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鼎钧:作家必须有酬世之量,传世之志

    生活 > | Time Weekly - 2009-07-22 23:46:55
  • 几十年来,台湾多次评选“十大散文家”,每次名单都有变化,其中始终不变的名字是“王鼎钧”。事实上,王鼎钧先生已经离台赴美三十余年,然而,他的著作依然影响着台湾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跟在新闻后面拣话题

    王鼎钧在抗战爆发后参加抗日游击队,后投入李仙洲创办的国立第二十二中学,辗转安徽、河南、陕西各地。初中毕业即辍学从军,经沈阳、天津、上海到台湾。刚到基隆时,王鼎钧身上一文钱也没有,那时他灵感闪动,写了一篇文章,用公文纸糊了一个信封,写上地址:台北市《中央日报》副刊,请邮差按欠资投递。几天后文章见报,那时候一千字十块钱稿费,而一个山东大馒头,一碗稀饭,一碟花生米,也不过是一块五毛钱,十块钱足以养活王鼎钧一个礼拜。

    到台北后,王鼎钧考入张道藩创办的小说创作组,授课老师是王梦鸥、赵友培、李辰冬先生,王鼎钧在此奠定文学基础,终身自学不息。他后来担任“中国广播公司”编审组长、节目制作组长、“中国电视公司”编审组长,先后主编台北《扫荡报》副刊,台北《公论报》副刊,《征信新闻报》副刊等。在报纸上,王鼎钧常常帮弱势群体讲话,替他们争权益。

    从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台湾文学经历了二十年的好时光,只要白纸印上黑字就能卖钱。王鼎钧成了台湾很有影响的作家,他在各大报章上写的杂文专栏,曾经是读者追读的名牌栏目。王鼎钧回忆,小人物写小文章,对小市民谈论小事情,若是四平八稳,子曰诗云,难以引人注意;报纸对杂文的期许是争取读者,增加销路,总得有几句耸人听闻的话作“卖点”,这几句话无须和评论的事物相称,借题发挥,或者为尖锐而尖锐,为辛辣而辛辣。“我的杂文专栏算是很出色的,狮子搏兔也全力以赴。我对人生的感悟、世相的观照,都零零碎碎宣泄了,没有时间蓄积、酝酿、发酵、蒸馏,大材小用。依小说家徐訏的说法,这是炒肉丝,用政论家杨照的话来说,这是制造日本筷子。久而久之,贪图小成小就,避难就易,执简弃繁,这个坏习惯我很久很久才革除。”王鼎钧说,“我对报纸上的杂文专栏早已厌倦了,每天紧跟在新闻后面拣话题,思想越来越贫乏。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在路边捡到一张钞票,从此他整天往地上看,二十年来,他捡到生锈的铁钉九千个,过期的奖券两千张,纽扣一千五百个,一分钱的硬币六百个,铅笔头五百个,玻璃瓶四百个……他的背也驼了,眼睛也近视了,我觉得我也快成为那个人了。”

     

    “通达”只是一种态度

     

    1978年,王鼎钧应新泽西州西东大学之聘到美国,任职双语教程中心,编写美国双语教育所用中文教材。退休后定居纽约,发表大量散文作品。他说:“我到纽约关起门来做北京人。我跟主流社会没有什么接触,纽约可以,旧金山可以,别的地方恐怕不行。不可能再回去,不论大陆还是台湾。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在纽约,毕业了,天涯给他职业,他去天涯,海角给他职业,他去海角。”

    王鼎钧自称一生“三多”:多难,多学,多寿。“第一是多难,灾难多就想得多,对人生的体验想得比较深刻;第二是多学,我跟着潮流学,我刚到台湾的时候,文学是写实主义挂帅,这是大陆带去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流风遗韵,后来出现现代主义,然后就出现后现代,我跟着学,但是不学那个最尖端的、学那个脱离读者,我不能脱离读者,但是我需要向他们取经借法,改进我的产品;第三是多寿,有足够的时间学习。”

    如今王鼎钧住在纽约华人聚居区法拉盛(Flushing)。他说自己可能是在美国惟一用中文写作维生的人:“台湾许多朋友帮忙,我也赚这里《世界日报》不少钱。一个作家要保持独立写作并不困难,比如说现在法拉盛有一种饭盒,三块九毛九一个,因为现在有临时劳工,他一餐饭只能花四块钱。我说:我只要一天能赚三块九毛九,就维持独立写作的人格。如果没有三块九毛九,就不行了,我要出卖灵魂了。”

    有一次,世界书局举办庆典,邀请夏志清、哈金和王鼎钧三个人演讲,王鼎钧登台道:“一个作家要先成为世界的,然后才是中国的。我们在台湾认为:一个作家先要是中国的,然后才是世界的。现在知道这个话是不正确的。你不喜欢高行健,没有关系,他已经是世界的,终有一天你要承认他是中国的。”这一番话,令哈金动容。

