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良样本:云南求解群体性事件

    时事 > | Time Weekly - 2009-09-10 01:04:52
  • 受伤村民

    若干年后回顾,“陆良案例”也许会成为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拐点。

    826,建设中的云南省陆良县活水乡石槽河煤矿工地发生冲突。8位村民、3名煤矿企业员工和7位警察在冲突中受伤住院,11辆警车被砸。

    在昆明的密切关注下,一套被称为“多部门联动的快速协调解决机制”开始发挥作用。电力、水利、农业、教育等部门的头头脑脑在村子里现场办公,承诺将尽快解决村民们提出的大多数问题。

    “这次的事件得到了平稳处理,可以说是成功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说。

    从孟连到陆良

    今年5月,陆良全县最大的煤矿项目正式开工建设。因为赔付问题上的纠葛,煤矿建设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向前推进。煤矿提出每亩占用土地一年760元和1吨生活用煤的补偿。村民们并不满意,他们坚持每人每月600元生活费的赔偿标准,还要求县政府帮助搬迁,解决用电、吃水的难题并新建一所学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尽管“已经协商过三四次,但一直没有结果”。

    冲突终究爆发。826日上午8点半,石槽河大村子村的村民开始向煤矿工地聚集。闻讯赶来的村民们听说,煤矿要恢复施工。

    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坦承,听到陆良的消息的那一刻,他的脑海里闪过了发生在孟连的悲剧。去年719日,云南孟连县发生胶农聚集和冲突事件,造成40余名警察和10余名胶农受伤,2名胶农死亡。

    “对比一下,会发现孟连事件与陆良事件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伍皓说。发生在孟连的悲剧,胶农与企业在利益上的纠纷是起因,陆良事件则是煤矿与当地居民的利益谈判出了问题。在他看来,“群体性事件意味着群众诉求的一种反映,而群众的大部分诉求都是合理的。”

    伍皓所说的“平稳”,部分可以从参与冲突者的遭遇中得到证明。冲突发生后,陆良县政府发布了公告,敦促参与闹事的人员尽快主动说明问题。在这篇公告里,已经没有了“不明真相”、“别有用心”之类的字眼。

    828 云南省委宣传部发布紧急通知称,“实践证明,人民内部矛盾中大多数群众的共同诉求都有合理的地方,绝大多数群众是讲道理的。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能一味指责群众,甚至给上访群众乱扣帽子。”

    截至96,已经有4个挑头闹事的人到当地公安机关“说明问题”,写下保证书后就可以回家。据伍皓介绍,到目前为止,“公安机关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拘捕措施”。

    没有人煽动

    “只要事件没有涉及刑事案件,政府的处理方式还是要尽量从宽,对于广大的群众以教育为主。”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这样认为。

    而去年的“瓮安事件”,贵州官方3天后即发布声明称是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

    孟连事件爆发后,当地县委、县政府也在上报材料中将此定性为“农村恶势力操纵”的事件。

    伍皓对此有了深刻的反思,“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上政府存在一种错误的习惯思维,认为这是‘别有用心的’、‘ 幕后操纵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研究员于建嵘认为,一些基层政府要么是无视民情民意,要么是把民众的一举一动都当成“敌情”,“从危机处置技术上说,这些地方政府的做法,出发点不是化解矛盾,而是暴力压服,这必然致使冲突一再升级。”

    身为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伍皓,还察觉到了当地官员身上的另外一种变化。事发当天,来自陆良县公安局、国土局、农业局等单位的6个新闻发言人迅速赶到了现场,准备应对媒体的提问,并发布了新闻通稿。而两年前,陆良所在的曲靖市发生了一起矿难。当地的书记及县长都躲着记者,不敢接记者的电话。更有甚者,当地的基层干部还假扮伤者家属,守在医院门口,看见记者模样的人过来就主动要求接受采访。

    执政理念求变

    2008年被称为“群体性事件元年”。这一年的夏天开始,贵州瓮安、陕西府谷、甘肃陇南等地的群体性事件迭出。

    瓮安事件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发表文章称,“民生问题其实是一个民权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之所以无视民生疾苦,甚至敢牺牲民众利益而追求自己或者特定利益团体的私利,就是看到了民众权利的虚弱。”

