样一个业委会,那相对来讲,要比个人单打独斗好。假如业主委员会是代表了广大业主的利益,它就是一个法人。中国还是习惯公章,总比个人签个名要有效力。”不过,他也清醒地提到,业委会能成立起来,都会在政府的掌控之下,或被物业公司收买。因为,在这次维权过程中,阿加西也找过其他已经成立了业委会的小区。尽管同病相怜,但是并没有得到这个业委会的盖章支持。
“整个社会中包括我们自己,道德修养和公共精神都很欠缺。这影响到所有的公共事务都不能达到有效参与和利益协调。”回顾社区维权的种种经历,阿加西感叹道。
政府干预太多太细
因为毗邻香港,广州成为中国内地最早出现业委会的城市。但数据显示,广州数千个楼盘中,至今能成立业委会的也不超过10%。在温秋华看来,公共精神缺失背后的制度因素不应被忽视。“即便成立了业委会,最后可能都会被收买。这种例子太多了。这种预期本身反过来会降低业主们的参与热情,公民社会怎么能发育起来呢。”
维权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政府的干预太多太细。有时候只是收集一些业主的签名意见,本是很低调很简单的一个个人行为,居然就能招致几十个警察,把收集签名的人都带走。
另一个就是,一直以来小区业委会、物业管理处在业主维权过程中,总会有意无意地增加维权的障碍—他们不会说反对,但可能会对业主的维权活动有干扰。比如在楼道里贴的通知或宣传单,第二天可能就不见了。有时候业主自发做宣传,发宣传单,有的小区就会有保安跟踪。这么多小区、楼盘的业委会,对这一次番禺垃圾发电厂的事全都没有出声,没做任何举动。业委会本是业主选出来、代表业主去争取合法权利的组织,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业委会的选举本身就很少是民众自发选举产生的,常常是管理处派一张表,业主连候选人是谁都不知道。
广州丽江花园业主明天说,“维权的路真的很艰难。很多人都没想到,业主在做维权宣传的时候,政府会动用这么多的力量来干扰。这让我们感觉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政府一方面说要收集民意,一方面这么简单的签名活动都动用这么多的手段去干扰。甚至业主穿上自制的写有宣传‘保护绿色广州’字样的普通T恤也被认为是非法的。其实干扰厉害,业主的反抗情绪会更大。”
而在一些社会评论家看来,每一次最大触及切身利益的重大公共危机的发生,都是社区开始自治操练、公民社会逐步发育的最好契机。青年评论家徐达内在英国金融时报的中文网站发表文章称:“番禺实在是一个公民参与社区共建的好标本,比厦门更好,更能够为公民共存的未来提供启示,带动更多人一起来思考自身的权利与责任。”在他看来,当涉及的难题是居民们摆脱不了的垃圾烦恼,而不仅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化工项目时,更能考验公民学习自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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