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汾，哀伤的塔儿山在哭泣

2009-10-22 07:32:52

来源: 时代在线网

地处汾河盆地中南部的襄汾县，因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在远古时期就有人类的踪迹。到近代，当地更有“金襄陵，银太平”之说。2000年后，襄汾因盛产铁矿，加上炼焦、炼铁、炼钢产业链，经济高速发展，进入了全国百强县。“9•8”特大溃坝事故让襄汾成为全世界一时的焦点。两个多月后，记者再次来到这里，看到的是一座被人们过度索取、压榨的城市。穿城而过的汾河污染严重，枯水期就像条小溪；大量的尾气排放，使得襄汾人10年间罕见蓝天；盛产铁矿的塔儿山，外表依然翠绿，腹中则已千疮百孔。

事故过后一地鸡毛

记者到来时，调查组还未撤离。“大小官员人人自危，没有心思上班。”

山西的地图像一片桑叶。这片桑叶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东西两边分别是凸起的太行山脉和吕梁山脉，中间是贯穿南北的汾河盆地。襄汾县，就在汾河盆地的中南部。

与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从汽车站下车，你就开始进入一个城市。襄汾汽车站就在山西大动脉大运高速公路边。大运路上车来车往，偶尔可以看到大块头的运煤车。据襄汾当地人介绍，就在半年前，大运路上的煤车接连不断，一辆接着一辆，仅仅半年，大运路已经清净不少。

车站边上的繁多的小旅馆，是这条路曾经繁忙的一个缩影。黄河宾馆的老板感叹，如今生意冷清了许多，半年前，房间还是供不应求，每天爆满。

襄汾汽车站紧挨着县城边上。车站往北百余米，是一座约200米长的大桥—三跨桥。桥下正中央是大运路，紧靠大运路东面是山西另一条动脉同蒲铁路，西面是静静的汾河，三跨桥由此得名。

三跨桥连接着襄汾县新老两座县城。桥东面是旧城，当地人称河东；桥西面是新城，河西。旧城依然是襄汾最热闹的地方，三跨桥下500米处就是县城中心广场。河西则是另一番景象，崭新的居民小区，几座正在施工中的高楼，看过去尤为扎眼。最高的一栋楼有20层，是当地人颇为骄傲的正在建造的一家三星级酒店。其他几栋18层的是新建的公寓。“矮楼房都不让建了，非得造高楼。”出租车司机小李说。

小李的生意最近很差，“9·8”特大溃坝事故后，襄汾几乎所有的企业都被关停了，甚至建筑公司也不得不停工。事故调查组包下了当地最大的三家宾馆，记者到来时，调查组还未完全撤离。“大小官员人人自危，没有心思上班。”襄汾官员刘大为说。普通襄汾人已经在想着过年和明年的生计问题。

干枯的汾河

多少年来，山西一直流传着“汾河清，山西盛”的说法，这些年来，山西越来越富有了，但汾河却浑浊了断流了。

印象中的汾河，恬静而美丽，是一条滋润着三晋土地的大河，甜蜜的河水也让汾酒天下闻名。

眼前的汾河瘦小干瘪，不经当地人再三确认，实在无法确信，这就是闻名天下的汾河。河道宽百余米，低矮的河床裸露而干涸，长满野草，河床最深处也仅仅只有一米多。汾河最中央，是一条缓缓流动的仅四五米宽的小河，河水浑浊。河床里，甚至有人开垦了农地，种上了麦苗。

年近40岁的夏明是土生土长的襄汾人，他还记得汾河曾经的美丽。“当时汾河水真干净，河边人家洗衣做饭都用河水。小时候一到夏天我们就下河游泳，河边一年四季都有人钓鱼。那时候河也深，都能够行船，就算是姚明下去，也肯定会没顶。”夏明感慨，那是30年前的汾河了。

1980年出生的狄勇说，小时候，汾河就是他们的天堂。上世纪90年代开始，汾河水量逐年减小，甚至开始出现断流。“1996年发过一次大水之后，汾河就干枯了。”