    近年来,王鼎钧致力于回忆录四部曲的写作,《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相继出版,第四部写台湾三十年来人性锻炼的《文学江湖》日前刚刚出版,便在台湾引起颇大的反响。

    王鼎钧认为:“如果一个作家讲出来的话跟人家一样,这个作家就死掉了。想法不一样,人家不喜欢:当伙计,老板不喜欢,当教徒,牧师不喜欢。伙计也做不好,情人也做不好,信徒也做不好,只有做作家。可怜的作家,他也是一个浮士德,他的灵魂抵押给文学。我现在写台湾,也跟任何人不一样,国民党也不会喜欢,民进党也不会喜欢。”

    去国多年,王鼎钧时时关注着华人世界的发展。如今,王鼎钧用手写板在电脑上写稿,偶尔上网交流。对于网络写作,八十多岁的王鼎钧有妙论:“今天既是全民写作的时代,又是一个小众流通的时代,这个全民写作和小众流通的现象是网络形成的。网络会把一个一个小众连接起来。从前搞组织的有个理论,你去找十个人,这十个人每人再找十个人,这样发展下去,可以把全国的人组织起来,现在,你如果把一篇文章传给十个人,这十个人再每人传十个人,只要传五次,后面就加了五个零,就是一百万人! 所以咱们别再老盯住出版社和副刊,别再念叨版税稿费,想当年李白杜甫谁给他版税?李白喝了酒,写了一首诗,酒店老板把他的诗贴在墙上,这就是上网。来喝酒的人看见了,抄下来,这就是下载。曹雪芹写《红楼梦》,写成了一回,拿到烧腊店换半只烧鸭,烧腊店的老板找人抄十份八份送给他的大主顾,大主顾回家找人抄十份二十份,送给至亲好友,这就是转帖。现在眼看着我们又来到那个时代。我们都是李白曹雪芹!”

    20091月,王鼎钧的散文集《一方阳光》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很快便在文化界引起关注,网络上更是评论不断。

    当谈到自己文章里“通达”的特点时,王鼎钧有感而发:“我常说我是‘半边人’,对日抗战时期,我曾经在日本军队的占领区生活,也在抗战的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我参加国军,看见国民党的巅峰状态,也看见共产党的全面胜利。我做过俘虏,进过解放区。抗战时期,我受国民党的战时教育,受专制思想的洗礼,后来到台湾,在时代潮流冲刷之下,我又在民主自由的思想里解构,经过了大寒大热,大破大立。这些年,中国一再分成两半,日本军一半,抗日军一半;国民党一半,共产党一半;专制思想一半,自由思想一半;传统一半,西化一半;农业社会一半,商业社会一半:我由这一半到那一半,或者由那一半到这一半。身经种种矛盾冲突无以两全,但是我追求完整,我只有寻找高一级的价值,统摄双方,调和对立,这就出现你所说的‘通达’。在《一方阳光》这本选集及时展览了我‘通达期’的许多作品,这是文学,‘通达’只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面貌,不能浮出字面。”

    由博返约的散文写作

    时代周报:你的正式写作从1949年算起,曾尝试评论、剧本、小说、诗、散文各种文体,为什么自己最后定位于散文?

    王鼎钧:我也许受了小说家毛姆的暗示。毛姆曾说他是一个“说故事的人”,据我了解,故事是小说的“低阶”,毛姆的身段我很欣赏。我在台北学习写作的时候,文坛轻视散文,认为散文是未完成的小说,失败的诗,我也索性把自己写的东西一律称之为散文。后来我就专心写散文了,就算是“由博返约”吧。在文学的诸般体裁中,散文最适合不耐拘束自由成文的作者,最适合性格内向长于自省的作者,散文也适合处处被动、只能在短时间集中注意力的作者,我正是这样的人。

    时代周报:其他文体的尝试对散文创作有什么影响?

    王鼎钧:台湾的文评家称此为散文的“出位”或“越位”,我觉得这样很好,散文的体质改变了,散文有了新面目、新精神,诗人和小说家也来写散文,他们把散文当做余兴或变体,使散文的阵容壮观。当然,这样的散文也只是散文的“一种”。

    时代周报:你在《人,不能真正逃出故乡》中表达对人与故乡的看法,而《一方阳光》以《吾乡》为开篇,并有许多写故乡的文章,去国多年,如今思乡之情如何?

    王鼎钧:情感由生命力产生,年纪大了,生命力衰退,犹如一辆汽车,本来载重四吨,现在车龄老旧,只有减载,辛稼轩有“世事从头减”的句子,这个“减”字千锤百炼。我现在基本上蚕老茧成,《一方阳光》里有我留下的丝,这些丝能织什么、绣什么,天下后世自有巧手,我的“乡愁”也算功成身退、物尽其用了。

    文学如雨后春笋

    时代周报:你晚年的文学思想有哪些改变?

