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之死

2009-08-04 20:00:48

来源: 时代在线网

1912年，民国元年，在日本留学的王国维挥笔写下了一首悼亡诗《蜀道难》。起首即悲叹“对案辍食惨不欢，请为君歌蜀道难”，中间介绍这个死者，“开府河朔生名门，文章政事颇绝伦。早岁才名揭曼硕，中年书札赵王孙”，“开府此外无他娱，到处琳琅载后车”。描写其死难经过则曰：“提兵苦少贼苦多，纵使兵多且奈何。戏下自翻汉家帜，帐中骤听楚人歌。楚人三千公旧部，数月巴渝共辛苦。朝趋武帐呼元戎，暮叩辕门诟索虏”。

不合时宜的悼亡诗

王国维要悼念的，就是于一年前刚刚覆灭的清王朝任命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不久即死于兵变，连头颅也被士兵装在盒子里送往武昌请功的端方。从诗中可以看出，王国维对端方的评价很高，把他比拟为元代著名诗人、学者揭傒斯（字曼硕）和杰出书画家赵孟頫（赵为宋宗室之后，故称其为“赵王孙”），说他出身名门，文章政事绝伦，又好风雅，从政之余惟嗜收藏书画古董。杀死端方的是随其入川弹压四川保路运动的湖北新军，端方曾任湖北巡抚，所以，他所带的“楚人三千”实为其“旧部”。这些旧部早晨还到端方帐前拜问“元戎”，晚上的时候，就骂他“索虏”（南北朝时南人叫北人为“索虏”，清末汉人亦以此称满人）了。字里行间，透出王国维很深的感慨。

辛亥革命的“种族革命”成分极浓，入民国后的王国维为什么还要悼念一个满人？

四川保路运动是点燃辛亥革命的导火索，由于鄂军被急征入川，导致武昌空虚，才有了武昌起义出人意料的成功。孙中山就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作为出面负责弹压“起义”的清廷大员端方，就这样以一个可笑的角色在历史中定格了。王国维为因对抗革命而丢了脑袋、丝毫不值得同情的端方写悼诗，多少显得不合时宜。世人多谓王国维学问精深，而思想落伍，他在入民国后还悼念一个满洲贵族官僚，似乎又是一个表明其“思想落伍”的现成例子。

历史的幽微之处

历史真相如何？是否还有一些后人意想不到的幽微之处？

端方，字午桥，号匋斋，满洲正白旗人，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出生于一个满洲贵族家庭。他在政坛崭露头角始于戊戌年的百日维新，当时他被任命为作为新政内容之一而设立的农工商总局督办。维新失败，农工商总局被撤销，端方本人也几遭不测。据说端方的脱险缘于他进呈了一首歌颂慈禧的《劝善歌》，“太后大悦，命天下张贴，京中呼为‘升官保命歌’”。但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端方不像康有为那般激进，也比较注意维护慈禧的权威。认识到晚清中国必须变革，但又力主走渐进的道路，这是端方政治上的一个显著特色。

端方成为晚清政治中的要角，则在庚子年中。这一年，在八国联军的进迫下，慈禧挟光绪从北京、山西一路跑到西安，而这时的端方正好代理陕西巡抚。关于端方的突然发迹，护驾入陕西，后被擢升为西安知府的经历，川人胡延在《长安宫词》中第七十九首和胡的自注有清楚的记载。诗是这样写的：“金殿留身日正中，安危重论徙薪功。退朝高敞蓬莱馆，旌节花开一品红。”原注中写道：“陕西护抚臣端方当拳焰方张之际，懔遵谕旨，保护教堂最力。偶有乱民蠢动，立置重典，羽书下州县，责令谨守条约，保教安民，幕府草檄，手腕欲脱。虽指摘交乘，卒赖镇定之力，全境乂安，圣驾得以安然临幸者，端方之力也。两圣莅止，深契其能，擢任湖北巡抚，旋加头品顶戴尚书衔。”从诗中可以看出，在义和团声势最盛而且得到朝廷支持的时候，端方即“保护教堂最力”，从而保证了陕西全境的安宁，也使出逃的慈禧有了一处相对安全的避难所，同时又把自己送上了封疆大吏的位置。

“谨守条约，保教安民”，这只是端方作为晚清重臣中开明派的一个方面，其对国内政治生态影响最大的则在发展文化教育和力主宪政上。端方历任湖北、湖南、江苏、直隶等地大员。在其任上，兴学育才始终是其重中之重，不论是推进留学事业，还是建立和完善新式教育体系，都堪称全国的模范。可惜，我们对那些被打上可笑印记的近代人物，向来只习惯于记住几条斩钉截铁的“结论”，而忽视搜寻原始史料，所以端方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一直不为人所知。

