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于1949:见证共和国风雨彩虹

    时事 > | Time Weekly - 2009-09-30 02:57:17 来源:
  • 1949年,新中国在那一年诞生,他们也在那一年诞生。

    这些共和国的同龄人,童年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十年,意气风发,充满理想主义。1976年粉碎“四人帮”和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无异于拨云见日。改革开放的浪潮势不可当。30多岁年富力强的他们正是时代的弄潮儿。这十年中,文化热催生出各种思潮,他们拼搏、思索……

    1989年之后的二十年,“40年代后”从青年步入中年和老年,有的事业有成,在各领域中独当一面;有的,原来的锐气慢慢消失,家庭的重担取代了风花雪月,务实战胜务虚,一道人生的分水岭后,怎样的风景等待着他们?

    生于1949年,见证共和国的风风雨雨,他们的人生,本身就是一段传奇。

    叶辛:蹉跎岁月

    194910月,叶辛出生于上海。他的命运,也和共和国一样,经历了太多的蹉跎岁月。

    1961年,他在上海“中国小学”读书时,偶然间读到一本高尔基的《童年》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萌发出写作的梦想之花。1966年,他初中毕业,“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席卷全国,他却读了许多大量从别人家里抄出来的“毒草小说”,他写了短篇小说《沉重的时期》在朋友们中流传,那可能是“文革”中最早的“手抄本”之一。

    上山下乡改变了他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一辆吐着黑烟、呜呜向西开去的火车把27岁风华正茂的叶辛送往贵州。他还记得那天他穿着一件棉袄,“好儿女志在四方”的口号声响彻四方,内心想的是“我们到农村去是扎根一辈子,不会再回来了”。

    贵州的砂锅寨没有好吃的砂锅,每天扛着锄头与土地作战,收获的是微薄的幸福和8分钱的工分。生产队派他到贵阳出差,买打米机之类的农具。他就穿了件破棉袄挤火车,车上要是没有座位了,就席地而坐,和老乡们唠嗑。聊的是天旱、洪水。

    他没有放弃过写作的梦想。“文革”时期,当然只能把微茫的希望埋在心底,十年,他都在搜集资料、搜集谚语,为日后写作小说做准备,空下来的时候就在“自己屋后的房檐下,坐个小板凳,膝盖上搓衣板”,开始他的文学梦。

    知青的物质生活是可以想象的贫乏。有一段时间,他整整十一个月没有尝到一片肉,再加上重体力劳动,他掉了六颗牙齿,但是他从没想过放弃。

    在文学上,1976年为他打开了一道曙光,当所有的人都在为回城做准备通关系的时候,他开始写作。因为“生活中有了体验,有了表达的激情,才开始写作”。生活的巨大变迁,给了他太多感受。于是,在《高高的苗岭》之后,他写出了他的第一部知青小说《蹉跎岁月》。

    小说是1978年完成的,1980年,小说先在《收获》上全文发表,并且很快就改编成了电视剧在电视台播出,立即感动了无数当年的知青。事实上,电视剧播出前,北京电台就以小说联播的形式播出了这部小说,叶辛还记得当时他“收到了两千多封信”,和那些激动的写信来的知青一样,看着这些热情洋溢的来信,叶辛当时的心情也难以用语言表达。

    叶辛在中国大陆的第二次热潮同样和知青有关。当他听到当年的知青回城后发生的一些故事,比如很多知青离婚后孩子留在了农村,孩子长大后走进城里寻找父母之类的往事,“在西双版纳的一条街上,有位北京来的旅游者打扮的中年女子,始终在屋檐下徘徊,嘴里喃喃自语着后悔一类的话,原来她是当初来西双版纳的北京知青,回城时离婚。可是时间一长,她对孩子的思念就愈加的强烈,可是她再也没能找到自己的孩子。”这样悲情的故事让他怦然心动,因为“这是一个可以透视这一代人的命运的故事。”1991年,他在《小说界》发表了长篇小说《孽债》。3年后,电视剧《孽债》一炮而红。

    事隔17年后,叶辛续写的《孽债》再次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似乎叶辛对于这些感情的和历史的债一直铭记在心。今年他已60岁,知青一代也已经开始进入暮年,但是历史是不能忘怀的,他要继续为知青史写作小说:“毕竟将步入老年,更多的是回忆、纪念和反思”。

    阿城:人生如棋

    1949年的清明节,阿城出生在北京。

    阿城不愿意多谈他的童年,这应该是一段不快乐的日子。上世纪60年代,阿城开始上初中,可是因为出身关系,因为他父亲钟惦棐在政治上的关系,他受到了一定的歧视。比如说去长安街去欢迎一个亚非拉的总统,他就不能去。

    初中的时候,他开始看禁书。按照当时的规矩,初中生只能在西城区图书馆借一些1949年之后出版的图书,被边缘化的阿城有了更多读书的时间,他到宣武门外的琉璃厂旧书店、西单商场旧书店、东安市场旧书店、隆福寺去看书。虽然管制很严,可是他在这里居然还能看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他说:“他的启蒙就是在那里。”

    阿城从学校之外学到了很多“旁门左道”的功夫,终于在80年代大显神威。他为数不多的几篇小说,特别是《棋王》、《孩子王》和《树王》,在80年代的大陆和90年代的台湾,都掀起了一股阿城热。

    人生如棋。也许并不是很多人知道,他最初的身份是星星画会中的画家。在山西农村插队的时候,他就开始学画,为了到草原写生,他来到内蒙。“文革”结束后,他给《今天》画插图。用钢笔画一些线条画。正是因为画画的关系,他在云南结识了国画家范曾,成为莫逆之交,经范曾推荐,《世界图书》编辑部破格录用阿城,阿城这才得以回到阔别11年的北京。那一年,他30岁。

    将故乡抛在脑后,出国可能也是让知识更新的一种手段。1986年,正当阿城发表《棋王》后在国内大红大紫的时候,他却毅然选择了出国。

    在海外,他和陈丹青两个人成了好友。陈丹青说:“我只看少数几个人的东西,阿城、王安忆都是朋友,他们写完了会把他们的作品寄给我看。阿城刚开始写作,他寄来的都是原稿,大概十来天就到了,然后就给他回信。他比我大四岁,当时我31岁,他35岁。”两人分开居住后,隔三岔五地两人还经常通电话,互通有无。阿城轻描淡写地说,谈的多是些琐事,文学艺术谈的反而少了。

    作家生活的清贫让他愤世嫉俗,并因说出“作家就是乞丐”这样极端的话而遭到质疑。在陈凯歌的《孩子王》一片中担任编剧后,他就写作了大量的剧本,这几乎改变了他的人生。

    但是阿城有自己的行为逻辑,有自己选择的权利,甚至,我们可以将他的另类举动看作是对当代文学现状的一种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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