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迟福林:改革需要的是行动和魄力

    时事 > | Time Weekly - 2009-08-03 06:36:50 来源:
  •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是中国研究改革的重要学者之一。在2009年的两会召开之前,他与另外几名学者一起受邀,参加了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讨论,直接向温家宝总理谈了自己对于当前经济形势和改革的看法。

    早在1986年迟福林就进入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为一名研究人员。他认为,改革需要有一批政治家来推进,这批政治家要有改革的胆魄。现在不缺的是改革的目标和口号,缺的是行动和魄力。迟福林认为,虽然发生了金融危机,但这个时候应该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社会公共需求和政府行政体制三大转型的一个较好的时机,应该利用现在的条件进行改革。在三大转型之中,增长方式和公共需求的转型,都依赖于政府的转型,政府转型是关键所在。有的政府部门,不应该和垄断性企业的利益绑在一起,应该更加重视公共利益。

    200937日,在全国两会召开期间,迟福林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

    消费不足是增长方式有问题

     

    把农村的社会保障解决了,收入水平解决了,老百姓敢花钱了,才敢走到以耐用消费品为主的一个阶段。

     

    时代周报:目前全球经济形势仍然比较严峻,你对中国面对的这次危机有哪些思考?

    迟福林:从危机反映的一些问题来看,体制的缺陷比较明显。财政政策背后是财政税收体制的不合理;金融政策背后也是一个金融体制的不合理;社会体制改革更相对滞后。

    现在应该寻求短期政策和中长期发展转型的结合点。在加大实施以保GDP增长8%、保增长为目标的一揽子的反危机计划当中,恐怕我们有一个如何推出一揽子改革计划的问题。

    这个一揽子改革计划,既应该有利于应对短期的外部冲击,又有利于解决我们发展转型当中的一系列重大的体制性的缺陷。这样我们才不至于由于解决短期问题而为中长期制造了更多的矛盾和问题。

    时代周报:在现在的一揽子政策当中,有哪些措施可能跟我们中长期发展是适合的?

    迟福林: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的短期投资,一定要考虑到长远的效能问题。为未来搞了一堆烂摊子,未来要花更多的钱改造这些工程,这就麻烦了。在一揽子政策中,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建设一定要立足长远。因为现在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对短期拉动投资需求是见效快,来得快,对保GDP增长8%有最现实的作用。但是搞不好,这些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建设,很可能,第一,是重复建设;第二,不是一个节能减排的项目,很可能还是一个污染的项目;第三,它可能是短期有效益,过了一两年、两三年就没有什么效益了。

    在拉动投资需求当中,政府不能唱独角戏。如果这些投资都搞到垄断行业、国有部门去了,弄不好对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会造成一些障碍。可是非国有经济的事情解决不好,一些失业问题很难去解决,因为大量的农民工还都在中小企业就业。

    时代周报:有人说,中国这次危机,国外可能是金融的危机,中国可能是面临生产过剩的危机,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迟福林:这个说得很对,金融危机对于我们来讲,受冲击的主要对象是实体经济。以出口为导向拉动增长的模式,直接冲击的就是实体经济。从实体经济层面看,我们到了这个发展阶段,不是消费过度的问题,而是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大量的机电产品,需要有一定的消费基础。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严重缺失,你就是便宜、补贴,他敢把钱都花出去买这些吗?把农村的社会保障解决了,电解决了,收入水平解决了,老百姓敢花钱了,他才敢走到以耐用消费品为主的一个阶段。否则农民干吗要买电视,干吗要买洗衣机,干吗要去买冰箱呢?现在我们看这个危机,确实是实体经济受冲击最大,而实体经济引起的最大的突出矛盾就是我们的生产相对过剩,消费严重不足。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增长方式问题。

    本来在2003年以后就面临着整个发展转型问题。那时候已经明确看到,主要矛盾是大家对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已经强烈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要转型,可由于2003年以后外部市场很好,依靠外部市场,大大地缓解了我们转型的压力,就把这个时机一下拖到现在,又拖了五年。五年以后,现在这场危机来了,我看再也不能拖下去了。现在一个好处就是危机状态下,迫使大家都共同去思考,共同面对,如果真能抓住机遇,加快转型,就能化危机为机遇。

    政府转型提振社会信心

     

    政府把土地都作为一个主要财源,怎么能够降低房价呢?

     

    时代周报:你觉得这个增长方式应该向哪个方向转?

    迟福林:我们涉及三个大的转型问题。

    第一是增长方式的体制机制有缺陷。总理这次也讲了,我们增长的体制机制还是有缺陷的,在有些方面还很突出。我们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严重不足,垄断行业改革严重滞后,中小企业的发展制度障碍比较多。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已经有相当大的进步了,金融体制改革也提上来了,这是第一,就是以市场化的改革来破解我们经济增长中的体制机制的一些缺陷。

    第二个就是社会公共需求的转型。社会公共需求转型在哪里呢?你原来给大家更多的是通过提高经济总量满足大家的私人产品需求。吃饭、穿衣等个人私人产品的问题,总体上我们解决得很好。我们的贫困率下降得很快,绝对贫困人口现在比例很小。

    但是到了现在,大家的公共需求转型了,以自身发展为目标的一种公共需求加大了,民众现在要义务教育、要医疗、要养老这些公共产品了。

    另外与发展需求相关的还有与政策有关的东西。民众要房子,房子的政策就要搞,房价搞得很高,大家就很难承受得了。政府把土地都作为一个主要财源,怎么能够降低房价呢?

