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作家必须有酬世之量，传世之志
跟在新闻后面拣话题
王鼎钧在抗战爆发后参加抗日游击队，后投入李仙洲创办的国立第二十二中学，辗转安徽、河南、陕西各地。初中毕业即辍学从军，经沈阳、天津、上海到台湾。刚到基隆时，王鼎钧身上一文钱也没有，那时他灵感闪动，写了一篇文章，用公文纸糊了一个信封，写上地址：台北市《中央日报》副刊，请邮差按欠资投递。几天后文章见报，那时候一千字十块钱稿费，而一个山东大馒头，一碗稀饭，一碟花生米，也不过是一块五毛钱，十块钱足以养活王鼎钧一个礼拜。
到台北后，王鼎钧考入张道藩创办的小说创作组，授课老师是王梦鸥、赵友培、李辰冬
从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台湾文学经历了二十年的好时光，只要白纸印上黑字就能卖钱。王鼎钧成了台湾很有影响的作家，他在各大报章上写的杂文专栏，曾经是读者追读的名牌栏目。王鼎钧回忆，小人物写小文章，对小市民谈论小事情，若是四平八稳，子曰诗云，难以引人注意；报纸对杂文的期许是争取读者，增加销路，总得有几句耸人听闻的话作“卖点”，这几句话无须和评论的事物相称，借题发挥，或者为尖锐而尖锐，为辛辣而辛辣。“我的杂文专栏算是很出色的，狮子搏兔也全力以赴。我对人生的感悟、世相的观照，都零零碎碎宣泄了，没有时间蓄积、酝酿、发酵、蒸馏，大材小用。依小说家徐訏的说法，这是炒肉丝，用政论家杨照的话来说，这是制造日本筷子。久而久之，贪图小成小就，避难就易，执简弃繁，这个坏习惯我很久很久才革除。”王鼎钧说，“我对报纸上的杂文专栏早已厌倦了，每天紧跟在新闻后面拣话题，思想越来越贫乏。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在路边捡到一张钞票，从此他整天往地上看，二十年来，他捡到生锈的铁钉九千个，过期的奖券两千张，纽扣一千五百个，一分钱的硬币六百个，铅笔头五百个，玻璃瓶四百个……他的背也驼了，眼睛也近视了，我觉得我也快成为那个人了。”
1978年，王鼎钧应新泽西州西东大学之聘到美国，任职双语教程中心，编写美国双语教育所用中文教材。退休后定居纽约，发表大量散文作品。他说：“我到纽约关起门来做北京人。我跟主流社会没有什么接触，纽约可以，旧金山可以，别的地方恐怕不行。不可能再回去，不论大陆还是台湾。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在纽约，毕业了，天涯给他职业，他去天涯，海角给他职业，他去海角。”
王鼎钧自称一生“三多”：多难，多学，多寿。“第一是多难，灾难多就想得多，对人生的体验想得比较深刻；第二是多学，我跟着潮流学，我刚到台湾的时候，文学是写实主义挂帅，这是大陆带去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流风遗韵，后来出现现代主义，然后就出现后现代，我跟着学，但是不学那个最尖端的、学那个脱离读者，我不能脱离读者，但是我需要向他们取经借法，改进我的产品；第三是多寿，有足够的时间学习。”
如今王鼎钧住在纽约华人聚居区法拉盛（Flushing）。他说自己可能是在美国惟一用中文写作维生的人：“台湾许多朋友帮忙，我也赚这里《世界日报》不少钱。一个作家要保持独立写作并不困难，比如说现在法拉盛有一种饭盒，三块九毛九一个，因为现在有临时劳工，他一餐饭只能花四块钱。我说：我只要一天能赚三块九毛九，就维持独立写作的人格。如果没有三块九毛九，就不行了，我要出卖灵魂了。”
有一次，世界书局举办庆典，邀请夏志清、哈金和王鼎钧三个人演讲，王鼎钧登台道：“一个作家要先成为世界的，然后才是中国的。我们在台湾认为：一个作家先要是中国的，然后才是世界的。现在知道这个话是不正确的。你不喜欢高行健，没有关系，他已经是世界的，终有一天你要承认他是中国的。”这一番话，令哈金动容。
近年来，王鼎钧致力于回忆录四部曲的写作，《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相继出版，第四部写台湾三十年来人性锻炼的《文学江湖》日前刚刚出版，便在台湾引起颇大的反响。
