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告密背后 被简化的历史

寓真撰写的《聂绀弩刑事档案》最近在文化界流传甚广，章诒和随后在《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一文中披露，寓真文中所说的告密者恰是著名漫画家、聂绀弩的朋友黄苗子。一时舆论大哗。接下来章诒和投书媒体的《卧底》，将告密文化进一步赤裸裸展示在公众面前：长期出入章家，受到关照的翻译家、出版家冯亦代，居然也是个告密的卧底。如果说，黄苗子是否告密，还有待更进一步的查核，冯亦代的卧底则因有2000年版《悔余日录》的白纸黑字而被证实。

这里需要提一下，冯亦代和黄苗子都是“二流堂”成员。在这之前，李辉揭发文化老人文怀沙履历造假时，提到文怀沙文革初期也被列入“二流堂”成员之中，在五六十年代的确与“二流堂”有过来往，但并无过深关系。而黄苗子、黄永玉等“二流堂”成员提起文怀沙都很鄙夷。

《聂绀弩刑事档案》中提到很多引人注意的细节，如聂绀弩的“反动”诗作被文怀沙的老婆抄过，结果传了出去；而聂绀弩写给黄苗子和“二流堂”另一成员吴祖光的诗，也到了司法机关手中，吴祖光还在1965年向聂绀弩索诗，聂绀弩说他“别有用心”。

章诒和文中说，依据事实，寓真把检举人分为两类，一类如吴祖光，是在“文革”时期，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被迫写有交代检举材料。另一类是几年来（1962—1967）一直“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人，包括黄苗子等。坦白讲，寓真文中没有明示黄苗子就是告密者，当然我也没看到他有关于吴祖光“被迫”的描述。不知她根据什么把吴祖光和黄苗子做这样的区隔。章诒和的报告文学体文字很有感染力，但以职业新闻人的角度看，缺陷不小。

给黄苗子等人做过传记的李辉可能存在的问题是，揭发文怀沙的同时，过于美化和文对立的那些人。实际那个时候在“衙门”里任职的文人，角色大抵都是复杂的。很多人互相揭发，有的更是充当告密者角色。只是相互厮咬的结果常常是，揭发者更被别人揭发，告密者最终难免“被告”。

现在翻看建国前后的报纸，某些文化名流，说起话来很多都杀气腾腾，有些或许是理念上不认同国民党，但有些则单纯是翻脸不认人而已。被刻意鼓励的告密行为，“文革”期间更是到了连亲爹都揭发的地步。

章诒和在诸多文章中对自家受迫害境况的描述，也相当令人同情。她的父亲章伯钧是反右时受批斗最严重的几个人之一。不过，翻阅当年的《人民日报》，章伯钧在此前的诸多政治运动中，还是表现相当积极的。我在此不多举例。

以《参考消息》1957年7月3日转述的台湾“中华日报”社论说，大陆知识份子现在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积极的靠拢分子，如卢郁文等；第二种是想争权的，如各附庸党派的首领章伯钧之流，这种人当初靠拢时原是抱有自私野心的，受了几年寂寞，已经心急如焚，现在希图在夹缝中捞上一把。但要分权是做不到的，因此这种人也就只能哼哼唧唧而已。第三种是只要有了机会，他们便不怕刀锯斧钺，而大声疾呼的，这一型便是储安平、葛佩琦之流。

这篇社论格调不高，且有其特定政治目的，亦难免偏狭，但不能否认它具有参考意义。那真是一段复杂的历史，体制与政策之外，亦有人心与文化的失守。我们常常把它过于简化了。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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