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丽珠:香港“卡夫卡”

2009-11-12 05:04:28
来源: 时代在线网

见面时韩丽珠纤瘦的脚上穿一双红鞋。那一点点鲜亮跳脱的红,打破了她全身灰黑装束的布局。就像她最新小说的名字:《灰花》。

这个被董启章称作“香港最优秀年轻作家”的三十岁女子,望上去仍像个细弱的少女。而她的文字,已被评论者用以与卡夫卡相较。

2004年至今的短短五年里,韩丽珠囊括了第20届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中篇小说首奖、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小说组推荐奖、2008亚洲周刊中文十大小说奖、2008中国时报开卷十大好书中文创作奖,成绩不菲。更重要的是,她的小说,呈现出一个迥异于其他当代华语作家的视界,不仅是在香港,即便扫描海峡两岸及澳门地区,都算独树一帜。

用韩丽珠自己的话说:“工作,可随便找个人代替我;但写作,让我感到自己是无法取代的。”

明净而诡异的都市景象

14岁,中学三年级,韩丽珠已经开始写小说,并投稿到报刊的文学版面。那时一家人住在逼仄狭小的公共屋村,母亲闲置不用的缝纫机,就是她的第一张书桌。

最初诱惑她走上写作之路的,是三岛由纪夫的作品。这个之前读惯了金庸、琼瑶、亦舒的香港中学生突然惊讶地发现:原来小说还有这样的写法!于是她也自己动笔尝试,并很快察觉:“小说是我唯一可以准确表达我自己的方式。就像有些人要穿奇怪的衣服去表达,有些人喜欢电影,有些人喜欢画画,我喜欢写小说。”

《输水管森林》、《宁静的兽》、《风筝家族》,这些都是韩丽珠小说集的名字。如果不去读内容,你很可能会怀疑它们的风格像几米的漫画,或者误会韩丽珠是个童话作家。事实上,就像董启章说的,任何试图寻找一个现成词语来形容韩丽珠小说的企图,都是冒险。

还是来看看她都写了些什么吧:渴望变成椅子的人,变成商场陈列品的新移民,购买回来的“母亲”,建在公厕旁边时刻被公然窥视的房子,被装修工人肆意钻破墙壁的单元房,身体会随年龄增长而不断膨胀、直至挤破房间死去的女人,在飓风来临时被像风筝一样放到天上去的妹妹,带着自己的根部四处流徙的外祖母,一座睡眠管制、人们随时可能在街头集体昏睡的城市……她用超现实的奇诡想象,搭配极简净的遣词造句,描写香港生活。处处是天马行空的虚构,处处又仿佛凝固的真实。

当别人瞠目结舌的时候,韩丽珠却说这样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她只是完好地留存了自己眼中的世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独特的世界。有些人选择把那个世界忘记,去适应现实;但是我选择一边适应,一边保存我的世界。”

最重要的是相信自己的才华

在香港这个典型的商业大都会里,坚持纯文学创作是件十分不易的事。譬如同样是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得主的王贻兴,后来就转而写流行小说,并成为电视艺人,接受梁文道采访时他曾表达过自己对纯粹文学之路的恐慌:“怕寂寞吧,像师傅(董启章)他们写得那么好,却没有人欣赏,我觉得很可怕。你潜心修炼几十年,当然希望能够一鸣惊人,或者帮到人,或者帮到自己。但最后若是没有人知道,亦没有人理会,你会问这几十年做的是否白费了?”

许多香港作家过着一种“卧底”式的生活—不是只专心从事写作一件事,而是需要眼睛时时盯住其他东西。因为香港的阅读生态,是养不起全职作家的。

韩丽珠也曾做过“卧底”。大学毕业,她进入一家报馆当了两年副刊编辑。那时她已经出版过第一本小说集《输水管森林》。这本书是向香港艺术发展局申请的出版补助,首印一千本,顺利铺到书店的只有三百本,“一般的书店,只要看到后面印有香港艺术发展局支持的书,就觉得一定卖不动”。出版社将剩余的七百本书全部退给韩丽珠,“堆在我家实在太多了,最后我只好通通丢掉”。韩丽珠实实在在体验了一遭小说作家的困窘。

然而困身于“揾食”的职业,又大大限制了她的创作,笔记本里留下大量烂尾的故事,“工作出卖的不只是时间,还有思想”。2003SARS暴发,每日坐在窗户紧闭、窗帘拉下、接收着大量疫情信息的报社里,韩丽珠越发感到荒诞与疏离。“编辑的角色,就像在扮演某个知道得很多的人,但事实上,我比他们离世界更远。”终于她辞去了这一份正职,将自己解放为“自由职业者”,第二部小说集《宁静的兽》才破壳而出。

很长一段时间里,韩丽珠不敢告诉家人和朋友自己在专职写小说,因为害怕随之而来他们一连串的提问。对于她自己而言,放弃一份稳定的收入倒并不需要太多的勇气:“最最需要勇气的是,相信自己的才华,相信你在写的东西是独特的、有价值的。”

要坚定地相信这一切,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直到现在,韩丽珠仍然会不时陷入到怀疑和沮丧之中。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极快,“当人们朝九晚五、朝九晚十、甚至朝九晚十二地回到家,已经非常累了,他们想看的是化妆、运动、跟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的书,而文学很多时候都处于需要被消化、被吸收,得花很多时间沉淀、理解的状态,它究竟对这样的生活有没有必要呢?”可是在怀疑和沮丧之后,韩丽珠依旧守着这块阵地,“有时候我觉得读者不一定是这个年代的,可能是我们死了之后那个年代的,我心里抱着一个期待”。她觉得在这样的环境里创作,一个作家不仅要尽力去写好自己的作品,还要尽责任去做一个好的读者。她不仅充当读者来批判自己的小说,而且尽可能在阅读其他香港作家的作品之后都留下文字的评论,这样,再寂寞的空气,也终归有了回响。

香港作家写作目的更纯粹

韩丽珠的长篇小说《灰花》是在《星期日明报》上每周一次、连载完成的。当时接到编辑黎佩芬的约稿电话,韩丽珠感觉像在做梦。毕竟在目前的香港,会刊载长篇文学小说的刊物绝无仅有,更不用说主流的报章。

可是在连载结束后,韩丽珠并没有立即结集出版,而是把大部分的文字删除、重写。这是一次痛苦的经验,因为超越自己的过程是最孤独的,唯有自己和自己对话,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忙。最后的修订稿韩丽珠仍不满意,但她庆幸自己没有轻易放弃。

她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写下去,尽管并不奢望有朝一日写作能为她改善经济。她过着非常简朴甚至贫穷的日子,偶尔为杂志撰写采访稿、教写作班维生。一些简单的仪式被用来区隔她的世界:“我做其他工作的时候,会用电脑打字,但如果我是要写小说,就一定得用纸和笔,我会觉得笔端接触到纸的质感,帮助我拉开了自己与日常生活的距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运转得太快了。”

从小到大,韩丽珠从未拥有过“自己的房间”。与家人同住时,她甚至恳求母亲让她睡在一个衣橱里,只为拥有一个真正的私人空间。她常常希望中彩票,有很多钱可以买一个房子,但这个梦想,不太有实现的可能。最后她发现,唯一私密的空间,只能是自己的脑袋。“其实香港的作家有很多可能性,市场不理会你,政府也不理会你,空间比较大,写作的目的才更纯粹。”

(实习生王丽榕、罗利娜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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