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的最后十四年

2009-08-05 15:25:21

来源: 时代在线网

1953年2月23日，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李达从湖南大学校长任上调任武汉大学校长，治校期间拨乱反正，坚持按教育规律办事，力图将武汉大学建成一流大学。然而文革来临，这位红色教授因为正直和耿介受迫害致死。

公开反对“教育革命”

63岁的李达来武汉大学主持校政，人们对这位久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表示欢迎。他态度诚恳，礼贤下士，被尊称为老校长。

李达1953做武大校长到1966年去世，这一时期，毛泽东在思想文化界和知识分子中发动一连串批判和斗争，政治运动层出不穷，教育界也风云变幻。

用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的话说，“当时整个中国和武大出现了一个极‘左’路线，而李达的思想体系跟这个路线是格格不入的。搞教育和哲学，都得实话实说。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对教育破坏极大，李达极力反对。”

来到武大，李达的第一件事就是组建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全校的公共政治理论课程，并恢复曾在院系调整中被撤销的哲学系。他尊重知识分子，如果有任务布置给老师，不是先下通知或打电话，而是亲自登门拜访，当面商量。若有学生登门拜访，他也会放下工作接待。

在学术上，他竭诚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鼓励教师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自由平等地讨论学术问题。他曾说，“政治上绝对服从毛主席，学术上可以同毛主席争鸣。”

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李达是著名的反右权威，发表过系列反右檄文。但他反对在学生中抓右派。他招贤纳士，罗致人才，即使是划为右派的专家教授，也请来武大，委以教学和科研重任。当时著名有机化学家、曾国藩之曾孙、大名鼎鼎的右派曾昭伦，也被李达邀请来武汉大学任教，组建化学教研室。

大跃进时期，“左”倾思想泛滥，大兴教育革命成了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武大党委第一书记刘仰峤主张在校内搞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李达认为哲学系的师生长时期劳动，讨论“花生地里出哲学”实在是莫名其妙。他一再催促学生返校上课，说：“都搞劳动，大学还成其为什么大学？”

他在全校教师大会上说，“你们要坐下来认真读书，要是有人叫你开会劳动，就说两个字：不去！”

但是，武汉大学的经验却被推广到各大专院校，毛泽东视察武大时也肯定其“教育革命”的成绩。李达却开始痛苦的反思，对武大“教育革命”由沉默、抵制到公开反对。

1961年，李达终于找到机会发言。会议上，他指斥这一时期武大教育的失败：青年助教就担任系主任是“荒天下之大唐”；总支书记总揽教学行政大权不对；校办工厂搞生意也不对，开口就讲赚了几十万，大学不是做生意。他感到武大出了怪事，下面胡作非为，“我们有责任”。

于是，一些“左”派被调离武大。燕京大学出身的朱劭天调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他曾任陈云秘书，很熟悉教育工作，与李达配合默契，学校工作开始步入正轨。

那年夏天，李达在庐山休养，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来看望李达。杨秀峰是资深的共产党人，曾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与李达曾同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也是李达的好友。他此行目的是为即将出台的《高教六十条》征询意见。李达坦率批评了“教育革命”，并建议实行校务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这些意见成为了《高教六十条》的重要内容。

政治争拗

听说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后，李达认为这是个极其主观唯心的口号，并与来汉视察的毛泽东当面争论起来。

李达与毛泽东在上海党的“一大”结识，他比毛泽东大三岁，双方友谊深厚，李称毛润之兄，毛称李鹤鸣兄。毛泽东曾盛赞李达是“有两大板斧的李逵”。梁启超、张东荪、胡适、江亢虎都挨过他的‘板斧’，称他是“理论界的鲁迅”。而李达著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曾认认真真读过十遍，书中满是批注。

