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人才能引起重视？浏阳镉污染的黑色定律
在今年的五六月份，57岁的李亮辉和比她大1岁的老伴欧阳迪纯被湖南省劳卫所验出尿镉超标。罪魁祸首是由湖南黄花镇人骆湘平开的长沙湘和化工厂，据官方截至
为了防止事态恶化，政府已经把化工厂永久关闭，成立指挥部并派出多达几百名干部进驻受害村庄，安抚受害村民。“他们每户派四个人，天天来，”在自己略显阴暗的卧室里，李亮辉一边没好气地说着话，一边驱赶着围绕在脚边飞来飞去的苍蝇—因为镉中毒，她的小腿和脚掌已有斑斑血迹，“他们每天早上坐一个多小时就走，主要是看我们人在不在，也没能解决什么实际的问题。”
挥之不去的噩梦
为促成项目落户，副镇长把一家高污染企业说成是“无污染、零排放的好企业”。
在离李亮辉家不足
“镇里一直没有大型的工业企业作为支撑。”上世纪90年代曾在镇头镇企业办工作的廖松平说。据其介绍，在90年代，镇头镇就逐渐加强了招商引资的力度。
2003年，当号称总投资额达到1000万元的湘和要落户双桥的时候，镇头镇政府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在当年湘和租赁村民土地的动员会上，一心促成此项目落户的副镇长熊赞辉说此工厂是一个“市长工程”，是生产饲料添加剂、无污染、零排放的好企业。
在政府的大力推介和肯定下，2003年12月湘和通过环评审批，并于次年正式投入生产。
双桥村的村民们对湘和落户也是乐见其成。因为厂子一旦开工，世代务农且外出打工风气并不盛行的他们不仅有了地租收入，还可以到厂里打工赚钱。没人会想到，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这个工厂在带给村民们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了挥之不去的噩梦。
据专家分析，镉往往与锌伴生，在利用次氧化锌与硫酸进行反应生产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置换出镉。另外，在炼铟的过程中也大量产生镉。由于湘和化工厂的环保设施不齐全，有效防护措施不足，镉被直接排入水体和土地，导致土地大面积污染。
2006年，湘和给双桥村带来的负面影响开始不断扩大，双桥村村民也开始了对湘和长达3年的投诉之路。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2006年湘和开设三年后，湘和法人代表骆湘平本提出要走，但是被镇头镇政府留住，并保证：有事政府保护。2009年骆湘平本来已经在江西圈地，部分设备已转移到江西，准备另起炉灶，没想到浏阳东窗事发。
无力的村民
村民多次反映都无果而终，直到死了人，拉横幅，围政府。
“原来就知道湘和生产的是硫酸锌饲料添加剂，根本不晓得它炼出来的东西有毒。”自从湘和建成之后就一直在工厂里当杂工的欧阳金富说。今年的体检中，62岁的他被医院告知体内的镉并没有超标，但他却对这个结果表示怀疑。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除了农忙时节，欧阳金富和他的同事们在替湘和忙碌地工作。
“医院还说所有在湘和打工的村民都没有镉超标，你说谁会相信？”由于只是个杂工，欧阳金富在湘和挣的钱比别人少了将近一半，但付出的代价却基本相同：“你和我说话时觉得我是个没病的好人，但我已经干不了粗重活了，没有体力了。”
现在，这个“没有体力”的人开始了维护自己权益的艰难之旅，在与浏阳市环保部门和镇头镇政府的博弈中却是自称“一马当先”：他曾经三次带领双桥村村民到浏阳市政府反映情况，提出要对湘和进行查实、给村民安排身体检查等要求。
据欧阳金富回忆，他们的第三次努力终于取得成绩：浏阳市政府召开了紧急会议，任命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孙建中为工作组组长，“要切实解决当地受害群众的实际问题”。“但实际上他们还是没有来。”
“刚开始时老百姓也拿不出实际的证据，而政府出于为企业保驾护航的目的，对企业的监管不是很到位，也没意识到问题会这么严重。”曾经的镇头镇政府干部、深谙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廖松平说。
就是在这样微妙的关系之下，“一马当先”的欧阳金富可谓屡屡碰壁，直到今年5月下旬，他的邻居和曾经的工友罗柏林等人相继死亡，才让事态发生了变化。
“他是在端午节那天去世的，临死前，身上到处都是一溜溜青，口里还出血，”李亮辉说，“他在厂里做的是杂工，经常要洗池。”
所谓“洗池”，就是指清洗专门盛放因提炼硫酸锌、铟和镉等物品而产生废水的废水池。根据湘潭市环境保护检测站的检测结果表明，湘和所排出的污水镉含量是标准的106倍，铅是标准的5.38倍，砷接近标准的两倍。而村民反映，池中的废水装满后经常是直接排到泥土中去了。
罗柏林去世当晚，浏阳市副市长蒋国平就到了镇头，作为处理湘和污染事件的工作组组长。在此后一个多月内，双桥村内60岁的欧阳术芝和74岁的熊树生相继去世，包括罗柏林在内，这3名死亡村民都曾是湘和的工人，体内的镉都是严重超标。“他们的亲属都得到了赔偿，听说罗柏林获赔20万，欧阳术芝获赔19万，熊树生获赔15万。”欧阳金富说。
按照官方说法，“正当各项善后工作有条不紊实施时”，政府担心的群体事件还是发生了，而导火索，则是双桥村的又一位村民罗树其去世。
“如果不是罗柏林他们死了，恐怕政府现在也不会重视这件事。”欧阳金富说。