王鼎钧认为：“如果一个作家讲出来的话跟人家一样，这个作家就死掉了。想法不一样，人家不喜欢：当伙计，老板不喜欢，当教徒，牧师不喜欢。伙计也做不好，情人也做不好，信徒也做不好，只有做作家。可怜的作家，他也是一个浮士德，他的灵魂抵押给文学。我现在写台湾，也跟任何人不一样，国民党也不会喜欢，民进党也不会喜欢。”
去国多年，王鼎钧时时关注着华人世界的发展。如今，王鼎钧用手写板在电脑上写稿，偶尔上网交流。对于网络写作，八十多岁的王鼎钧有妙论：“今天既是全民写作的时代，又是一个小众流通的时代，这个全民写作和小众流通的现象是网络形成的。网络会把一个一个小众连接起来。从前搞组织的有个理论，你去找十个人，这十个人每人再找十个人，这样发展下去，可以把全国的人组织起来，现在，你如果把一篇文章传给十个人，这十个人再每人传十个人，只要传五次，后面就加了五个零，就是一百万人！ 所以咱们别再老盯住出版社和副刊，别再念叨版税稿费，想当年李白杜甫谁给他版税？李白喝了酒，写了一首诗，酒店老板把他的诗贴在墙上，这就是上网。来喝酒的人看见了，抄下来，这就是下载。曹雪芹写《红楼梦》，写成了一回，拿到烧腊店换半只烧鸭，烧腊店的老板找人抄十份八份送给他的大主顾，大主顾回家找人抄十份二十份，送给至亲好友，这就是转帖。现在眼看着我们又来到那个时代。我们都是李白曹雪芹！”
2009年1月，王鼎钧的散文集《一方阳光》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很快便在文化界引起关注，网络上更是评论不断。
当谈到自己文章里“通达”的特点时，王鼎钧有感而发：“我常说我是‘半边人’，对日抗战时期，我曾经在日本军队的占领区生活，也在抗战的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我参加国军，看见国民党的巅峰状态，也看见共产党的全面胜利。我做过俘虏，进过解放区。抗战时期，我受国民党的战时教育，受专制思想的洗礼，后来到台湾，在时代潮流冲刷之下，我又在民主自由的思想里解构，经过了大寒大热，大破大立。这些年，中国一再分成两半，日本军一半，抗日军一半；国民党一半，共产党一半；专制思想一半，自由思想一半；传统一半，西化一半；农业社会一半，商业社会一半：我由这一半到那一半，或者由那一半到这一半。身经种种矛盾冲突无以两全，但是我追求完整，我只有寻找高一级的价值，统摄双方，调和对立，这就出现你所说的‘通达’。在《一方阳光》这本选集及时展览了我‘通达期’的许多作品，这是文学，‘通达’只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面貌，不能浮出字面。”
由博返约的散文写作
时代周报：你的正式写作从1949年算起，曾尝试评论、剧本、小说、诗、散文各种文体，为什么自己最后定位于散文？
王鼎钧：我也许受了小说家毛姆的暗示。毛姆曾说他是一个“说故事的人”，据我了解，故事是小说的“低阶”，毛姆的身段我很欣赏。我在台北学习写作的时候，文坛轻视散文，认为散文是未完成的小说，失败的诗，我也索性把自己写的东西一律称之为散文。后来我就专心写散文了，就算是“由博返约”吧。在文学的诸般体裁中，散文最适合不耐拘束自由成文的作者，最适合性格内向长于自省的作者，散文也适合处处被动、只能在短时间集中注意力的作者，我正是这样的人。
时代周报：其他文体的尝试对散文创作有什么影响？
王鼎钧：台湾的文评家称此为散文的“出位”或“越位”，我觉得这样很好，散文的体质改变了，散文有了新面目、新精神，诗人和小说家也来写散文，他们把散文当做余兴或变体，使散文的阵容壮观。当然，这样的散文也只是散文的“一种”。
时代周报：你在《人，不能真正逃出故乡》中表达对人与故乡的看法，而《一方阳光》以《吾乡》为开篇，并有许多写故乡的文章，去国多年，如今思乡之情如何？
王鼎钧：情感由生命力产生，年纪大了，生命力衰退，犹如一辆汽车，本来载重四吨，现在车龄老旧，只有减载，辛稼轩有“世事从头减”的句子，这个“减”字千锤百炼。我现在基本上蚕老茧成，《一方阳光》里有我留下的丝，这些丝能织什么、绣什么，天下后世自有巧手，我的“乡愁”也算功成身退、物尽其用了。
文学如雨后春笋
时代周报：你晚年的文学思想有哪些改变？