    王鼎钧:我久已向慕“狭义的文学”,那就是透过“意象”来表现思想感情,除了修辞技巧,还具有形式美和象征意义,这是文学的独门功夫。倘若作品只炫示自己的思想,和哲学比总是稍逊一筹;倘若只以记述事实取胜,怎么样也输给历史。文学自有它不可企及不能取代的特性。我发表文章一直顺利,晚年人生经验多一点,社会关系减一点,文学境界高一点,眼底美感添一点,经过党部挂帅、学院挂帅、本土挂帅和市场挂帅的锻炼,本领强一点,见贤思齐的心事重一点。我认为文章水平有三个层次,首先是“职业认可”,我在中广公司、《中国时报》都算好手,第二是“社会认可”,台湾各报馆各电台都愿意用我的稿子,最后是“历史认可”,作品晋入选本,名字进入文学史。我走过前面两个阶段,面临第三个阶段的诱惑,我决心不计成败毁誉往前走。放弃是个遗憾,努力过、失败了也是遗憾。这两种遗憾有很大的分别,我既然从小立志做作家,只有选择后一种遗憾,才可以对天地君亲师有个交代。我已知道有酬世的文学,传世的文学。酬世文章在手在口,传世的文学在心在魂,作家必须有酬世之量,传世之志。

    我知道卑鄙的心灵不能产生有高度的作品,狭隘的心灵不能产生有广度的作品,肤浅的心灵不能产生有深度的作品,丑陋的心不能产生美感,低俗的心不能产生高级趣味,冷酷的心不能产生爱。一个作家除非太不长进,他必须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他得“修行”。

    时代周报:你自述“为基督信徒,佛经读者,有志以佛理补基督教义之不足,用以诠释人生,建构作品”。宗教哲学对你的创作境界有何影响?

    王鼎钧:我是基督徒,但是在文学的欣赏和创作方面佛教对我的影响较多。我从佛教知道人间是非是有层次的:有绝对的是非,党同伐异,誓不两立;有相对的是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还有一个层次,没有是非,超越是非。老祖父看两小孙子争糖果,心中只有怜爱,只有关心,谁是谁非并不重要。

    文学的先进大师一直教我“入乎其中出乎其外”,把自己的心分裂成多块,分给你笔下的每一个人,我听见了,不相信。佛法教人观照世界,居高临下,冤亲平等,原告也好,被告也好,赢家也好,输家也好,都是因果循环生死流转的众生,需要救赎。我听见了,相信了。作家和法师的分别是,法师“无住生心”,作家生心无住,一颠倒便是凡夫。我爱文学,我不做凡夫谁做凡夫。我有了这样的领悟,一下子就和大作家大艺术家接轨,作家笔下的人物好比众生,作家就好比是佛菩萨,人物依照因果律纠缠沉迷,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充分的理由那样做,他们都不得不那样做,他们害人,同时自己也是受害人。作家也像佛一样,他不能改变因果,但是可以安排救赎,救赎不为单方面设计,是为双方而设,他同情每一个人。萧伯纳说,他和莎士比亚都是没有灵魂的人,依我的理解,他是表示没有立场,超越是非。说个比喻,看两个人下围棋,他为黑子设想,也为白子设想,也就是耶稣说的:上帝降雨在好人的田里,也降雨在坏人的田里。萧伯纳还有一点立场,莎士比亚真没有,读莎剧常想佛教。

    时代周报:现在有一种“文学已死”的说法,你赞成吗?文学会不会死?

     

    王鼎钧:文学作品难销,市场喧嚷文学已死,作家心头有阴影。以我估计,文学不会死,某种艺术形式一经成立,永远不死。汉赋唐诗何尝死?早期白话文学运动称它们为死文学,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革命文宣”。文学不死,只是某种体裁风格退出“主流”,风水轮流转,活鱼仍在江海。文学不死?如果作家“死”了呢?李贺如果多活十年,他的诗集会厚一些,楚王如果没有放逐屈原而是判了死刑,当然也就没有《离骚》、《天问》。“变质”也是一种死亡,有些人坐在那里不停地写,他并非替文学续命,而是为文学减寿。头戴作家的冠冕,不以写作为天职,而以搁笔为荣耀,这是“心死”。倘若作家都“死”了,文学怎么活?以我浅见,没有作家以前就有文学,没有作家以后仍然有文学,作家虽死,文学不死。套用文天祥的句子,天地有文学,杂然赋流形,上则为李杜,下则为“你我”。独裁者要杀文学,先杀作家,但斩草不能除根,一旦伸腿撒手,文学立刻如雨后春笋。我们这一代亲眼见证,用不着查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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