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远谋 周小川剑指“美元本位”
周小川连发三弹，奥巴马火线回枪。一轮要求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改革美元霸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在G20召开前夕再度高涨。
“超主权储备货币”设想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危机警示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23日在央行网站发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提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是“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金融危机影响日益加深，国际社会重建全球货币体系呼声日渐高涨，而中国也将在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拥有更多话语权。
周小川指出，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从中获得的收益。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但他同时强调，重建具有稳定的定值基准并为各国所接受的新储备货币是个长期任务。在短期内，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至少应当承认并正视现行体制所造成的风险，对其不断监测、评估并及时预警。
周小川说，特别提款权(简称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其扩大发行有利于IMF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
此外，周小川还建议由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他认为，这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能力，更是加强SDR作用的有力手段。
“周小川的观点反映了中国对于美元货币不稳定的担忧，以及对现行单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渣打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志浩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如此大规模的外汇储备除了投资美国债券外，还很难找到替代品。
王志浩说：“虽不清楚周小川文章是政策吹风还是个人观点，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正逐步采取措施推动SDR发挥更大作用，诸如要求提升发展中国家在IMF的投票权、积极投资IMF债券和SDR等。”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此前曾表示，在金融危机影响日益加深的今天，美国政府丝毫不顾忌自己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责任，牺牲他国利益来挽救自身经济，已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主权国家强烈不满，国际社会对重建货币体系的呼声空前增强。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有目共睹，而随着金融危机的加深，‘美元本位’的弊端暴露无遗，这个问题亟待解决却又非常复杂”，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周小川在此时强调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尤其是当前形势下充分发挥SDR作用具现实意义，“为共同抵御经济危机，此前矛盾重重的相关利益方可能尽量谋求共识，甚至有可能作出让步”。
连平认为，周小川在此时发表上述文章，预计可在一大批受美元贬值影响的国家间形成共识，进而在“重建国际货币体系”上得到支持。
最新一期《经济学人》杂志在封面文章中指出，随着西方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走向衰退，中国政府开始重申中国作为大国的全球支配地位。
周小川的观点显示，中国央行正在更加积极地推进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此前，中国已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达成货币互换协议。
“周计划”的中国信号
在国际金融体系变革前夜，中国此举（周小川计划）展现了对自身更广泛、更深入参与国际金融游戏的高度自信。中国需要在G20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因为这是一个参与新的全球金融系统设计和建设的关键时刻。
“新国际储备货币”的提议，释放出强烈的中国信号。
从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到《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再到《关于改变宏观和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最后到王岐山的文章，中国在向世界传递什么信息？
中国即便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即便为扩充IMF资金库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必要改革，在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重建中，必须更多庆听中国的声音.这也许正是周小川计划背后的含义。
联合国顾问委员会“改革国际金融和经济结构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称，中国应在IMF拥有更多投票权，“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能提供更多资金，但它们的声音未被听到”。
胡锦涛主席的演讲对此表达得更为清晰。他说：“我们主张重点实施以下改革举措：一是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完善国际监管体系，加大全球资本流动监测力度，增强金融市场及其产品透明度。二是改革国际金融组织决策层产生机制，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尽快建立覆盖全球特别是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早期预警系统，改善国际金融组织内部治理结构。三是鼓励区域金融合作，增强流动性互助能力，加强区域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地区资金救助机制作用。四是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共同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稳定。”
SDR是中国的一着进可攻退可守的好棋。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对目前和随后几年国际局势的基本判断和中短期政策的基本选择：首先，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颠覆性的改变，中国会以支持美元“苟延残喘”的举动，来迫使美国对人民币扩张的无奈默认；其次，尽快实现中国手中的美元资产向资源性财富的有效转化，尽量赶在美国因崩溃而带来的疯狂举动之前，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周小川的SDR计划，其一不会对美国构成巨大的威胁，所以，不会招致美国对中国下重手。其二，周的方案代表了新兴经济体希望提高自己在国际金融体系内的话语权的愿望，并给了美国国内越来越强硬的保守势力一个警告。同时，中国利用“金砖四国”代言人的身份也给了欧洲一个警告，也给了一个两方合作下去的方向。
特别提款权之困
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制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但是，SDR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任何新的秩序形成，关键要看现实的利益格局是否已经发生了改变，制衡的力量或者格局是否已经形成。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表示，世界各国都憎恨美元的滥发，但全球的经济增长、贸易增长以及各国储备资产的配置选择无不产生庞大的美元需求，而美元的供给又只能通过美国不断产生逆差来供给，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面对的“特里芬难题”。“周小川计划”给出了这个难题的一种解题思路，这是“周小川计划”能够迅速得到世界多个国家响应的原因。
但就人民币自身的问题而言，周小川的SDR计划，回避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汇率制度。如果中国央行不改变目前干预人民币汇率的政策(即通过外汇市场买入美元，大量积累外汇储备，限制人民币升值空间)，仍然难以解决中国外汇储备的风险和整个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在存在汇率干预的情况下，美元储备将按照一定汇率转换为一篮子货币组成的SDR储备。中国面临的两难是，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大规模储备美元，解决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风险。目前条件下，最现实的做法是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而不是建立新的国际货币单位。
从外部环境来说，周小川“超主权货币”的构想受制于当前IMF的运行框架。“超主权货币”的构想试图弱化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但是这种想法不大可能在IMF实现。IMF的重大事项必须要85%的份额才能通过，但是美国拥有17%的IMF份额，不能得到美国的首肯，相关提案最多只能得到83%的份额赞同。美国享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
蒙代尔曾说：“贯穿货币发展史的一个主题就是处于金融权力顶峰的国家总是拒绝国际货币改革，因为这会降低它自身的垄断力量。”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对主要经济体有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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