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方之死

    生活 > | Time Weekly - 2009-07-15 19:36:18
  • 1912年,民国元年,在日本留学的王国维挥笔写下了一首悼亡诗《蜀道难》。起首即悲叹“对案辍食惨不欢,请为君歌蜀道难”,中间介绍这个死者,“开府河朔生名门,文章政事颇绝伦。早岁才名揭曼硕,中年书札赵王孙”,“开府此外无他娱,到处琳琅载后车”。描写其死难经过则曰:“提兵苦少贼苦多,纵使兵多且奈何。戏下自翻汉家帜,帐中骤听楚人歌。楚人三千公旧部,数月巴渝共辛苦。朝趋武帐呼元戎,暮叩辕门诟索虏”。

    不合时宜的悼亡诗

    王国维要悼念的,就是于一年前刚刚覆灭的清王朝任命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不久即死于兵变,连头颅也被士兵装在盒子里送往武昌请功的端方。从诗中可以看出,王国维对端方的评价很高,把他比拟为元代著名诗人、学者揭傒斯(字曼硕)和杰出书画家赵孟頫(赵为宋宗室之后,故称其为“赵王孙”),说他出身名门,文章政事绝伦,又好风雅,从政之余惟嗜收藏书画古董。杀死端方的是随其入川弹压四川保路运动的湖北新军,端方曾任湖北巡抚,所以,他所带的“楚人三千”实为其“旧部”。这些旧部早晨还到端方帐前拜问“元戎”,晚上的时候,就骂他“索虏”(南北朝时南人叫北人为“索虏”,清末汉人亦以此称满人)了。字里行间,透出王国维很深的感慨。

    辛亥革命的“种族革命”成分极浓,入民国后的王国维为什么还要悼念一个满人?

    四川保路运动是点燃辛亥革命的导火索,由于鄂军被急征入川,导致武昌空虚,才有了武昌起义出人意料的成功。孙中山就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作为出面负责弹压“起义”的清廷大员端方,就这样以一个可笑的角色在历史中定格了。王国维为因对抗革命而丢了脑袋、丝毫不值得同情的端方写悼诗,多少显得不合时宜。世人多谓王国维学问精深,而思想落伍,他在入民国后还悼念一个满洲贵族官僚,似乎又是一个表明其“思想落伍”的现成例子。

    历史的幽微之处

    历史真相如何?是否还有一些后人意想不到的幽微之处?

    端方,字午桥,号匋斋,满洲正白旗人,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出生于一个满洲贵族家庭。他在政坛崭露头角始于戊戌年的百日维新,当时他被任命为作为新政内容之一而设立的农工商总局督办。维新失败,农工商总局被撤销,端方本人也几遭不测。据说端方的脱险缘于他进呈了一首歌颂慈禧的《劝善歌》,“太后大悦,命天下张贴,京中呼为‘升官保命歌’”。但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端方不像康有为那般激进,也比较注意维护慈禧的权威。认识到晚清中国必须变革,但又力主走渐进的道路,这是端方政治上的一个显著特色。

    端方成为晚清政治中的要角,则在庚子年中。这一年,在八国联军的进迫下,慈禧挟光绪从北京、山西一路跑到西安,而这时的端方正好代理陕西巡抚。关于端方的突然发迹,护驾入陕西,后被擢升为西安知府的经历,川人胡延在《长安宫词》中第七十九首和胡的自注有清楚的记载。诗是这样写的:“金殿留身日正中,安危重论徙薪功。退朝高敞蓬莱馆,旌节花开一品红。”原注中写道:“陕西护抚臣端方当拳焰方张之际,懔遵谕旨,保护教堂最力。偶有乱民蠢动,立置重典,羽书下州县,责令谨守条约,保教安民,幕府草檄,手腕欲脱。虽指摘交乘,卒赖镇定之力,全境乂安,圣驾得以安然临幸者,端方之力也。两圣莅止,深契其能,擢任湖北巡抚,旋加头品顶戴尚书衔。”从诗中可以看出,在义和团声势最盛而且得到朝廷支持的时候,端方即“保护教堂最力”,从而保证了陕西全境的安宁,也使出逃的慈禧有了一处相对安全的避难所,同时又把自己送上了封疆大吏的位置。

    “谨守条约,保教安民”,这只是端方作为晚清重臣中开明派的一个方面,其对国内政治生态影响最大的则在发展文化教育和力主宪政上。端方历任湖北、湖南、江苏、直隶等地大员。在其任上,兴学育才始终是其重中之重,不论是推进留学事业,还是建立和完善新式教育体系,都堪称全国的模范。可惜,我们对那些被打上可笑印记的近代人物,向来只习惯于记住几条斩钉截铁的“结论”,而忽视搜寻原始史料,所以端方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一直不为人所知。