多少年来，山西一直流传着“汾河清，山西盛”的说法。而这些年来的情况，却与这一说法相悖，山西越来越富有了，但汾河却浑浊了断流了。

襄汾，是汾河盆地的一个缩影。

襄汾人把这一段汾河的污染，怪罪于上游的排污和早已倒闭的一家造纸厂。“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污染了，造纸厂的污水直接排放到河里，再加上上游太原地区的污水，河里的水一度是深棕色的。一到枯水期，汾河河床上就粘附着一层厚厚的纸浆。”退休教师毛建国数落着。

汾河的另一大污染源是邓庄镇。邓庄的造纸业已经有数百年的传统，当地流传着一个传说，清末时，邓庄产的麻纸一度是朝廷贡品，供慈禧太后使用。改革开放后，邓庄一度出现了无数的造纸小作坊。

“30年前，河西靠近乡宁县的一些乡镇还能种水稻。盖房子打地基，挖1米就能见水。现在，往地下打几十米都找不到水，我们厂里的一口深井就不断地往下挖，水还是越来越少，最后报废了。”曾经在襄汾纺织厂工作的姚泰回忆。襄汾纺织厂一度是这个县最大的纺织厂。

缺水，也一度被认为是“9·8”襄汾特大事故的诱因之一。

被掩埋的云合村村委会主任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认为，事故的直接诱因是新塔矿业公司在大坝旁边打了一眼600米深的井。“事故发生前，新塔矿业公司连续三天三夜不停地抽水。平时下雨阴天的，这个库看着都要塌下来，连续抽了三天的水，还不把地下水抽干了，坝能不塌吗？”

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刘少锋分析时也认为，从600米深井抽水三天三夜，与溃坝有一定的联系。“抽出地下的水，使土壤中水分回流，会使地表产生沉降，沉降动摇地面建筑物，必然会有一定的影响。”

关于汾河，山西省环保局的一位官员曾这样说：“完整的汾河，应该是一条纵贯山西700公里，贯穿多座大小城市的河流。实际上，这样的汾河已经不存在了。现实的汾河，是一条干涸的、污染的、呈现着环境灾难和生态危机的破碎的河流，是一条袒露着伤痕、凝聚着哀怨、灌满了忧患、爆发着呼吁的挣扎的汾河，一条呼唤拯救的河流。汾河水的问题已经成为新时期严重影响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大问题。”

十年不见蓝天

“污染最严重的时候，襄汾人都不怎么敢出门，出去十几分钟再进家门，脸上都是黑黑的一层。”钱彪说。

缺水之痛对于普通襄汾人来说，并没有直接的感受。“水好像不缺，平时都有自来水。主要是空气污染。”在一家小焦化厂拥有股份的钱彪说。

“污染最严重的时候，襄汾人都不怎么敢出门，出去十几分钟再进家门，脸上都是黑黑的一层。”钱彪说。襄汾的一些跑保险的女人，开始在出门的时候戴披肩，回家后披肩上就是黑黑一层。“骑着电动车，戴着披肩，都成了一道风景。”很快，这一做法引领了潮流，襄汾的女人纷纷效仿。

空气污染的另一大来源是煤粉。“今年开始，煤车只有去年的十分之一了。往年，大运路上的运煤车，从远看上去，就像一列超级加长的火车一样。”煤粉加上尘土，一旦刮起大风，就像沙尘暴。“煤粉多到什么程度？有人把路边的灰尘运回家，掺杂些其他东西，就能烧火了。”大运路边一家羊肉店的老板说。

10年，2007年之前的10年，襄汾人失去了蓝天。“每天天空都是灰蒙蒙的，东面看不到东山，西面看不到西山。只有大风刮过以后，才能偶尔看到蓝天。一年之中，蓝天天数，两只手的手指就能掰完。”钱彪说。钱彪的说法，得到了数个襄汾人的印证。

襄汾空气的污染，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古城镇被认为是肇事者。古城镇在襄汾西边边境上，紧挨着乡宁县。乡宁县盛产煤矿，古城镇于是近水楼台开始搞起了土焦。