王鼎钧：我久已向慕“狭义的文学”，那就是透过“意象”来表现思想感情，除了修辞技巧，还具有形式美和象征意义，这是文学的独门功夫。倘若作品只炫示自己的思想，和哲学比总是稍逊一筹；倘若只以记述事实取胜，怎么样也输给历史。文学自有它不可企及不能取代的特性。我发表文章一直顺利，晚年人生经验多一点，社会关系减一点，文学境界高一点，眼底美感添一点，经过党部挂帅、学院挂帅、本土挂帅和市场挂帅的锻炼，本领强一点，见贤思齐的心事重一点。我认为文章水平有三个层次，首先是“职业认可”，我在中广公司、《中国时报》都算好手，第二是“社会认可”，台湾各报馆各电台都愿意用我的稿子，最后是“历史认可”，作品晋入选本，名字进入文学史。我走过前面两个阶段，面临第三个阶段的诱惑，我决心不计成败毁誉往前走。放弃是个遗憾，努力过、失败了也是遗憾。这两种遗憾有很大的分别，我既然从小立志做作家，只有选择后一种遗憾，才可以对天地君亲师有个交代。我已知道有酬世的文学，传世的文学。酬世文章在手在口，传世的文学在心在魂，作家必须有酬世之量，传世之志。
我知道卑鄙的心灵不能产生有高度的作品，狭隘的心灵不能产生有广度的作品，肤浅的心灵不能产生有深度的作品，丑陋的心不能产生美感，低俗的心不能产生高级趣味，冷酷的心不能产生爱。一个作家除非太不长进，他必须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他得“修行”。
时代周报：你自述“为基督信徒，佛经读者，有志以佛理补基督教义之不足，用以诠释人生，建构作品”。宗教哲学对你的创作境界有何影响？
王鼎钧：我是基督徒，但是在文学的欣赏和创作方面佛教对我的影响较多。我从佛教知道人间是非是有层次的：有绝对的是非，党同伐异，誓不两立；有相对的是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还有一个层次，没有是非，超越是非。老祖父看两小孙子争糖果，心中只有怜爱，只有关心，谁是谁非并不重要。
文学的先进大师一直教我“入乎其中出乎其外”，把自己的心分裂成多块，分给你笔下的每一个人，我听见了，不相信。佛法教人观照世界，居高临下，冤亲平等，原告也好，被告也好，赢家也好，输家也好，都是因果循环生死流转的众生，需要救赎。我听见了，相信了。作家和法师的分别是，法师“无住生心”，作家生心无住，一颠倒便是凡夫。我爱文学，我不做凡夫谁做凡夫。我有了这样的领悟，一下子就和大作家大艺术家接轨，作家笔下的人物好比众生，作家就好比是佛菩萨，人物依照因果律纠缠沉迷，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充分的理由那样做，他们都不得不那样做，他们害人，同时自己也是受害人。作家也像佛一样，他不能改变因果，但是可以安排救赎，救赎不为单方面设计，是为双方而设，他同情每一个人。萧伯纳说，他和莎士比亚都是没有灵魂的人，依我的理解，他是表示没有立场，超越是非。说个比喻，看两个人下围棋，他为黑子设想，也为白子设想，也就是耶稣说的：上帝降雨在好人的田里，也降雨在坏人的田里。萧伯纳还有一点立场，莎士比亚真没有，读莎剧常想佛教。
时代周报：现在有一种“文学已死”的说法，你赞成吗？文学会不会死？
王鼎钧：文学作品难销，市场喧嚷文学已死，作家心头有阴影。以我估计，文学不会死，某种艺术形式一经成立，永远不死。汉赋唐诗何尝死？早期白话文学运动称它们为死文学，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革命文宣”。文学不死，只是某种体裁风格退出“主流”，风水轮流转，活鱼仍在江海。文学不死？如果作家“死”了呢？李贺如果多活十年，他的诗集会厚一些，楚王如果没有放逐屈原而是判了死刑，当然也就没有《离骚》、《天问》。“变质”也是一种死亡，有些人坐在那里不停地写，他并非替文学续命，而是为文学减寿。头戴作家的冠冕，不以写作为天职，而以搁笔为荣耀，这是“心死”。倘若作家都“死”了，文学怎么活？以我浅见，没有作家以前就有文学，没有作家以后仍然有文学，作家虽死，文学不死。套用文天祥的句子，天地有文学，杂然赋流形，上则为李杜，下则为“你我”。独裁者要杀文学，先杀作家，但斩草不能除根，一旦伸腿撒手，文学立刻如雨后春笋。我们这一代亲眼见证，用不着查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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