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对外汉语教师的“出路”

2009-07-15 19:31:14

来源: 时代在线网

《汉字的繁难与现代化》指出，汉字有“三多五难”，即“字数多、笔画多、读音多”，因而“难认、难读、难写、难记、难用”。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张朋朋对此感触深切，但他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一直在寻找突破“汉字难学魔咒”的出路。而对于繁体字是否难学难记这样的争论，也许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借鉴。

“汉字难不难学，是汉字研究的一块基石，是汉字要不要改革的起点性论争。”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理事、山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开扬在《汉字现代化》中指出。

反思“汉字难学论”

1988年，张朋朋自费到法国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好不容易找到一份汉语助教的差事。“一开始，我的学生有近100人呢。我挺高兴的，教说话，教认字，教写字。”但令他想不到的是，两个星期之后，一半学生不来了，又过一个月，又少了一半，到期末的时候，只剩下四五个学生。

“我好容易找一份工作，最后教得学生全跑了，我当时压力挺大的，我那时候法国留学，没钱啊。”但是，第二年他又遇到了相同的情形。张朋朋开始反思，向学生询问原因所在。

学生的回答让他很吃惊：“你是最好的老师，我们看得出来，你上课那认真的态度。我们为什么说跟你说一声‘谢谢你’，但下星期不来呢。跟你没有关系。法国有一句谚语，C’est du Chinois!（最难学的学问就是汉语）结果证明谚语没错。你看看谢谢的‘谢’，写了半本，今天还是写错啦。我一晚上这一个字都没拿下来。汉字这么多字，我不可能学。”

汉语真的就这么难学吗？张朋朋陷入了困惑。一次吃意大利面的经历帮了他。法国人是用叉子把面条卷呀卷，半天才把一根面条放到嘴里。“当时我就想，法国人太笨了。用中国的筷子吃面条多方便。看来并不是面条难吃，而是方法不对。”由此，他想到了汉语教学，开始尝试不同的教学方法。1991年秋回国后，张朋朋在北京语言大学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这时，他有了一个目标，要解开汉语难学之谜。

文字记录语言？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是文字改革派所依据的基础理论。这一理论源于20世纪最著名、影响最深远的语言学家之一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其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奠定了现代语言的基础，目前仍是中国语言学课堂上的经典教材。

“文字记录语言，这是语言学界的主流认识。”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前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苏培成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按照这一提法，中国历史上是不应该存在言、文不一致的现象的。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曾撰文指出“为什么直到大约七八十年前，中国人的语言生活是这样一种畸形现象：嘴里说的是方言，笔底下写的是文言？这样情形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这种情况不能适应现代中国人的生活需要，因而需要进行改革？……这一系列问题，其中的是是非非，都可以通过观察和实验得出答案。”张朋朋产生了疑问：“存在了两千年的语言文字现象怎么能说是不正常的呢？到底是中国的语言文字现象不正常，还是文字的定义有问题？”

不断的实践和讨论中，张朋朋逐渐认识到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汉字是独立于汉语的视觉符号系统。而且，他的汉语“字本位”观转变为中文的“字本位”观，“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字教学史，我发现古人一直根据‘字本位’的原则来进行中文教学，于是我感到目前的首要任务不是‘创新’，而是要‘回归’中国文字教学的传统”。“教材把语言和文字、认知和书写合在一块教了！”张朋朋解释道，“也就是说，我们先说‘您好’，就先教这个‘您’，说‘谢谢’就先教‘谢’。”

张朋朋尝试着把语与文分开、识与写分开来教学。“我用拼音教外国留学生说话，用文字的规律来教汉字，比如我学写‘谢’，我先教‘言’，我先教‘射’，那我先教‘身’和‘寸’；‘明’我先教‘日’、教‘月’。英文不是也先教26个字母，我们也得先教我们的‘字母’。”张朋朋介绍，在上世纪50年代，北京语言大学（当时为北京语言学院）曾经试验过语与文分开，但是后来否定了。

这一“回归”方法得到了良好的反馈，如今他编的对外汉语教材成为对外汉语培训中最受欢迎的教材。

张朋朋从自己的经历中认识到，汉字不仅不难学，而且有独特的价值。他说：“过去中国文盲多是因为穷，而不是别的原因。港台用繁体字，不也是扫盲了吗？”

方块字的新世纪

张朋朋发现，“文字表现语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的理论不仅影响到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也影响着汉字的命运。

《汉字王国》的作者瑞典汉学家林西莉在中国学习汉语时发现，“即使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对自己的语言也知之甚少。人们在小学、中学和大学机械地进行着汉语教学，却很少加以解释。”而她在瑞典教汉语的经验表明：“我发现我的学生跟我过去的反应完全一致—我对汉字的结构和早期的形式教授得越多，他们越容易理解和记住这些汉字。”

“根据‘文字表现语言’的理论，长期以来，汉字被看成是落后的文字，是应改革的，应改成拼音文字，‘文字改革运动’在中国持续了一个世纪。”张朋朋叹息。

“汉字文化在新世纪再也不能被置之于历史的盲点之中。汉语文化圈在崇洋的‘西化’浪潮中，应反思‘母语思维’对这个民族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书法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岳川表示，“需要对‘汉字思维’加以张扬，在‘言意之辩’中寻找失落的‘象’，在‘语音中心主义’和汉字拼音化模式中重申汉字合法的当代权利，在汉字历经神性化、王权化、有罪化之后，还汉字以重新‘命名’的诗意化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