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权改革 甘肃试点
专家那套行不通
张掖市梨园河灌区的这次试点是由中央援助、地方主导的国内第一个农业节水试点，开始于2002年，在2006年通过水利部验收。著名学者胡鞍钢等人在《中国如何建设节水型社会》中提到：中央通过总结推广张掖的实践经验，使其产生“制度示范”效应，可以降低其他地区的变迁成本，诱致更多地区发生类似的制度变迁。
“节水试点的核心是水权改革。”梨园河灌区管理处副主任李光明说，但是同时他又说，“专家的那一套在这里行不通。”
多年来，我国大型灌溉工程的运行、维护、管理多为政府部门所控制。当地水管部门负责人称，梨园河灌区试点是模仿节水成效显著国家，如以色列、加拿大、美国等的做法。
具体做法是，将许多基本的灌溉管理职能从国家机构转移到私营机构、非政府组织或以农民为主的地方组织，导致用水户必须支付灌溉用水的实际成本，促使用水户自觉节水。
根据设计，梨园河灌区为用水户颁发水权证（水权证上注明该用水者的需水量），用水户凭借购买的水票到水管所取水浇灌，并且通过自由交易水票形成流通的“水市场”，农民公推公选代表组成农民用水者协会（一村一个协会）。
但在实践中，水票的发放、农民用水者协会的性质都和原来的设计有了很大的出入。
2002年底，梨园河灌区内10680户农户，全部发放了水权证。使用日期为
在记者随机采访的张掖梨园河灌区6个村社40余位村民中，只有贾福宝老人还能记得“水票”是个什么东西，其他的村民都没有见过水权改革的流通物—水票。
“按照原来的设计，村民什么时候需要浇水，就可以找我们水管部门提出要求，但这是不可能的。”李光明说，他们没有足够的人力应付这些事务。“把水票发放到村民手中，太麻烦，不便于管理，所以，水票基本都是发放到各村的农民用水者协会。”
不仅是水管部门怕麻烦，农民也对水票没有好感。
水票只在个别村庄实验性地发放过一次。贾福宝说，由于对水的控制严格，他能购买到的最大水量仅够浇灌或者还不足浇灌自家的土地，不可能卖给别人。并且什么时候浇灌，是由水管所决定，不由他们农户决定。水票失去了实际的用途。
除水票之外，农民用水者协会的运作也不能按照设定来执行。农民安玉贵说：“我们村每10—15户确实是选了一名代表，但是没有实际的作用。灌水的问题除了村上的干部，我们老百姓谁都说不清楚。”
对于用水户来说，高涨的水费成了试点开始初期他们最感头疼的事。“没节水之前，我一年交个400—500元水费就算多了，节水后我交1000元多一些，而我们家的地还是13亩。”上营村五社的村民安天居说。
上营村二社的老农尹怀保甚至认为：“节水试点，（仅从收费上）是一个坑农的事。”
土办法，新模式
“在中国，情况不同于以色列、美国和加拿大，他们是农场主，人少，农民用水者协会的委员基本包括了所有的用水农户，可以说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而我们灌区用水户太零散，完全搬用国外农民用水者协会这套机制不行。”李光明说。
“规章制度走的是国际路线，实际操作为地方特色。”一位当地领导称。在多年的试点实践中，梨园河灌区抛弃了“水权证”和水票。
“每一家人都有水权，发不发水权证都一样！”村干部李开珍这样认为。村民压在柜子里已经多年的“梨园河灌区用水水权证”，到
而绝大多数村民自始至终都没有见过水票，农民用水者协会也成了村委会下属的一个头衔。
这一流程为：年初，制种公司和农户签订制种面积协议，各社社长（农民用水者协会组长）将其登记后上报给村委会（农民用水者协会）；由村委会预算所需水量，然后报给水管部门，水管部门先留够国家安排的下放水量，扣除梨园河灌区往下游内蒙古下放水7000万立方米后，把所剩水量再给各村进行分配。
