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战争”的回归？

随着10年前战争降临科索沃，时任德国外长的约施卡·费舍尔明确地解释了他一直以来的参政原则：“永远不再有战争，永远不再有奥斯维辛！”但科索沃的暴力和种族清洗很快就让他明白有些时候必须在两难之中作出抉择：有些时候，只有战争才能防止新的奥斯维辛浮出水面。

尽管多年以来一直遭到公众的蔑视，但是被正义事业赋予了合法性的“正义战争”的理念正在重新获得市场。这种理念曾经遭到人们的反对，因为战争的任何一方都倾向于认为自己的事业合乎道义原则。此外，在缺乏公正判断的情况下，获胜者总能像在一战后签订《凡尔赛条约》那样，把自己的“真理”强加到被征服者的身上。

随着“正义战争”的回归，国际法也已经开始将发动侵略（“非正义”）战争作为理应受到惩罚的罪行来加以谴责，结果造成了当今世界的参战各方都宣称自己是为了防御外国的袭击，这样的伎俩希特勒在1939年也曾经用过（事实上，现在所有的战争部都已经变成了“国防部”，让人不禁奇怪如果不再有攻击方的存在，这些国家还需要防御些什么）。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谁是侵略者同样要由胜者来裁定，因此希特勒没有获胜真是再幸运不过。

当然，为保卫国家以外的目的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需要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批准。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本身没有赋予非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但却可以确定用“正义事业”的标准来衡量某场战争是否合法（目前一般是对人权的严重破坏）。

因此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依然沿用17世纪的统治涵义，“作恶后不受到惩罚”。人道主义干预的权利限制了其他所有国家的主权。背后隐藏的是可以依靠外部力量来贯彻人权的想法，以及期望统治者由于知道可能要为破坏人权而承担责任而检点自己行为的愿望。

这种愿望是否合理还需要观察。而与此同时，“正义事业”理念的回归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特别是当大国声称自己是居住在邻国的本民族后裔权利的保护者。如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那么从波罗的海到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少数族裔很可能变成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

战争法“道德中立”的理念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战争既然不可能被彻底消灭，就应当通过人们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来对其加以限制，并减轻战争所造成的恐怖后果。正是因为不像“正义战争”原则那样雄心勃勃，道德中立理念通过禁用某些特定种类的不人道武器，非常成功地缓解了战争所带来的恐怖后果，迫使军队保护平民、给予战俘人道主义待遇并禁止吞并行为的发生。

和平主义者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中把这种对战争的调整和维护视作一种嘲讽。他坚信战争根本就不该发生。而另一方面，他又为公众愤怒不受节制的爆发和俄国农民对撤退的法国士兵的愤怒杀戮进行辩解。

和平主义者认为战争是一种应当被消除的非法状态。但那些认为人类不能成功阻止战争的人则试图遏制战争并力求促使其“人性化”。但是任何“生存之争”类型的战争都拒绝承认自己可能为未来战争开创先河。这样的战争永远不会有规则，永远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战争。归根结底，当只有开战和死亡两种选择摆在面前的时候，没有任何法律能发挥作用。

因此国际法的目标不是要禁止“非正义”战争和许可“正义”战争，而是要确保战争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目标，而从不使战争失控。必须确保失败的一方不会一无所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分野、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以及对被征服者的刑事报复只能够推动—实际上是引发—一场全面的战争。

将“侵略”战争刑事化的另外一面是和平不再是一种只有通过正式宣战才能结束的可靠的法律状况。当国家领导人决定在没有任何正式和平目标的情况下轰炸贝尔格莱德这样的城市，这种行为并不属于战争，而是属于某种形式的国家恐怖主义。

如果文明社会受到了这种心理的感染，如果国家领导人借助恐怖主义来打击恐怖主义，恐怖主义就会充斥在每一个角落。反恐并不是一场战争，因为恐怖主义本身并不是参战方，而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被抓到的恐怖分子需要按照法律规定接受刑事制裁和惩罚。

不愿或不能防止国内滋生恐怖暴力的国家就丧失了维护领土完整的权力，而别国可以对它们宣战来根治恐怖问题。但信奉“以暴制暴”格言的人必须记住是谁发明了这个词汇：阿道夫·希特勒。

作者系慕尼黑大学及萨尔茨堡大学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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