劳累的官员
为平息事件政府付出巨大的行政成本，“虽然干部们天天到村里来，说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可是他们说了不算”。
在办公大楼3楼，镇财政所紧闭的大门上贴着一张告示，说8月份的补贴暂时取消，原因是“全所人员全部下乡处理湘和化工厂镉污染事件”。
而在镇头镇政府办公大楼209室，原先的镇党委委员办公室已经被开辟为指挥部，由浏阳市委办公室、浏阳市委宣传部等市直机关所抽调的干部在这个十来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工作了一个多月。
“镇政府的干部已经连续70天没休息过了，而我们浏阳市指挥部的人也已经连续工作了40多天了，其中有十多天是在这里通宵工作的。”
据指挥部一位姓于的工作人员介绍，浏阳市指挥部下面成立了综合协调、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帮扶和维稳等8个小组，小组以下是多达几百人的驻村干部，他们每四人一队组成工作队，分工合作处理镉污染事件。
据一位工作队队员讲述，他们的任务是负责受污染区域内家庭的思想沟通、医疗就诊、生活安排、生产指导和其他困难问题解决的工作。“作为带队人，我也在组内作了如下安排：单位派一台专车，每天从浏阳7时半出发，下午5时从镇头离开。中餐在镇头集镇小餐馆吃，每人每餐控制在12元标准，抽烟不准超过精白沙的标准（平时我是黄盒芙蓉王的水平），严格遵守市里的纪律规定。”他在自己的工作日记里如此写道。
为了平息事件，浏阳市和镇头镇两级政府已经付出了巨大的行政成本，但在受害村民看来，由于还没有拿出足够多的安抚措施，政府官员们目前所做的一切努力并不足够。
“目前我们正在等政府落实赔偿措施，”
虽然目前政府的环境调查结论和食用农作物超标补偿方案就贴在家门口，但他仍然担心是否能够真正落实。说起当天的聚集镇政府事件，他委屈中又带着几分无奈：“蒋副市长骂我们这些村民是刁民，但说实话，我们虽然上街了，但却没有做过一件损害群众生命财产的事，我们只是想引起政府的重视，没有别的意思。”
“现在老百姓还是嫌我们的措施落实得不够快，可是有些事情不是想快就快的，例如土壤检测为什么会这么久，你别看就是那一小捧土，专家说等它们自然风干要30天，用机器吹干的话也要15天，然后才能检测。”指挥部的一名干部无奈地说，“你看2006年的株洲镉污染，说是要3年内处理完，但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结尾。”
并非孤例
政府为了谋求经济利益为污染企业开了绿灯，漠视老百姓利益最终引发群体事件并非浏阳一例。
在湖南，近年来的镉污染事件并非浏阳镇头一例，2006年株洲的镉污染事件同样曾经引人注目。当年9月11日，湖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公开通报株洲市天元区马家河镇新马村马石组镉污染的有关情况及善后处理结果，认为这起镉污染事件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对污染源企业限期关闭。
“村民们早就对这个企业投诉过多次了，但是直到它被愤怒的村民们砸了后，株洲市有关方面才作出了关停的决定。”有村民告诉记者。而根据当时新华社报道，当年的株洲镉污染事件至少有150人被判定为慢性轻度镉中毒。
2008年3月，株洲市政府对马家河镉污染作出定性的两年之后，株洲马家河镇新马村尚家洲组村民刘桂安因为年仅6岁的女孩镉中毒死亡一事将龙腾实业告上法庭。而龙腾实业法人代表龙建中还觉得自己“比窦娥还冤”，理由是无论是排污许可证，还是当时建设时的环评审批手续等等，企业所有合法手续都非常齐全，因此他认为自己始终是在合法生产，而且是全部达标排放。
“令人不能理解的是，国家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启动淮河污染治理时就明令各地禁止审批“十五小”企业，而小电镀也在明令禁止之列。但为什么龙腾实业却拿到了有关的准生证呢？”《法制日报》曾提出质问。
地方政府是为了谋求经济利益为污染企业开了绿灯，这种漠视老百姓利益，进而对民众身心造成伤害的事件并非只有湘和化工这一孤例。
“现在政府不怎么管我们了，他们叫我们在受污染的土地上种庄稼，每亩可以获得几百元的补助，没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今年刚从湖南师范大学毕业的新马村青年罗平说，“不过今年传出消息说这里要被政府征收，很多人都在抢建房子。”他对当年发生的镉污染事件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刚开始时政府还用车给我们送水，一两个星期之后就没有了，直至今日，我们还是要买水喝，一元钱一担。”
就在污染发生之后，罗平一家决定不再耕田，他们在临街的铺位里开了一间小型超市，每个月可以有5000元左右的收入，而大米尤其好卖。“当农民的要来这里买米，这是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罗平说。
身在长沙浏阳市镇头镇的农民欧阳金富不知道株洲马家河的与他同病相怜的农民兄弟的境况。自从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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