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远：香港电影沧桑一百年
在香港佐敦一家酒店的咖啡厅，太平绅士吴思远与时代周报记者如约见面。吴思远从事电影事业43年，不仅是知名导演、制片人、电影监制，还创办了思远影片公司，并一直致力于推动香港与内地的电影合作，近些年在内地亦投资开设了多家影院。
作为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香港电影导演会永远荣誉会长、连续5年香港电影金像奖评审委员会主席，时代周报记者邀请吴思远从他的角度就香港电影百年历史做一次梳理。一个小时内，吴思远从香港电影的启蒙、发展、辉煌、低潮、重生一路讲来，洋洋洒洒、一气呵成。
1949年是香港电影发展的关键
时代周报：2009年香港各界开始大力纪念香港电影百年。香港电影百年早期的状况是怎样的？
吴思远：中国的电影最早发展是在上海，而香港的电影发展也算是比较早。由于电影本来就是舶来品，所以沿海的都市受外国人影响比较大。香港也是早占风气之先，但在一开始的几十年我们的电影业也只是启蒙阶段，现在（关于第一部香港电影究竟是哪一部）还有争论，但据我知道很长一段时间内香港电影不是十分兴旺，我听前辈说以前上海是制片重镇，一些大的人才、公司都在上海。关键的时间是在1949年，当时有很多人包括电影导演、摄影师、灯光师和制片人纷纷跑到香港来，在我入行的时候还有一大批上海过来的电影工作者，我在那时候会说上海话和他们沟通也很方便。从这里可以看出来，香港电影繁荣其实是上海电影繁荣的一个延续。
他们把大量的人才、资金和经验带到了香港，由此香港开始了电影事业蓬勃的发展。当时香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以粤语片为主，拍得比较简陋水准也比较低。和国语片相比就不太讲究故事、导演的手法。我个人觉得国语片制作态度相对严谨，这个阶段并存了很长时间。后来又出现了当时我们叫做左派的进步人士，他们之中也有拍国语片也有拍粤语片，可以说是香港电影的一股清流，例如长城、凤凰、新联。当时有三股不同样式的电影，长城、凤凰、新联一股，国语片一股，其中包括电懋与邵氏，另外一股就是很多粤语独立制片，他们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并存着。
从邵氏独大到新浪潮
时代周报：香港电影百年历史中，几个大的制片厂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吴思远：到了上世纪60年代，由于粤语片水准很低，开始慢慢式微，而且制作不能保证。相反电懋、邵氏制作规模变大，有了固定的片长制度、建立了明星制度，而且这些明星都属于大公司签约的，所以他们在这一种制度下建立了院线，尤其是邵氏在香港有院线、在台湾有院线、在新马泰有院线。那么，有了很好的发行制度又回馈了电影制作业，因为无论你的戏拍多还是拍少，你发行做得不好就很难回收（资金） 。邵氏不单是拍摄电影，更注重电影发行和回收。
尤其是国泰（应为电懋，
偶尔也有两三部粤语片出现但都成不了气候，邵氏也曾有一个粤语组的但后来取消了，因为国语片市场越来越好，尤其是他制定了一个制片厂的制度，就是用比较低廉的薪水签了一大批演员，利用电影捧他们成名，成名以后是要为公司付出代价的。明星的使用权掌握在制片厂手里，不像现在很多演员一部戏很卖座但没有跟制片厂或是跟电影公司有合约，身价马上可以跳至一百倍。所以邵氏在一个相当稳定的情境下展开了他的一个电影王国的进程。
虽然邵氏宁可给演员奖金，但低薪却保持很长时间，那些女明星也是这样。这些明星跟邵氏签约都是十年、八年，据我所知这些明星出席什么宴会都没有什么衣服穿，都是到服装间去借戏服，所以邵氏一直都是用低薪劳工政策和后期摄影棚制度来拍电影。后期摄影棚制度是指以前这部戏用的景可以不拆，稍微改一下就拍第二部国港片，古装片、时装片，这样就大大减少了成本。这就是邵氏辉煌时期的样子，直到香港独立制片的兴起，我这辈人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时代周报：独立制片相较于大制片厂，优缺点有哪些？
吴思远：我曾在邵氏做过场记、做过副导演，没过多久我就出去了。当时外面的电影条件生存空间很小，没有制片厂、没有演员，零散的演员也不太多，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了我的第一部戏《疯狂杀手》。其实我从在外面开始做导演，也就是慢慢地打破了制片厂制度，就是说让其他人看到了独立制片的可能，我不需要制片厂控制的演员也有一定的生存空间。
这是非常重要的，以前香港拍电影很迷信制片厂。好像没有制片厂就拍不了电影，要么到邵氏，要么到国泰，要么还有一两家制片厂可以搭景。而我就利用实景来拍戏，我记得除了第一部古装戏在华达片场搭景外，第二部电影我就开始用香港新界农村的实景，反而出来更有质感。我想就是从那个时候打破了电影制片厂垄断制度，让很多人看到只要你拍的戏好看，不管你是不是大公司出的电影（都可以成功）。那我就开始了真功夫的手法拍动作片，以前在邵氏，张彻这些好导演拍了好多很好的武打片，后来也开始拍拳脚片，但他们拍摄都不是用真功夫而是用技巧，演员也没有受过什么特别的训练。
