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明义：实体书店要变才能活

2009-07-16 10:46:37

来源: 时代在线网

作为台湾出版家，他有着韩国华侨的身份，他曾任台湾时报出版公司总经理、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而今，你可以享受他的“大块文化”，亦可能会意于其“大辣手笔”。一个个语词构成了郝明义的江湖—在这一江湖，他的名字和村上春树、卡尔维诺、米兰•昆德拉、蔡志忠、朱德庸、几米、王朔……甚至和《资本论》联系在一起。

“越读者”：阅读。悦读。越读。

台湾著名出版人郝明义的《越读者》是一本讲述怎样从阅读中获得愉悦感的书，得到的评价则趋两极，有人怀着巨大的兴趣看了这本书，然后觉得说的似乎都是“入门级技巧”，也有人从中获益匪浅。郝明义是一个把读书和恋爱相提并论的人。他可能的潜台词是，越界的阅读才算得上艳遇。谈及目前的数字化阅读，他认为还处于“新石器时代”，真正的数字化阅读有赖于文字、线条、动漫、影片等多媒体元素的交融与再生。超越性的阅读尚在远处。

郝明义思量的是互联网时代的多维阅读，架构的是一个涵盖台北、北京、纽约的三角出版平台，他亦有失手之时，不过他一直试图将第一感动复制给第一读者，他还提倡“Reader Takes All”（赢家通读）。难以想象的是，这个读者、作者、出版者和观察者，居然是坐着轮椅“一路走来”。或许，早在《越读者》之前《工作DNA》中的话，最是体现了他的野蛮与快乐：“把生命浓缩于尽情的冲刺。”

在当上台湾时报出版公司总经理之前，郝明义有过几个工作。大学毕业后，别人听说是台大毕业，电话里都很热情，然而见面一看他拄个拐杖就又说再等通知。如此这般3次之后，郝明义觉得此路不通，就想干脆开个公司，然而开的贸易公司3个月后就倒闭了，寄出的各种开发信没有得到一个回复。多年后他回想为什么倒掉，想到因为它的中文名当时叫“盖亚”，就是说“气盖亚洲”，英文是GAY and Company，那时候不懂，后来想想可能跟这个名字有关。说到这里，郝明义忍不住笑。公司倒闭了，欠了一屁股债，于是凑了笔钱去跑单帮，结果也没跑成，变成债上加债。走投无路的状况下，最后他放弃了在韩国的居留权，背着一屁股债到了台湾。

在分租的小房间里，他每天看着日出日落。后来二房东好心，将他介绍到出版社做特约翻译，再后来出版社说编辑出缺了，于是有了第一个相关工作就是做编辑。做了3年左右，一本叫做《2001》的杂志创刊，找他去当主编，第二次于是有了主持编辑部的机会。两年之后，那个杂志倒闭了。失业之后，有一个叫做《生产力》的刊物改版找他，这次不但负责一个杂志，还要负责广告发行业务。在那里做了两年，郝明义到了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当了总经理。一个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人，花了9年时间做到台湾时报出版公司总经理，郝明义说自己“运气太好了”。

“以前一直不喜欢出版业”

时代周报：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出版的？

郝明义：我是在当了台湾时报出版公司总经理7年多以后，换句话说，我进出版业16年之后，才发现我喜欢这个行业。1995年11月以前，我都是随时准备要转行的。为什么不喜欢？我很小就得了小儿麻痹症，从小师长都会说：你身体不方便，写文章还不错，将来长大以后，读个文学系，或者说做个作家或做出版。我就有叛逆心理，谁说身体不方便就一定只能做静态的工作？所以我一直都不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但是很早就知道不要做什么，我不要干出版相关的行业。到了1979年债上加债、走投无路、连吃饭都有问题—真的吃饭有问题，那时候一个朋友每个星期来接济我一次，所以后来房东介绍我去做翻译，走投无路之下，即使再排斥这个行业也没办法。