新中国成立前夕，由地下党安排，李达从长沙辗转经香港抵达北平，毛泽东在西山双清别墅接见李达，两人畅聊至深夜。当晚，李达就睡在毛泽东的硬板床上，毛则工作一宿未眠。李达跟朋友讲起此事，用东汉严光“加脚于帝腹”的典故作喻。

在这次争论中，李达认为不能无限扩大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毛则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无限放大。两人争到脸红脖子粗，不欢而散。李达对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说，连毛主席也这么认为，我们国家要大祸临头了。

当时部属高校接受中央和地方的双重领导，李达与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也有交往，加上毛泽东来武汉总要和李达相聚，王任重作为东道主，虽然不是每一次都在场，但自然非常清楚他们的关系。

这年，中共湖北省委创办《七一》杂志，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撰写《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一文，派人将稿子送李达征求意见。李达读后认为，不能说超过，还是要强调学习。

王任重发表文章时把题目改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但认为李达思想不够解放，在“超”的问题上不够灵活。

李达反对王任重的“超马克思”，强调注重实际，有其当时的历史背景。1960年，国家经济遭遇严重困难，民不聊生。他的《理论战线》经营惨淡，不得不奉命停刊。他一语道出当年反对王任重“超马克思”的实际意义：“超过马克思！超得好！刊物还是小事，人们连饭也没得吃了！”

这些事和李达对于“教育革命”的态度，令当时中共湖北省委颇为不快。在一些人眼里，李达不免有“不合时宜，碍手碍脚”之嫌。只是，基于李达党内地位和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他被视为“通天人物”。他们对李达除了敬而远之，一时没有其他办法。

但是，李达因反对“教育革命”“左”倾的行为及在整风运动中措辞激烈的讲话，得罪许多“教育革命”积极分子，埋下了后来在“文革”中被整的祸根。

1963年，刘仰峤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拟把已调离武大的侯福珍、罗鸿运再调回武大重新担任党委副书记，并已获得省委同意。按照惯例，他找李达谈话，以示通报。但李达认为这些人不懂教育，不宜重回武大工作。刘仰峤很不高兴，直截了当地告知李达，“这是省委的决定。”

李达一直对武大的“教育革命”不满，而侯、罗二人也是因“教育革命”的“成绩”被提拔为武大党委副书记，现又把他们调回复职，李达自然不肯。他毫不退让地摆明态度，如果侯、罗二人回武大，他就不做校长。

刘仰峤不顾李达的反对，准备给侯、罗二人下调令。而李达果真给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发电报，要求辞去武大校长职务。杨接到李达的辞职电报，十分惊愕，马上派人到武大了解情况，并转告王任重，请省委尊重李达的意见，不要使他为难。侯、罗的调任只好作罢。

因此，王任重对党委书记朱劭天不劝阻李达给省委所捅的这个“娄子”有意见。1964年，朱劭天被调离武大，省委另派庄果担任武大党委书记一职。

武大也有“三家村”

1965年1月，李达当选为全国三届人大常委。中组部已通知他留京专任全国人大常委，不再担任武汉大学校长，还给他在京找了房子将书籍、衣物搬去北京。

但到12月中旬，中组部又派员向他传达：原决定系个别部长意见，现予以作废。李达仍旧担任武大校长兼全国人大常委，既可住京，亦可回汉。他因急于向其助手交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历史唯物论大纲》的编撰工作，便于1966年1月22日回武大暂住。

可是，李达哪里想到，大祸就要降临。他赶回武大其实是“自投罗网”。

到了4月份，氛围越来越不对劲，李达担心又有政治运动来临，决定全家离汉去京，却得不到允许。接着李达发现自己已被软禁起来，妻子石曼华给女儿李媛媛买双鞋也有人跟着。李达仍未在意，对石曼华说，“怕什么？要是有什么责任，我校长一人承担就是。”