土焦是土法炼焦的简称。在地上挖个大坑，装上煤粉点燃，到一定火候浇上冷水，即可得到焦炭。土焦没有任何环保措施，炼焦过程中产生的煤气、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煤焦油等等废气全部直接排放到空气中。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古城镇的土焦达到鼎盛时期。“古城的烟囱就像小饭店竹筒里的筷子，密密麻麻，一根挨着一根，数也数不清。”钱彪父亲说，土焦不需要什么技术，又比种地赚钱多，一时间古城家家户户搞土焦。

这一景象直到陈玉士（襄汾前任书记，今年初刚刚调任洪洞）赴任襄汾县长才有所改观，那一年是1998年。

“之前也一直要取缔土焦，但一直没有效果，陈玉士过来后，决心很大，查得很严，土焦干不成了。”钱彪说。此后，在政府扶持下，钱彪和几个搞土焦的朋友合伙，开始上机焦。“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机焦。不过老陈给了大家一条出路，合股。否则大家还得偷偷干。”襄汾很多人喜欢把陈玉士叫做老陈。

襄汾县政府网站上公开的资料这样描述这一过程：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炸掉800根烟囱，关停、取缔了600多家土焦作坊。用15个40万吨以上的机焦厂，取代了380多家小焦厂；用20座125立方米以上的炼铁高炉，取代了147家小铁厂，实现了工业经济的焚而后生。

先污染后治理

“县里规划了一座污水处理厂，没等造完，老陈就走了。”刘大为说。

陈玉士在襄汾的口碑相当高。在襄汾人看来，陈玉士在任的10年，是襄汾天翻地覆的10年，也是襄汾经济起飞的10年。襄汾的财政收入或许可以给予印证，2000年襄汾的财政收入还不到1亿，到2007年这一数字已经是超过15亿。

在百姓看来，陈玉士主政的10中，做了不少实事。“90年代的襄汾县城，还是一条小街，从三跨桥下走到中心广场，再左转，前后不过五六百米。现在的襄汾，已经像座城市了，商业也发达了很多。”服装店老板赵光宇说。

“陈玉士到任第一把火就是办了一件非法集资案，勒令参与的公务员吐出获利，还给百姓。第二把火就是关停所有的小土焦，招商引资，搞规模企业。现在襄汾上规模的企业，都是陈玉士当年扶持下办起来的。”刘大为说。

不过，陈玉士主政的10年中，襄汾因其自然资源的制约，未能摆脱重工业的窠臼，焦化厂、铁厂、钢厂成为襄汾最主要的产业链。第二产业占襄汾经济比重约70%，重工业化的襄汾，虽然小土焦被消灭，但污染依然严重。

钱彪自己就说，他参股的焦化厂排放并不能完全达标。“只经过简单的处理就排放。有人来查，给钱就行了。即使真达标，不给钱也不行。用钱摆平事情，最直接也最简单。而且也是潜规则，大家都习惯了。”

先污染，后治理，襄汾走的也是这条老路。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2006年，襄汾也开始了其“蓝天计划”。

“还是有一定效果的，空气污染稍微要好一点。另外，县里规划了一座污水处理厂，没等造完，老陈就走了。”刘大为说。

在刘大为看来，污染是整个山西、整个中国的现状。在GDP考核之下，襄汾自然无法免俗。而这10年中，襄汾经济的发展也是实实在在的，甚至开始出现类似珠三角地区的特色产业乡镇。如永固乡外出卖大饼子的人占了北京这个行业的百分之八九十；赵康以辣椒种植为基础，形成了辣椒产业链；邓庄是钢厂、纸厂；汾城人跑运输；古城集中了大部分的焦化厂；而陶寺则以东山，即塔儿山的铁矿经济为核心。

襄汾地理

襄汾位于山西省中南部，总面积1034平方公里，辖13个乡镇，348个行政村，50万人口，90万亩耕地，是临汾市的平川大县。襄汾地理坐标为东经111°06′38〞至111°40′55〞，北纬35°40′05〞至36°03′20〞。县人民政府驻新城镇。汾河纵贯县境中部，流程52.2千米。

