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不能取决于量化

2009-07-23 03:10:25

来源: 时代在线网

何为大学？昔日北大蔡元培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清华梅贻琦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南开张伯苓谓医治“民族五病”场所之谓也。在此教育理念指导下，上世纪30年代便出现了具有当时国际水准的大学群，便培育出杨振宁、李政道、华罗庚等一批国际领军学者。此乃尽人皆知的事实，毋庸赘述，无须讳言。

如今何为大学，且容我这个白丁教授冒充一回校长：大学者，数字之谓也！我这里指的不是与数字直接有关的数学系、会计系、经济系、电子计算机系，而是整个大学。时下你要看一所大学，看到的只能是以下数字群：博士点若干（一级学科若干，二级若干）、博士后流动站若干、硕士点若干、国家重点学科若干、省重点学科若干、国家级项目若干及经费若干、省部级项目若干及经费若干、国家奖项若干、省部级奖项若干、地市级奖项若干、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重点实验室各若干、SCI、EI收录论文若干、申请专利及获授专利若干，以及各项若干比去年增加百分比若干（绝无减少），各项若干在全国名次（绝不提世界名次）若干……往下还有很多，不胜枚举。但仅看以上这些，你就足以知道敝“校长”此言不虚：大学者，数字之谓也！

如果说，传统大学像一株根深叶茂的菩提树静静等待和召唤求道者去它的浓荫下静心开悟，那么，如今的大学则像一棵买来的圣诞树，树上挂满写有种种数字的彩灯拼命招摇，但求吸引顾客、游客尤其官员的视线。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似乎就在这里，说可怜也够可怜的。顺理成章，大学的大小领导者们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也就在于往这棵树上挂彩灯、往彩灯上添数字。哪怕多挂1个灯也好，多添1个数字也好，为此已经到了不惜求助于“潜规则”的地步。怪浮躁世风？怪相关体制？怪世界潮流？还是怪大学本身道德操守的滑坡？这么深奥重大的问题我当然说不清楚，毕竟我是自封的“校长”。反正在我眼里大学就是数字，数字就是大学。

人们常说数字最有说服力。那么就让我们看一下另一组数字吧。据香港《亚洲周刊》披露，2000年至2002年，北大清华浙大中科大南大复旦六校在《Science》、《Nature》发表论文27篇，而东京大学一校就发表132篇。美国信息研究所2004年7月统计了1997－2001年全球科技论文的引用次数，中国为第19位，和另外13个国家加起来才占2.5%。被引用率最高的有4000人，其中中国13人（11人来自香港）。同样是数字，外面的数字令我们如此尴尬如此心里难受，简直不敢相信；而我们自己的数字却令我们如此欢欣鼓舞乐不可支，正可谓“风景这边独好”，好得同样不敢相信。据说我们的博士点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雄居世界首位。可是这让我们骄傲得起来吗？

当然我们的大学也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作为大学中人，我绝不是要全盘否定高等教育的成果，那也是有目共睹、否定不了的。我只是想说我们不应在那些五光十色的数字彩灯面前不酒自醉忽忘形骸，更不该将大学异化为数字。不言而喻，大学不是股份公司，校长不是企业老板。大学是关乎生命、关乎精神、关乎灵魂的地方。这些决不是一堆堆数字所能演算和证明的。有人说世上已无蔡元培。是的，是没有蔡元培。为什么没有蔡元培？过去没有大楼—西南联大的校舍甚至还不如现在的乡村小学—却产生了很多大师；现在大楼有了，大师却没了。七八十年前的战火中尚有国际水准的大学睥睨于世，而现在却眼睁睁看人家绝尘而去。这是为什么？

原因固然很多。但如火如荼的数字化管理无疑是原因之一。是到了严肃对待的时候了，是到了认真思考数字以外问题的时候了—大学是依法独立办学的法人还是教育行政部门属下的分支？校长是一心办教育的纯粹的教育家还是厅级副部级准政府官员？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何为主导？教师是大学的主人还是雇员？如何在制度上确认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的设置和尊严以确保教授治学？是学生第一还是教师第一抑或“官员”第一？官本位意识主导下的“学术表演”和灰色学术生态圈如何抑制和铲除？催生学术垃圾的量化考核如何修正？大学如何为社会提供价值指导？教师的社会道义责任、职业神圣感和师道尊严如何强化和确认？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培育？举世公认“实际效果甚差”（《中国教育报》）的六七门政治课（14或16学分）和计算机课（6学分）如何调整？

这些问题哪个不比数字更重要？大学者，非数字之谓也！

作者系村上春树作品中译者，中国海洋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