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律师的民间反腐报告

2009-08-07 17:57:35

来源: 时代在线网

王荣利，1966年出生，陕西蓝田人，1988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法学系，学士学位，早年工作分配在蓝田司法局从事律师工作。“没胆量下海，所以没赶上第一批。”王荣利如是说。1994年南下，先后在海南、广东等地企业担任法律顾问。

2008年9月，王荣利完成《中国反腐败报告—当代典型腐败犯罪案例初步统计与分析》，并向国家有关部门以及媒体邮寄。该书稿，是目前已知的第一个民间反腐学术分析类报告。“不奢望能出版，但愿对国家、社会有帮助。”王荣利说。

关于动机

“我这个想法是他们没有或不可能形成的”

时代周报：不是体制内的人，却写体制内的反腐问题，有人嘲笑你吗？

王荣利：在我接触的同事和朋友中，他们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甚至一些企业界的老总不仅表示非常有兴趣，甚至还希望我写出来后先拿给他们看看。这几年，除了我个人存在一些经济上的压力之外，我再没有其他任何的压力。

时代周报：直接促成你写这个报告的成因是？

王荣利：前两年，我写了两部书稿《贪官八耻—剖析腐败犯罪的八种表现方式》、《权力的陷阱—透视腐败犯罪的八大结局》，拿给社科院看了。当时，深圳正好要编一部反腐倡廉的书，社科院的副院长就把我叫过去，去年到现在我一直在做他们的课题。

在课题的过程中，纪委领导和专家的思路和研究模式，对我有很大启发，我觉得应该对腐败案件进行系统分析，写成一个分析报告。

时代周报：业界有专门的公检法，有专门的反腐专家，他们常年都在研究这个问题，你认为你和他们有什么不同？

王荣利：我现在觉得，我们体制内专门研究的这些人啊，始终是在一些皮毛问题上去做文章，没有解决根子上的问题。我这个想法是他们没有或不可能形成的，所以我要把我自己的这个表达出来，写出来。

关于内容

“我从没看过任何同类的研究或者指标”

时代周报：写作这份报告过程，你主要参考了什么指标，比如国际上通用的指标？或者古今中外一些作品上的标准？

王荣利：做这份报告，是我自发的一项研究。此前我从没看过任何同类的研究或者指标，当然也没有参考任何东西。

我根据自己的思考，分别从地域分布、时间阶段、职务结构、年龄结构、发生领域、犯罪罪名、犯罪程度、犯罪表现和犯罪后果这几个方面分别进行统计和分析。

当然，这个报告写成，跟我的职业背景有关，我这份分析报告，基本上是按照犯罪构成的四大要件（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和客体）的思路形成的。

时代周报：你的报告中，说腐败从沿海到内陆是逐渐减少的，而民间有一个说法是越穷的地方贪官越多，你怎么看？

王荣利：我做的是一个典型分析，主要因素是犯罪人的职务高、金额大、媒体报道多。

现在内地的经济不够发达，比如内地的一个县长贪污个30万，50万，但搁到沿海这一带，他一个乡长、镇长、村长就有可能贪污几百万上千万。在我搜集的这些案例中，大案要案的比例从沿海到内地呈现一个递减的程度。可能是我书稿里没有表达清楚，或者是我表述的方式给大家造成了一种误解。

时代周报：在报告中，你提到目前公务员所处的职位和薪水问题不对等，不相符的一个问题，你提到的一个观点就是提高他们的薪水，这跟前几年提出“高薪养廉”，有什么区别？

王荣利：我们现在把干部都叫官，事实上我们要把“官”和“员”分开，“官”是指市长、局长，就是政府这些机构的首脑；我们现在是“官”“员”不分。“员”就相当于公司的职员，应该是这种概念，“员”的工资应该和社会上职员的工资拉平，适当高一点，他不存在高薪养廉问题。

这些“官”，他负责的面要大，是要做决策的，他的知识结构，他所付出的代价，他操心的程度是远远大过“员”的，他和“员”不一样，他应该拿数倍数十倍于“员”的工资。

关于影响

“一点功利心没有是不现实的”

时代周报：你做的是民间第一个系统性的反腐报告，你觉得会有人关注吗？当你做得非常数据化的时候，它的关注度和可读性是否还不如那些通俗类的小说？

王荣利：我觉得现在不只是民间，官方的我都没有看到过。我觉得这样一个报告对领导决策应该是有帮助的。对于站在高处的一个决策者来说，作为一个意见和建议来说，它可能更有价值。

时代周报：目前有哪些人关注呢？

王荣利：目前寄出了三四十份，包括中央党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社科院、新华社等，我都寄过了，也寄给一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还有一些新闻媒体。新华社等单位领导给予了回复。

时代周报：你写了两部书稿之后都没有发表，是什么支撑你去写第三部的？

王荣利：一点功利心没有也是不现实的。我不做这个行业，也不可能去做这个事。今年写这个东西，是以前的积累、水到渠成的。

当然能够得到一个好的反应，至少对我没有坏处，但是说有没有好处，我希望有好处，那我也不吃亏，但是这个不是我能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