大概在1984、1985年的时候，有一个事情对我有关键性的影响。那时《2001》杂志的母集团取得日文杂志的出版授权，在台湾出版中文版，所以讲谈社的国际部经理常到我们公司来，有一次，我们就聊起日本的阅读风气，他就说日本人除了读书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日本没有天然资源，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头脑—阅读。我就蛮感慨，在旁边说台湾也没有什么天然资源呀，那台湾为什么没有这么热烈的阅读风气呢？他回了我一句，他就说你们怎么没有天然资源？你们的稻米是一年产三季的。这话对我震撼非常大，我只想到天然资源是石油、矿产什么的，没想到人家竟然会羡慕台湾稻米是一年三产，我那天回家以后，在地板上躺了半个小时左右都没法动，人家经济强国都羡慕你有资源，你却不觉得，会不会我个人也如此？之后，虽然我也不是怎么喜爱这工作，忽然就觉得一天工作16个小时、18个小时都没什么影响。这种启发不是透过读书，而是跟人家的谈话来的。

我真正爱上出版，是1995年11月的事。有一天早上我冻得睡不着，起床从书架上随手拿了一本书读，是《韩非子集释》。这一读，让我突然领会到其实我寻觅了这么久，就是要进入出版业这么一个迷人的行业，从此就没再三心二意过。

时代周报：大家都会提到你最早把村上春树、米兰.昆德拉、卡尔维诺引入台湾的事。

郝明义：村上我想肯定比大陆早，卡尔维诺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确定，米兰.昆德拉出第一本的时候，我用的是韩少功的译本。

我做出版希望别人在做、能做的事情，尽量不去做它。譬如说我为什么那个时候引进昆德拉或者卡尔维诺，上世纪80年代初，台湾谈到翻译文学大概有几块，一块是诺贝尔奖的，一块就是美国的，譬如谢尔顿，再来一块就是日本小说。我当时在时报就想做一个所谓的小语种，就是说非英语系，非美国，非日本。所以当时第一个系列就是昆德拉，第二个是一个俄罗斯的作家，第三个是法国。

时代周报：你也是最早把朱德庸和几米介绍进大陆的，当初据说是有所顾虑，是考虑到物质环境和文化观念的原因吗？

郝明义：几米的书顾虑特别多一点，因为几米在台湾是1998年出第一本书。我知道台湾的环境，1997年出一本比较大开本的绘本书，在市场上、书店渠道上会有点不安。几米的书是1998年开始出的。我觉得像几米的书出来是有一个社会氛围吧。几米属于个人阅读，它是在某一盏灯光下的阅读，它不再是在书桌上的阅读，也不是办公室的阅读，它是需要一个人躲在一个角落一盏灯之下阅读的书。

所以2002年要把几米引进大陆的时候就很犹豫，担心如果没到时候就把作者引进来，万一没有成功，就牺牲他了，再回头比较难。当然后来一引进马上这么受欢迎，让我印证后来我的说法，就是说大陆太大了！每当有人要比较大陆跟台湾的阅读或者出版到底有什么差距，我都会讲这必须要分开来讲的，大陆有的地方跟台湾有落差，但也有地方读者的生活跟台湾读者是一致的，甚至可能超前的。

“畅销”不是最重要的考虑

时代周报：传说你不做畅销书吗？其实大块文化名下好多书都很畅销。

郝明义：不是不做畅销书，我是说不以做畅销书为唯一、最重要的考虑，如果不做畅销书怎么生存。只想什么事情是最畅销的时候，很容易会乱掉。这个书也畅销、那个书也畅销，到底该去做哪一类，好像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事实上也可能什么都做不了。

私底下我就盯过一个人，他会讲说某某书现在卖了50万册，我找到个类似的，跟它名字差不多的一本书，总可以卖到1/10，5万册吧，但事实上我相信他最后连5000册都没有卖掉。

时代周报：你还做过一个系列叫“近代思想图书馆”，最有名的就是推出了《资本论》等，这是策略性的出版还是视野和旨趣所在？

郝明义：做出版的乐趣之一，就是要提供社会上没曾出版过，没曾见过的书。台湾在1987年之前处于戒严时期，很多作者和著作无法出版，马克思和《资本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以前曾经有个笑话，是真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人带了一本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书进台湾，海关看到“Max”就以为是马克思而查禁没收了。