端方本人博学能文，少年即有“旗下三才子”之一的美称。加上他重视文化教育，礼贤下士，故许多名流均乐为其所用，要么被他延揽为幕下士，要么被推举到实施新政的重要位置，如缪荃荪、李审言、况周颐、罗振玉，都是一时之选。《清史稿》中说：“端方性通脱，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尤好客，建节江、鄂，燕集无虚日，一时文采几上毕、阮云。”把他比为清朝集显宦、宿儒于一身的两大代表毕沅、阮元，是并不夸张的。

端方在倡导宪政方面的言行，更有超越时代的意义。

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是当时中外舆论普遍关注的大事，后来却被妖魔化了。五大臣的出洋考察对中国社会的意义，从端方考察归来所著的两本书中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端方归国后整理出版了《欧美政治要义》和《列国政要》，介绍文明社会的政治学常识，很多论述均开了先河。比如他分析臣民权利和义务，对“义务”，仅用了一百多字论述，而在“臣民之权利自由”中，则以两千多字的篇幅浓墨铺陈，“人身之自由”、“家宅之安全”、“居住转移之自由”、“信书之秘密”、“所有权之保障”、“信教之自由”、“言论著作印行结社之自由”、“请愿之权利”、“裁判之公平”等，逐项列举无一遗漏，又痛论曰：“设立政府所以谋公共利益，保全国民之治安兴盛利乐，非为一人一家或一种人之幸福尊荣私利也”，这在总是强调人民对政府负无尽义务的传统社会，真如电光石火。

端方是宪政救国论者，认为“中国非立宪不可”，但他同时又以日本立宪经过十多年预备期为例，称“速立宪又不可”，理由是，“中国数千年来一切制度文物虽有深固之基础，然求其与各立宪国相合之制度可以即取而用之者，实不甚多。苟不与以若干年之预备，而即贸然从事仿各国之宪法而制定颁布之，则上无此制度，下无此习惯，仍不知宪法为何物，而举国上下无奉行此宪法之能力，一旦得此，则将举国上下扰乱无章，如群儿之戏舞，国事紊乱不治且有甚于今日，是立宪不足以得安，而或反以得危矣。”充分显示了其渐进改革者的特色。今天回顾近代史，应该承认，实施宪政的确无法一蹴而就，需要一个为时不短的准备过程，而渐进改革也是代价最小的一条路径。

暴力的华丽外衣

1911年11月，端方带领湖北新军抵达四川资州，在资州盘桓了10余日，其四顾茫然的心态显露无遗。这时，武昌起义的消息已经传来，军心动摇。据随同其入川的一位士兵回忆：“端方为稳定军心，极力笼络部下。有的士兵生病了，端方派其弟到军营问候；有的士兵亡故了，端方修书哀悼；沿途官民送吃送喝的劳军，端方做出先尝毒的姿态。甚至有的士兵受不了跋涉之苦，端方竟然下令雇轿抬着他。”尽管如此，兵变还是发生了。端方和他那曾经留学日本研究铁路的弟弟端锦均被杀害。

杀死满人、清廷大员端方，在当时的语境中，当然是值得喝彩的革命行动。但寻绎史料，一些意外的东西出现了。关于端方之死，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等书说是士兵勒索巨额饷银未遂所致，上海《字林报》等外国在华媒体当时也有相似的记载。这就提醒我们，对掩饰暴力的那件华丽外衣，需要认真审视。

发动兵变的人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银子，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在端方的脑袋上打主意了。他们将端方和端锦的头颅盛在匣中，浸以煤油，使其不腐，回鄂时沿途示众，最后又呈送武昌军政府的黎元洪，以此作为在未来政权中分一杯羹的奇功。

端方的被杀引起了当时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的著名记者莫理逊的注意，他向报社报告：“端方在中国享有广泛的威信。他是满人，但属于满人中的佼佼者……野蛮杀害端方，引起人们普遍的谴责。”现在当然无法确知，莫理逊所谓“普遍谴责”的情形是否属实，但几乎可以肯定，至少在像王国维这样的旧派知识分子那里，类似事件的一再发生，会严重影响他们对一场革命的观感。

我们现在可以尝试回答本文开头所提出的，“入民国后的王国维为什么要悼念一个满人”的问题了。

说起来，王国维与端方的关系远远说不上深厚。王国维于清末受罗振玉之邀，曾执教于以紫阳书院为基础创办的江苏师范学堂，当时两江总督正是端方。我没有看到二人直接交往的文字资料，但考虑到王国维和提携他的罗振玉，与端方一样都对古器物有着相同的嗜好，而罗振玉一直又为端方所器重，所以从情理上讲这三人应该有学术切磋的机会。更重要的是，王国维毕生致力于文化和教育，而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对江苏现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想必也是王国维怀念端方的一个原因。

诗人气质浓郁的王国维为这样一个人物写一首悼诗，看来是情理之中的。后来王国维自沉，原因众说纷纭，不论真实情况为何，其入民国后的情感和倾向，在他悼端方的诗中，其实早已显露无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