各村庄春灌前由村委会到制种公司预收灌溉30%-40%的水费，村上用水者协会用这些钱去购买水票，然后按村里购得的水票多少到水管所直接供水。因为要灌溉好几次，农民用水者协会就先欠下水管所的剩余水费，等到年底农民制种款项到后补足。
2008年，宣威村副主任、农民用水者协会会长李开珍和几位村干部拿着从各社登记上来的农户和制种公司签署制种的亩数材料到制种公司“要水费”。“去年我们总共要了两次水费，分别是4月和7月第一次5万，第二次15万，然后将钱交到了水管所，剩下的7万多元要等到年底，制种公司将农户的制种款打到村委会之后，由村委会一次性和水管所结清。”农户的制种款在村委会扣除水费后，最终到达农户手中。
2007年，宣威村有一个社被作为隔离带，没有制种，当年该村18000多元水费，有4000多元无法收上来，到了2008年参加制种之后，才将这笔款扣除。
梨园河灌区每年向下游输水任务的完成和制种之间有直接关系。制种就是生产新品种粮食作物的种子。制种作物的最大特点是需水量大大少于传统作物，而价格高于传统作物。国内一些制种公司看准了河西走廊独特的地理隔离带和光热条件，在梨园河灌区普及了制种。
制种之后浇灌次数能够减少2次左右，更重要的是制种产量高，价格也高，农民收入相比以前有了提高。
水权改革路漫漫
2004年，倪家营乡农民人均制种收入2800多元，除去40％的成本外，人均获得实际收入为1600多元，比节水前收入有一定的提高。
到了2008年，村民的收入有了进一步提高。师玉银家人均制种收入达到了2080元，师方家3口人，收入了18000多元，贾福宝家5口人，制种收入更是达到23000元。
“比十年前好多了！”62岁的村民师玉银说现在来看，还是节水好。
除了收入提高外，村民总结了节水的好处。上营村二社农民石正权认为节水最大的好处是农民浇水规范化了。“节水前，谁想浇地谁就浇，谁能浇上谁就浇。当时大家都是‘三不浇’，即晚上不浇、刮风不浇、下雨不浇。确实存在浪费水的问题。现在，这一切都变了。”
“水管理严格了，卡得死了，不存在乱抢水的事了，所以，用水纠纷也就很少了……这两年大的纠纷还没有听过。” 三社农民李军回想。
水管处财政自负盈亏，目前，每年从用水户手中收来的600万元水费仅够发放工资，而没有钱对渠道进行维护。李光明说，现在水渠修成还没几年，问题还不多，再过几年就需要缝缝补补，但是没钱。“按照我们的测算，9分钱一立方水比较合理。”水管处将水价提高的方案连续几年报到了张掖市，一直没有得到批复。
“如果收成好点，农产品价格高点，水费再涨一点也能够接受。”对于水费从每方6分提升到9分，村民师东认为能够接受。
从试点开始到现在，关于水流量的计算成了用水者和水管所之间争议的最大焦点。“用水户认为是我们的流量计算有问题。”李光明说。因为没有准确的计量方式，水流量至今都是按照秒表（时间）计算，这样洪水期和平常水流量在流速上有了差距。
在浇水的时候，经常可以见到村干部与水管所的工作人员各拿计量水位的计量器，分别测量通过斗渠通向村里的水量—双方经常因此经常发生争吵。
村长希峰礼愁眉不展。水管所安排的浇水时间，如果他们村没有争取在洪水期，村民就骂村干部无能。“水管所认为一亩地
说这些的时候他抬眼看了看家门口右边的祁连山上，年年上升的雪线已经出了他的视线，黄色的土覆盖了天地交接的山脉。他记得进入冬季之后，这里就没有下过一场大雪，而今天飘落的点点雪花也不会对久旱的土地带来任何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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