他不知道运动骤起，他的政治吨位太大，成了阻挡运动洪流的重要头目。在那个压倒一切的政治高压下，4月10日，广州举行“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中南局领导在讲话中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反对我们内部的修正主义”。李达被点了名，中山大学教授容庚和刘节也被点名，中南局与湖北省商量向武大派驻工作组。

4月21至23日，一连三天，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派车把武大哲学系助教陆舒媏接到其百花村住所，听她汇报已经搜集到的关于李达等人的材料。指示她将汇报的材料以写信的方式送达省委。王任重修改加按，印发省委和武大党委，并上报中南局。

王任重后来在文革中也受到冲击，一五一十说明了事情原委。他曾特别指示，斗倒李达，关键在于做好知情人的工作。所谓“知情人”，包括李达的编书助手、秘书、警卫、司机以及与李达有工作关系的教员和干部，要求他们按已经定下的框框写交待、揭发材料，要求他们“拿出定性的东西来”，“一句话也要”。

在那种“知情不报就是对组织不忠，对毛主席不忠”的时代氛围下，一些人或出于对组织的忠诚，或出于自我保护，或出于其他动机写了不少揭发交待。于是，“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很快便编印了《关于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并由王任重加上按语上报中南局和党中央。

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在北京受到批判后，武大紧跟步伐，宣布打倒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三家村”。

6月13日，武大召开“声讨珞珈山三家村反动罪行大会”。先让李达在家听实况广播。散会前，保卫科指使人把他揪到会场示众，被三次按下头来批斗，并被摄像。就在这一天，省市十几万人来武大声讨，人流长达数里。接着又有数十万群众，夜以继日，敲锣打鼓会聚武大，喧闹半月之久。

向毛主席求救

李达经受来自家乡湖南零陵“贫下中农代表团”和哲学系部分师生的批斗后，心里愈加愤怒。对生活秘书刘长森说：“我是叛徒，叛的是陈独秀的党，不是毛泽东的党！”此后便很少说话。

其实，早在四月，他的秘书已被工作组找去谈话，要求与李达划清界限，并成为随时记录他一言一行的卧底。他悉数记录的李达动态报告，日后成为人们研究那段历史的依据。

李达之妻石曼华现已89岁高龄，现住在北京崇文门，回忆那段往事，忍不住老泪纵横。往事无法淡忘，李达的惨死成为她心里的堵心事，不时长叹一声。

她清楚记得，文革中李达辛苦编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被抄走。她扶着李达，想去要回手稿，却遭到一阵呵斥。回家的路上，李达老泪纵横，不能自已。他说他无法完成毛主席托付写书的任务了。“国民党特务把他右手打成粉碎性骨折，他硬气地继续写文章。那却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哭。”

据她回忆，7月16日，毛泽东畅游长江，消息传遍武汉三镇。李达不由产生一线希望。

他终于写了一封送呈毛主席的信：“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七月十九日”。他要石曼华送到毛泽东住处东湖客舍。

石曼华无奈，“我不能送，我出门都有人跟着。”

这时秘书刘长森进来。李达对刘说：“我血压这么高，随时都可能脑溢血，今天气喘病又发作，这是心力衰竭的征兆。你帮我一个忙，救我一命，毛主席在武汉，给我送封信到毛主席那里去。他住在东湖客舍。”

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件，李达要刘长森马上送到。但刘一出门就交给武大工作队。庄果拆开信件看完，因是写给毛主席的信，也不敢扣押。他们商量对策，直到7月29日，工作队陆舒媏才让其秘书将李达这封给毛泽东的“救命信”改换信封，以机要档交邮局寄“中共中央毛主席收”。

其实，毛泽东已于7月18日晨离汉回京。就在头天晚上，当时的湖北省委在东湖召开常委会，一举通过《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

直到8月10日，毛泽东才看到一张条子：“李达（武汉大学）要求主席救他一命。”

毛泽东看到的只是一张条子，并不是李达的原信，对于李达的求救，他当即用特制的粗红铅笔作批：“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同日，陶铸也在这张条子上作批：“即送任重同志”。