    端方本人博学能文,少年即有“旗下三才子”之一的美称。加上他重视文化教育,礼贤下士,故许多名流均乐为其所用,要么被他延揽为幕下士,要么被推举到实施新政的重要位置,如缪荃荪、李审言、况周颐、罗振玉,都是一时之选。《清史稿》中说:“端方性通脱,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尤好客,建节江、鄂,燕集无虚日,一时文采几上毕、阮云。”把他比为清朝集显宦、宿儒于一身的两大代表毕沅、阮元,是并不夸张的。

    端方在倡导宪政方面的言行,更有超越时代的意义。

    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是当时中外舆论普遍关注的大事,后来却被妖魔化了。五大臣的出洋考察对中国社会的意义,从端方考察归来所著的两本书中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端方归国后整理出版了《欧美政治要义》和《列国政要》,介绍文明社会的政治学常识,很多论述均开了先河。比如他分析臣民权利和义务,对“义务”,仅用了一百多字论述,而在“臣民之权利自由”中,则以两千多字的篇幅浓墨铺陈,“人身之自由”、“家宅之安全”、“居住转移之自由”、“信书之秘密”、“所有权之保障”、“信教之自由”、“言论著作印行结社之自由”、“请愿之权利”、“裁判之公平”等,逐项列举无一遗漏,又痛论曰:“设立政府所以谋公共利益,保全国民之治安兴盛利乐,非为一人一家或一种人之幸福尊荣私利也”,这在总是强调人民对政府负无尽义务的传统社会,真如电光石火。

    端方是宪政救国论者,认为“中国非立宪不可”,但他同时又以日本立宪经过十多年预备期为例,称“速立宪又不可”,理由是,“中国数千年来一切制度文物虽有深固之基础,然求其与各立宪国相合之制度可以即取而用之者,实不甚多。苟不与以若干年之预备,而即贸然从事仿各国之宪法而制定颁布之,则上无此制度,下无此习惯,仍不知宪法为何物,而举国上下无奉行此宪法之能力,一旦得此,则将举国上下扰乱无章,如群儿之戏舞,国事紊乱不治且有甚于今日,是立宪不足以得安,而或反以得危矣。”充分显示了其渐进改革者的特色。今天回顾近代史,应该承认,实施宪政的确无法一蹴而就,需要一个为时不短的准备过程,而渐进改革也是代价最小的一条路径。

    暴力的华丽外衣

    191111月,端方带领湖北新军抵达四川资州,在资州盘桓了10余日,其四顾茫然的心态显露无遗。这时,武昌起义的消息已经传来,军心动摇。据随同其入川的一位士兵回忆:“端方为稳定军心,极力笼络部下。有的士兵生病了,端方派其弟到军营问候;有的士兵亡故了,端方修书哀悼;沿途官民送吃送喝的劳军,端方做出先尝毒的姿态。甚至有的士兵受不了跋涉之苦,端方竟然下令雇轿抬着他。”尽管如此,兵变还是发生了。端方和他那曾经留学日本研究铁路的弟弟端锦均被杀害。

    杀死满人、清廷大员端方,在当时的语境中,当然是值得喝彩的革命行动。但寻绎史料,一些意外的东西出现了。关于端方之死,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等书说是士兵勒索巨额饷银未遂所致,上海《字林报》等外国在华媒体当时也有相似的记载。这就提醒我们,对掩饰暴力的那件华丽外衣,需要认真审视。

    发动兵变的人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银子,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在端方的脑袋上打主意了。他们将端方和端锦的头颅盛在匣中,浸以煤油,使其不腐,回鄂时沿途示众,最后又呈送武昌军政府的黎元洪,以此作为在未来政权中分一杯羹的奇功。

    端方的被杀引起了当时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的著名记者莫理逊的注意,他向报社报告:“端方在中国享有广泛的威信。他是满人,但属于满人中的佼佼者……野蛮杀害端方,引起人们普遍的谴责。”现在当然无法确知,莫理逊所谓“普遍谴责”的情形是否属实,但几乎可以肯定,至少在像王国维这样的旧派知识分子那里,类似事件的一再发生,会严重影响他们对一场革命的观感。

    我们现在可以尝试回答本文开头所提出的,“入民国后的王国维为什么要悼念一个满人”的问题了。

    说起来,王国维与端方的关系远远说不上深厚。王国维于清末受罗振玉之邀,曾执教于以紫阳书院为基础创办的江苏师范学堂,当时两江总督正是端方。我没有看到二人直接交往的文字资料,但考虑到王国维和提携他的罗振玉,与端方一样都对古器物有着相同的嗜好,而罗振玉一直又为端方所器重,所以从情理上讲这三人应该有学术切磋的机会。更重要的是,王国维毕生致力于文化和教育,而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对江苏现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想必也是王国维怀念端方的一个原因。

    诗人气质浓郁的王国维为这样一个人物写一首悼诗,看来是情理之中的。后来王国维自沉,原因众说纷纭,不论真实情况为何,其入民国后的情感和倾向,在他悼端方的诗中,其实早已显露无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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