混乱无序的矿山

“9·8”特大溃坝事故就发生在襄汾县陶寺乡的云合村。

云合村散落在塔儿山脚下，稀稀落落的，村里有1000多人，是由9个自然村组成的一个大村庄。

事发两个半月后，记者再次来到这里时，一度云集调查组官员、搜救人员、死难者家属和来自各地记者的云合村，显得十分孤寂。被掩埋的自由市场，正在进行土地平整，据村民介绍，这里将被复垦。

“靠山吃山”这句话似乎不适用云合村，村里人并未因塔儿山而脱贫。村里除了号称河东首富的张毛娃之外，绝大多数人仍然贫穷。“事故后，没了经济来源，有些人家吃饭都可能成问题。”村民王学强说。

在云合村，六成的家庭靠运输为生，跑农用三轮车帮矿厂拉矿石，一个月两千多元的收入。云合村人跑运输为生已经有五六年的光景。也有少数妇女从尾矿中捡矿，一个月能挣上五六百元。捡矿实为偷矿，不光政府管，矿上也有人管，捡矿者经常被打，而滚落的矿石则十分危险。“有断手断脚的，没有出过人命。”王学强说，由于捡矿受管制，村里只有50人左右偶尔捡矿。

背后的“金山”—塔儿山，带给村民的不是财富，而是几十年的烦扰。混乱与死亡，一直纠缠着塔儿山。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塔儿山发现铁矿。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有人在山上采矿。“那时大家还反资本主义什么的，采矿的都是胆子大，脑子活的人。”村里老人们说，“矿主都是翼城县、曲沃县的。贷款搞，云合村的人胆小，不敢贷款。”

“都是小规模的露天采矿，往地下打几个直井，人数也不多。”王复兴说。上世纪90年代初期，塔儿山出现了疯狂盗采的局面，“一百多个矿厂，每家矿厂一天能出几百吨矿石，一天就从山里面掏出上万吨矿石。”

这些矿井都瞄准了当时临钢塔山铁矿的主矿，矿井也从山腹中一直延伸到主矿。“塔山铁矿原本勘测可以开采50-100年，实际开采四五年就停了。盗采破坏太严重，经常是矿井挖下去，发现已经被盗采，都是废弃的盗采矿井和坍塌下来的石头。”王复兴至今仍然觉得十分可惜.。

资料显示，塔儿山的铁矿品位在60%以上。“好一点的矿石，用电焊能够直接焊接。”王复兴说。

丰富的矿厂，引来的是各地的工人。上世纪90年代，地处襄汾、翼城、曲沃三县交界的塔儿山一度聚集着上万人，这里一度是流窜嫌疑犯的天堂。“一到天黑，家家关门。小媳妇不敢出门，抢劫的特别多。”村民李牧说。

抢地盘引发的械斗，是家常便饭。当时最有势力的两个帮派，一个是四川帮，另一个则流传着湖南帮、湖北帮、江西帮三种说法。帮派的械斗最后发展成为“战争”。“上千人，有枪支弹药，可乐瓶做的炸弹。就像真的打仗一样，还有专门的后勤保障队伍，送方便面矿泉水和武器。”李牧说。

1998年，临汾市出动了全市的警力，外加武警，上山围剿。据当年参与围剿的朱科鸣回忆，围剿缴获了很多枪支和炸弹，塔山里上万人一律被遣送回家，还抓到几个流窜嫌疑犯。缴获的炸药还发生了爆炸，5间房子被夷平，2名民警殉职。

将近20年间，因械斗、矿难死亡的人数，无法统计。云合村村民估计有数百人。“9·8”特大溃坝事故又增添了200多条冤魂。

襄汾“9·8”特大溃坝事故

2008年9月8日8时左右，襄汾县新塔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突然溃坝，约26.8万立方米的泥沙碎石，从50多米的高度倾泻而下，冲垮和掩埋了尾矿库下方的新塔矿业公司办公楼、部分民居和一个集贸市场。截至2008年9月21日，遇难人数累计为265人。事后，临汾市委书记停职检查、市长和副市长被免职，山西副省长张建民被免职，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