解严之后，社会氛围开放起来，我就想，应该把一些过去台湾读者只听过、没看过的作品引介进来。所以当时我成立了一个系列，叫作“近代思想图书馆”。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这个系列的开路第一本。

当时虽然不比戒严时期，但是传出我们要出版《资本论》这个消息，还是引起各方关注。我的老板要我立下自行负责的军令状。出版当天，我做了一个半版的报纸广告，广告上有一半的篇幅写了5个大字：“灵魂的解禁。”我们还办了一场规模很大的发表会，记得第一位致词的先生，开口就说：“今天的这个聚会，是很有仪式性的。”

书店的未来在于自己

时代周报：你认为像当当、卓越、99网上书城和实体书城的未来趋势会怎样？不少实体书店，尤其是民营书店都很难做下去了。很多网络书店都是宁亏本也要拉动读者，培养自己的消费群体。

郝明义：在台湾这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实体书店觉得比较不平的是，他们要花那么大的装潢成本，但是很多读者只去实体书店比较一下折扣，却去网上购买。我觉得，如果打折一直是网上书店最主要的工具，它的折扣是无限制地打的话，的确对出版业的生态会有负面的影响。

对台湾的冲击也大，我为了这个问题也到处找寻答案，我访问台湾的纪伊国屋的日本总经理，首先就问他对网络书店的竞争有没有感到压力。他非常肯定地，不是客气也不是掩饰，说没有，他对他的书店有信心。我就问怎么样有信心呢？他就说因为他会让读者进到他的书店，有种不同的购买氛围。他们有两组采购，一组采购就是一般的采购，什么书好卖什么就尽量采购，另外一种采购叫做视觉采购，这组采购人员专门去采购一些书来，如果这些书摆到书店，跟哪些书组合起来会是怎么样的视觉氛围。我一听他讲这个就相信了。以前他们在纽约的书店也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书店，我好多年没去纽约了，这次去，看到黄金地段、黄金店面有一栋漂漂亮亮的纪伊国屋书店—真是佩服。

网络是一个淘汰性的工具，也是一个刺激性的工具，在这个压力下你能够生存，能够发挥潜能，就可以产生另外一种生命，否则就真的只好关门。

时代周报：你讲到网络阅读曾引用比尔.盖茨的一句话：文字看了四五页之后，还是打印出来看起来比较舒服。那么你今天的阅读更倾向于网络还是纸本？

郝明义：我看它的性质，如果那个文章本来是写在纸本上，只不过是偶尔发到网络上，我就觉得好像非要印下来看。但是它如果一开始就是发在网络上，我觉得比较可以接受在屏幕上看。大部分时间还是要印下来，所以随身总是要带一个老花眼镜。

时代周报：有哪几部书，你看完之后就像一个美女掉下来、一本《圣经》掉下来这种感觉？

郝明义：很多。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列了十几本书的清单。当然最早掉下来的那本是在我小学三年级时，我的老师要我每天交一篇作文，我写不出来，所以就自己到爸爸书房里翻了一本书出来，每天去临摹一篇，就是改头去尾抄得像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那本书对我来讲是天上掉下来的书。

后来应该就是1999年，39岁，这是过了30年之后才碰到另外一本书，就是《如何阅读一本书》，自己摸索了这么久想得清楚想不清楚的东西，得到了印证，然后也整理出了我自己的一套说法。从此我知道我的阅读该怎么进行了，我的节奏，我的主张，我自营的书店该怎么不必慌乱，我的采购系统跟所有的整理方法都安定下来。

这两本书中间有1989年读的《金刚经》，开始是看不懂，但是读了20年之后，尤其是最近的12年有些困扰，一直到去年12月8日才忽然搞懂，发现近12年来读《金刚经》漏读了4个字。

时代周报：哪4个字？

郝明义：卖个关子。我写在《一只牡羊的金刚经笔记》里面。这本书快有大陆简体字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