    第三个与此相关联的,就是政府转型。

    能不能解决前两个问题,关键是政府转型,不是说在这个危机下,政府的作用不重要了,而是政府的作用更重要了。

    问题在于,你政府怎么有效地发挥作用。过去在市场尚未形成的时候,政府可以作为一个项目的主体、投资的主体,把主要精力放在直接投资上。今天市场主体形成,公共需求变化以后,要求政府,第一,提供好的市场环境,这个是最重要的。有好的政策,有一个有效的市场监管,所以政府就要从过去的建设主体变成一个经济性的公共服务主体。

    第二,过去是通过总量来解决大家的吃饭问题、穿衣问题、生存问题,现在政府要解决大家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所以在公共产品供应上,政府不能像过去一样把它推向社会,这是不行的,政府是主导。

    第三,政府现在的很多行为,行政成本过大、腐败问题等等,老百姓对你没信心。

    所以,能不能解决前两个转型难题,还取决于第三个,就是政府转型。

    所以我说行政体制是当前改革的关键,就在于我们的全面转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社会公共需求的转型,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转型。

    只有政府转型做好了,政府的有效作用才能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由此再形成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合力,由此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提高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才能达到我们现在提振社会信心的目的。

    时代周报:但是政府的转型应该是相当困难的。

    迟福林:对,政府的转型,它的困难是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发展理念。中央提出一个科学发展理念,但是事实上我们现在追求经济总量、上项目,还是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谁搞了大项目,谁拿了多少投资,就是好样的,这样的发展理念就是一个问题。

    第二是财政税收体制和干部选拔机制。在现行的财政税收体制下,地方政府要争得地方利益,你叫它改,它怎么改?现在的干部选拔机制,主要是看谁把经济搞上去了,谁就能得到选拔,是GDP导向的干部选拔体制,没办法转。财政税收体制和干部选拔体制这两个东西不改变,政府转型很困难。

    第三,最核心的就是政府利益和官员利益问题。我们政府应该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但是由于多种因素,政府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已经形成,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比如说哪个大企业跟他好,对他地方贡献大,他就和它结合起来。哪个项目赚钱,他就和哪个项目联合起来。这样就容易忽略公共利益,就容易注重经济,忽略社会,注重大的,忽略小的。所以政府和官员自身利益的形成是我们这些年来政府转型当中最深刻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想解决整个利益关系的调整,利益的博弈,是很困难的。当然政府利益和官员个人利益还有一定差别,但是政府利益本身可以给官员带来利益。

    政府转型应该是改革的突破口

     

    现在所有的改革几乎都涉及各部门的利益,谁来协调?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待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下一步会怎么走,现在有什么难题?

    迟福林:政府体制改革是个重大问题。我们政治体制改革不推进,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就解决不了。比如经济体制改革,很多垄断行业是和政府部门连在一起,和官员利益是连在一起的,想解决很困难。

    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全面性日益凸显出来。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比较现实的突破口,我想就是政府转型。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既涉及经济体制,又涉及社会体制,也涉及政府体制。大家第一要有共识;第二,从现实来看,它有迫切性;第三,推动这个转型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干吗不做这种事情呢?所以我说,我们找一个结合点,这个结合点就是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我们要解决的是大部门行政范围内的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大部门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按照中央当初的意图,我们决策、执行、监督要分开。

    时代周报:大部门内的决策、执行、监督的措施没有新的推进?

    迟福林:在相关的政府利益中,大部分情况下很难解决,他既要有决策权,又要有审批权,还要有执行权,同时又自己监督自己,所以就暴露出我们体制上的一系列问题。我们整个改革不配套的话,很多改革就是局部性的改革,单向的改革也很难推行到底。

    时代周报:改革推进怎样才能更快一些?

    迟福林:我们现在在改革总的思想上也很清楚。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现在需要的是一种行动,需要的是一种决心和魄力,需要的是一种大刀阔斧。

    现在改革,无论从经济层面、社会层面还是政府层面,都是以利益关系调整为基础的东西,在这种背景下没有一定的魄力,就局部改革搞局部改革,是很难很难的。现在所有的改革几乎都涉及各部门的利益,谁来协调?所以这个改革在实际当中肯定扭曲。

    所以第一,需要有改革的魄力、改革的决心。第二,需要有个改革实际的推动,我们现在不缺口号,缺行动计划。

    我们现在提出了很多好的口号,我们党还是比较清醒的,整个改革的总体目标也是比较好的,现在我们是如何从现实出发,有更大的魄力、更大的决心,然后又务实推进的精神,把这个事情推行下去。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有一批能够真正为民族、为国家、为社会着想的人,既有魄力,又有务实精神,来推动。我们现在国家的经济矛盾、社会矛盾都交织在一起了,现在你能抓住机会,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推后,及时主动地推进一些事情,为未来解决这些事情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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