历史的荒诞是，1967年春，武汉大学部分群众组织开始公开为李达“三家村”翻案。这年夏天，王任重也受到部分群众组织的冲击，从此自己身系冤狱近8年。

替李达翻案的成员之一的王炯华，著有《李达评传》一书。他回忆说，在武汉大学外文系会议室，曾主持召开过“王任重盘问会”。将近2个多小时的会上，王任重声称鉴于李达和毛泽东的关系非同一般，先后三次直接请示过毛。对于“李达可不可以批判”，毛前两次均未表态，直到第三次，毛表示既然群众要求批判，在校内批判一下也可。但不要点名，也不登报。

毛泽东还曾当面指示他，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他也向毛泽东保证，武大决不会对李达采取过分的行动。

但是，后来李达的惨死说明，无论是毛泽东对李达“救命”信的批示，还是对王任重的当面指示，还是王向毛做出的保证，都没有传达到，武大的师生也无从知道。

据说，王任重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日，终于说到他这一生有两个人对不住：一个是李达，一个是张体学。

请求当俘虏对待

进入7月中旬，酷热难当，批斗也达到高潮。每天，高音喇叭架在李达居所的上方，批斗广播从不间断；住所外被一批一批涌来的群众包围高叫“打倒李达”；甚至有农民一上来就要用锄头把李达打死；还有曾受过李达批评的邻居老师，直接跑进书房来，指着李达的鼻子骂娘。

76岁的李达常感“头顶发麻”，心力衰竭。胃溃疡复发，糖尿4+，血压已升到236/114，但他仍被强迫参加大小批斗会，最后是在家听批斗广播。由于他已是被公开点名批斗的“敌人”，校卫生科也停止对他的公费医疗，连糖尿病需经常服用的D860药也停止供应。

李达的病情愈来愈重，8月上旬，他感到极度虚弱。多次请求自费住院检查、治疗，让他活到运动结束以后再死。

8月13日凌晨5时，石曼华听到一阵响动，她跑进卧室一看，李达仰卧在地，脸色苍白，口吐鲜血，喷溅到墙上。

上午9时，卫生科医生来探视，诊断可能是胃出血，血压也陡降为90/50，随时有发生休克的危险，建议立即送医院治疗。却遭到工作队拒绝。

李达自知年事已高，现在又病处垂危，但他仍在顽强地坚持生存，不想就这样戴着一大摞黑帽子死去。他尤其寄希望于和他有几十年友谊的毛泽东。他曾对石曼华说，如果病好，就一起离开武汉大学，到北京见毛主席，向他告状。他最后一次向庄果请求去医院治疗，仍未被准许。他悲愤交加，说：“印度战俘有病，也会给他治好病送回，现在就算把我当敌人，就算是你们的一个俘虏，也应当让我治病。”

他的住院请求被拒绝后，自知不久人世。他嘱咐石曼华，如他死去，转告陶德麟（李达学术助手）同志，惟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他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编出来，上卷改好，帮他完成毛主席交付的任务。

8月22日早上，李达已奄奄一息，工作队才叫刘长森等人送他去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但不允许夫人石曼华陪同。于是，李达以“李三”的侮辱性名字（“李达”“三家村”意）住进普通病房（按行政级别，李达是当时整个武汉地区两位6级干部之一，当住高干病房）。在医院三天，李达粒饭未尝，石曼华托人捎带些牛奶，也不被允许。8月24日，李达在无一亲人陪伴的情况下含冤死去。25日，遗体被火化。

之后，工作队抄了李达的家，将李达的书籍、手稿、衣物洗劫而去。母女二人被逐出寓所，开始边挨批斗边拉板车的生活，石曼华劳动改造六年半。李达死后30年，根据中组部的指示，骨灰才从湖北九峰山公墓移置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本文部分资料来源于王炯华《李达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