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士钊的1949:超越时代的思想遗产

    时事 > | Time Weekly - 2009-09-30 02:28:48
  • 对于章士钊这样类型的知识分子而言,有两个年代的选择格外引人注目:1949年和1957年。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是走还是不走的问题,1957年知识分子面临的是说还是不说的问题。

    1949年,章士钊选择留在了大陆。

    青睐伯克

    章士钊的这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与中共高层的私人友谊。民国时期,章士钊曾几次帮助过毛泽东。1920年,章士钊曾给了毛泽东一大笔经费,以帮助他在湖南筹备党组织。对于章士钊的这一行径,毛泽东在其晚年还念念不忘。1946年重庆谈判期间,章士钊曾建议毛泽东“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也使毛泽东对章士钊很有好感。除此之外,章士钊也曾在欧洲帮助周恩来传递革命宣传材料。正是这些私人的友谊,部分决定了章士钊做出留在大陆的选择。

    留在大陆的章士钊,在1949年之后的主要职责就是响应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更多人回归大陆做了不少的努力与贡献。

    不过,在思想上,章士钊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契合,却不是表现在他在1949年之后的一系列行为中,恰恰相反,章士钊在其晚清民国时期的许多思想与行为,倒是契合了当下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成为我们不得不加以审视的思想遗产。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晚清民国时期的章士钊始终是一个反潮流的人物,他属于革命派,却主张调和与改良。主张白话文运动的《新青年》,其许多栏目的设置灵感都来源于章士钊主编的《甲寅》,而章士钊的《甲寅》却反对白话文运动。陈独秀青睐法国大革命的思想灵魂卢梭,章士钊则更喜欢法国大革命的反对派埃德蒙.伯克。

    就章士钊青睐埃德蒙.伯克这一点来说,是值得深思的。近二十年来,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对于激进主义的反思,而在反思激进主义的基础上,许多研究知识分子的学者重新梳理了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传统。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的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论是《新月》时期的罗隆基,还是《观察》时期的储安平,他们其实都是拉斯基的学生,有些类似于民主社会主义者。在此情形下,许多学者致力于挖掘比民主社会主义者更加保守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资源。于是,保守的自由主义者这一群体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重视。

    刘军宁通过《保守主义》一书,重新澄清了保守主义的概念,与此同时,思想界受到哈耶克的影响,开始将目光转向那些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而不论是对保守主义的梳理,还是对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审视,都避不开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的身影。因此,如果将章士钊与埃德蒙.伯克的思想联系起来,或许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当时中国的一点保守主义的影子。如果说民国时期许多所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话,那么章士钊则让我们嗅到了一点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味道。

    逻辑学与程序正义

    从学科史的角度来说,纵观章士钊的一生,他比较青睐于逻辑学在中国的传播。逻辑一词本身也是章士钊所创的。章士钊希望通过训练中国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希望通过平和说理的方式来达到共商国是的目的。对逻辑的重视,其实也就是对于程序的重视。这与近百年来的暴力革命思维模式是不一样的。暴力革命的思维中总蕴含着为了追求实质正义而牺牲程序正义的冲动,也就是为达纯洁的目的可以不惜任何手段的想法。对这种暴力革命反思的结果则是: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质正义。在章士钊青睐逻辑学的背后,蕴含着他对于程序正义的尊重。

    不仅如此,章士钊对逻辑的尊重以及他在英国的熏陶,使得他对于容忍异见这方面做得很好。在许多文章中,章士钊都保持了对好同恶异的专制恶习的批评。他提倡为政尚异论,这与胡适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遥相呼应,这种对于不同意见的容忍,也应该成为我们构建公民社会的基本准则。除此之外,章士钊还对农业情有独钟,在他主办的刊物上经常讨论到中国的农业问题。民国时期农学家董时进就曾在《论业治》阐发他如何发展中国农业的想法。这一时期章士钊对于农业的看法也应该引起重视,他关于农业的想法可能给我们当下的农业发展提供新的灵感与思想资源。

    从律师生涯来讲,章士钊所代理的最著名的案子莫过于1933年的“陈独秀叛国案”。在这个案子中,章士钊充分阐述了国家与政府的区别,从法理上阐明了“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的观点。章士钊说道:

    “本律师曩在英伦,曾问道于当代法学家戴塞,据谓国家与政府并非一物。国家者土地、人民、主权之总称也;政府者政党执行政令之组合也。定义既殊,权责有分。是故危害国家土地、主权、人民者叛国罪也;而反对政府者,政见有异也,若视为叛国则大谬矣。今诚执途人而问之,反对政府是否有罪,其人必曰若非疯狂即为白痴,以其违反民主之原则也。英伦为君主立宪之国家,国王允许有王之反对党,我国为民主共和国,奈何不能容忍任何政党存在耶!本律师薄识寡闻,实觉大惑不解也。”

    章士钊在1933年的这一言论,与1929年罗隆基在《新月》上批评国民党“党在国上”“党国一体”的言论遥相呼应,也与储安平在1957年的言论一样成为历史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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