    夏学銮教授看来,瓮安事件和陇南事件分别代表了群体性事件的两类典型起因,分别源于“突发性事件和群众长期关注的事件”。根本的原因,在于“群体性利益诉求表达遭遇了体制性迟钝”。在他看来,与有组织、有财力的政府部门和大企业相比,民众是相对弱势的群体,在拆迁、改制、经济开发等问题上很容易遭遇利益受损。

    “在事件升级之前,政府要做好转化工作。”夏学銮建议,政府要提前介入,对那些可能诱发大规模冲突的突发事件、群众长期关注的事件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并有很好的应对机制,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在云南省委宣传部发出的通知里,更是进一步反思“各种公共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虽然诱因复杂,但矛盾的焦点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党委、政府和群众的关系上,往往与党委政府决策不当、工作不力、作风不实等问题有关。”

    伍皓透露说,云南省正在总结陆良事件的经验,酝酿出台一整套“以群众诉求为中心的处突新机制”。

    夏学銮对此给出了“正本清源”的评价,他认为这才是杜绝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本所在,“反映了执政理念的回归,开始重申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宗旨,开始注重解决民生问题。”

     

     

    伍皓:以群众诉求为中心

    时代周报:826的陆良事件没有进一步恶化和升级,你认为其中的关键是什么?

    伍皓:与孟连事件相比较,我可以明确地感觉到我们政府在处理同类事件上的进步。孟连县委、县政府当时将事件定性为“由农村恶势力操纵的”,这种定性方式有问题,处置方式也不对,最终激发了更大的矛盾。

    在孟连事件后,我们开始重视解决,当时的一系列实践探索,没能提炼、上升为一种成熟的机制。我们把它称之为“以群众诉求为中心的处突新机制”。

    时代周报:这种新机制的含义是什么?

    伍皓:首先是执政理念的转变。以前,政府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上存在一种习惯思维,认为是“别有用心的”、“幕后操纵的”之类,而通常的做法就是所谓“擒贼先擒王”,只要控制住了领头的人,事件就会平息下去。现在的思路是,群体性事件意味着群众诉求的一种反映,而群众的大部分诉求都是合理的。过去那种采取权宜之计,凡事先摁下去再说的处置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切实地解决群众的诉求,才能真正做到长治久安。

    时代周报: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伍皓:首先,多渠道、准确地了解群众诉求,要搞清楚群众为什么聚集。陆良事件中,当地县委县政府派出了300多个工作人员,挨家挨户登门询问,共征集了几百条意见,然后进行细致的梳理、分析和归纳。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工作人员与群众密切沟通,也起到了稳定情绪的作用。

    其次,积极回应群众的诉求。要求每个工作组都包村包户,深入到每家每户中。对不合理的诉求,党委政府领导不遮掩、不躲避,坚持直面群众,摆事实、讲道理、就事论事,避免形成“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恶性循环。“煤矿在这里办企业,就应该给全村人发工资,每月600元”,这样的要求就有些无理取闹的意思。

    我们坚持“宽严相济”的政策方针,不放弃法律的手段,对于打砸抢还是要追究。到目前为止,公安机关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拘捕措施,到6日为止,有4个挑头闹事的人到当地公安机关说明问题,已经回家了。这次的事件得到了平稳处理,可以说是成功的。

    我们下发了一个通知,禁止给群众贴“不明真相”“别有用心”的标签。这样的词汇实际上是一种传统的话语霸权,是居高临下式的,视群众为对立面。

    最后,多部门联动的快速协调解决机制起了作用。吃水难、搬迁等7个问题中的大部分已经得到解决,要求快办、催办,能现场解决的马上答应。

    时代周报:从躲猫猫事件开始,在网络热点事件上“三进宫”,在处理网络民意的问题上你有哪些感受和变化?

    伍皓:“躲猫猫”事件中,我们采用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方式,压力非常大。昆明幼女卖淫案中,我自己主动请缨做网络发言人,赤膊上阵地到网络上发帖。在之后发生的“法官考律师”事件里,我们又改成了相对被动的回复的方式。

    我们的每一点进步,并为大家所接受,需要一个过程。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建立“党和政府领导的维护权益机制”。写在条文上的思想,需要各地实践的推动。在陆良事件中,云南宣传部门找到了一条新路,就是把宣传工作与重视民众诉求、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

    只要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事情,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做下去,要敢于尝试。对待网络舆论,目前各地还没有比较成功的处理办法。大家也可以看得到,云南境内发生的每一个热点事件,都会有不同的方法尝试。宗旨只有一个,那就是尊重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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