我从《荡寇滩》开始用一些真材实料的、有点知名度的人去拍，结果效果非常好。所以逐渐造成了外面独立制片的涌现，可以说最兴旺的时候有上百家公司，因为他们不受制片厂的控制，都可以去拍实景。我记得当时因为环境的需要，实景拍摄的设备机器就比较小了，以前在邵氏那个机器很大、很笨重，后来德国出的很小的机器就比较方便，所以这个现象也是非常重要的。打破了邵氏的垄断后，出现了很多有规模的独立制片，比如德宝公司啊，新艺城公司啊，恒生公司啊，所以片种也增加了。以前比如邵氏流行武侠片，就拍武侠片，大家就看武侠片。在外面的独立制片不受这个限制，必须要生存嘛，你拍武侠片，那我就拍喜剧片，拍警匪片，去拍一些时装打斗片，各出奇谋，所以那时候香港电影界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的盛景，很热闹，在电影的每一个不同领域都出现了一批人才，包括演员、导演，所以我觉得我见证了这个时代。
时代周报：这个时代应该就是“新浪潮”兴起的时候。
吴思远：这个时代香港的第二代电影人才开始兴起，这批人才包括徐克、许鞍华等等，就是所谓的新浪潮。这批人从海外留学回来，经过了若干时间在电视台的磨炼。当时电视台很多时候拍那种短剧是用
新浪潮出来以后，可以说老的一批导演、老式的拍戏这种方法就开始式微，邵氏后来根本连戏都不拍了，他们专注于无线电视的发展。这段时间香港电影空前繁荣的原因就是大家各出奇谋，德宝有德宝拍，嘉禾有嘉禾拍，新艺城有新艺城拍，我有我拍，大家自己拍自己的，所以那时候香港电影是最兴旺的时候，一年出了200－300部电影，其实太多了，演员也不够用了，有很多新人也很容易就上位了，那段时间可以说是一段黄金时期。
香港电影的沉沦和希望
时代周报：有段时间大家都说香港电影没落了，具体原因是什么呢？
吴思远：香港电影到上世纪90年代初，就呈现了一个败象。为什么呢，香港电影是不受制约的，大家一窝蜂去拍，尤其是海外、台湾市场的开拓。台湾对香港片非常欢迎，以前是我们香港电影人拍什么片，你们南洋、东南亚就看什么片。香港流行爱情片，他们就看爱情片，黄梅调就看黄梅调，武打片就看武打片，但是自从台湾比较卖座，票房比较高，他们开始要点菜了，比如说一部徐克这种武侠片很卖座，我就点名要类似的，要类似《东方不败》这样的电影，你们也要找一个女人伴男生，就开始题材重复了，哦，刘德华很卖座，我就高价要刘德华，大家就找刘德华，开始题材跟演员都重复了，跟着就是一个败象的开始。持续几年以后原来香港电影传统市场的观众就开始对香港电影厌倦了，都差不多嘛，用来用去都是那几个人，题材也差不多，那就开始走下坡了，下滑得非常快，一度呈现出可以说是危机，开戏开得非常少，当时我就看出香港电影存在的问题，当东南亚的市场不再欢迎香港电影的时候，香港电影的没落就要开始了。
直到2003年开始，国家开始帮助香港，因为我也是参与其事嘛，我找
时代周报：上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电影代表团”首次和内地政府电影主管部门接洽，你当时是副团长。更早的时候你曾去内地拍戏。
吴思远：我是香港比较早到内地去拍戏的。那个时候去拍戏也不是在乎票房，当时的政策不允许。我们到那边只能用那边的景、人这些方面，当时的政策就是我们去内地拍戏要跟当地的厂合拍，电影的版权也要送给那个厂，他们出一点劳务，这不是一个很完善的合拍政策。一直到2003年开始、2004年正式实施的政策，就让香港电影能够跟内地做一个真正的合拍，每方投资一半，可以从发行里面享受国片的待遇，所以这就造成今天香港电影比较大量地、全面地投入跟内地合作拍戏的局面，香港也开始在中国电影市场上面尝到甜头。
所以现在香港电影，上一点规模的电影都是合拍的。那么，除了极少数香港素材很浓的电影，那些不适于在内地拍的，三级片啊、鬼片啊，或者是非常残暴的反社会电影还是在香港拍，香港演。这给了香港电影比较大的空间，所以你现在看到很多合拍片的成绩都很好。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对我们香港电影还有内地的华语电影是看好的，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电影政策慢慢宽松，我想这个是电影发展的一个很好时机。也希望内地的电影检查制度、分级制度进一步完善，我想香港的电影会越来越好。
同时我也希望香港电影即使是合拍，也要保持一个香港的多姿多彩的、比较绚丽的、非常有娱乐性的本色，使用香港电影非常高的商业电影技巧，拍我们自己熟悉的类型，融化内地熟悉的生活题材经验。
实习生单雄、刘元鑫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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