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传统与“左联”的对冲

上世纪30年代（下文简称“30年代”）文学界曾有过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反思，透过这种“反思”可以清晰地看到30年代与“五四”在整体上的不同的思路。30年代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反思，说到底是两种不同文学思路的对冲。

“左联”否认“五四”历史地位

30年代，特别是“左联”成立之后，对“五四”文学传统作了较多的否定。茅盾发表的《“五四”运动的检讨》一文，代表了“左联”对“五四”的基本看法。茅盾在1929年写的《读〈倪焕之〉》一文中，还肯定了“五四”的历史功绩，还很坚决地认为：“没有了‘五四’，未必会有‘五卅’罢。同样地会未必有现在之所谓‘第四期的前夜’罢。”并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了历史，割断了历史。

但“左联”成立后不久，茅盾发表了《“五四”运动的检讨》一文，文中茅盾对“五四”作了全新的思考，也得出了全新的结论：“‘五四’是中国资产阶级争取政权时对于封建势力的一种意识形态的斗争……然而这以后，无产阶级运动崛起，时代走上了新的机运，‘五四’埋葬在历史的坟墓里了。”茅盾给“五四”的定位是：“资产阶级的‘五四’。”显然，这已是站在与《读〈倪焕之〉》一文及其之前所不同的政治的和阶级的立场上来反思“五四”文学传统了。从这种思维出发，对“五四”就自然有否定的言论。

茅盾的上述观点，代表了“左联”对“五四”的基本看法。据茅盾自己讲：“30年代初期，人们却普遍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这个革命是先天不足的，短命的，到‘五卅’运动时，它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让位于新崛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瞿秋白作为“左联”的理论家，其对于“五四”的表述则更为明确：“五四时期的反对理教的斗争只限于智识分子，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启蒙主义的文学运动。我们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而当“自由人”胡秋原提出“要继续完成“五四”之遗业，以新的科学的方法，彻底清算，再批判封建意识形态之残骸与变种”时，瞿秋白则认为，“再批判意识形态”是分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火力”，并要求他们“脱弃‘五四’的衣衫”。

而冯雪峰更是认为，胡秋原对“五四遗业”的坚守是“反革命派别的政治主张在文艺理论上的反映”。可以看出，在30年代左翼文坛是把对“五四”文学传统的舍弃还是坚守，看成是一种政治的、阶级的立场问题，这是从30年代特殊的社会变革和政治革命的要求看问题的必然结果。

那么，何以“再批判意识形态”会成为问题？这背后显示出的其实是五四时期与30年代两种不同“思路”的差异。茅盾在《“五四”运动的检讨》一文中宣称：“‘五四’这时期并不能以北京学生烧赵家楼那一天的‘五四’算起，也不能把它延长到‘五卅’运动发生时为止。这应该从火烧赵家楼的前二年或三年算起到后二年或三年为止。”

这种时间上的界定，其背后的目的是很明确的，这实际上就是要将“五四”时代与其后的从五卅开始的社会革命时代区分开来，就是要将“五四”的传统定格定位在思想革命范围内。从新的社会革命的思路出发，停留在思想革命的思路的“再批判意识形态”，自然就会成为问题。

“左联”更为强调革命

那么，“五四”思路与30年代思路的根本差异在哪里呢？鲁迅曾经有过这样的表述：五四时期“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而30年代是“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

也就是说，鲁迅认为，五四时期是从人性解放、个性主义、新与旧、文明与落后等来看待和解释一切问题；而30年代是以阶级意识、前进与反动、革命与不革命等来看待和解释一切问题。这点到了30年代文学思路与“五四”文学思路的根本区别。

说到底，这种区别是在于，“五四”的文学思路是倾向于我们通常所谓的人文学科的思路，即关注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关注的是理想人格的塑造，探讨的是人类的精神文化现象，是要引导人们去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等等，注重的是在思想范围里解决问题。

由此来看五四作家和五四文学创作，就可以理解，何以五四作家多以思想启蒙为己任，何以人道主义、个性解放、张扬人性会成为文学思潮，何以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美和爱的追寻、人的精神的自由、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平等等等会成为五四文学创作的主要表达内容，何以作家学者们五四学习、研究、思考、探索的领域常常集中于伦理、宗教、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等的精神文化领域。即如鲁迅，在五四时期特别注重于文明批判，注重于伦理道德的探索，包括他的文学创作，从根本上就是带着一种鲜明的思想启蒙、改变人们的精神世界的目的去进行的。

用鲁迅自己的话说，“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指国民—引者)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很明显，鲁迅从事文艺活动的最初目的就是以文艺作为人的主体精神文化建设的一种途径。

两种思路无高下之分

而30年代文学思路是倾向于社会科学的思路，即关注的是社会的现实发展状况，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制度、社会生产关系，着眼于人的现实的政治、经济和物质利益以及寻求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改善人的生活质量、实现人的发展的重要手段等等，注重的是以社会分析的方法。

由此来看30年代作家和30年代文学创作，就可以理解，何以30年代作家们对社会科学兴趣的普遍加强，何以30年代有不少作家并不甘心于只做一个作家，他们往往同时兼为社会活动家、社会科学家。何以作家学者们30年代学习、研究、思考、探索的领域常常集中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民族、国际关系等等的社会科学领域。

何以30年代文学的“社会科学化”倾向会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文学现象。何以文学创作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借鉴和对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等等会成为一种趋势。

不同的文学思路，在文学观念上形成了“五四”与30年代不同的分野；不同的思路，也直接体现为五四时期与30年代在思想方法上的差异。30年代文学思路的变化，必然导致30年代对不同思路之下的“五四”文学的不同评价，并直接带来了30年代文学在创作风貌、文学形式、文学文体和文学风格等诸多方面的重要变化。

30年代和“五四”的两种不同的文学思路，并没有高下之分，只是范式上的差异。它们是各自时代语境的产物，最大程度地顺应了各自时代的历史任务，也必然地承担着各自时代的局限。

我们在这里指出30年代与“五四”两种不同的文学思路，并不是为了对这两种思路做简单褒贬评价，而是试图通过文学思路的差异，来更好地把握两个时代不同的文学特点，通过对这两种不同思路的考察，使不同年代的基于不同文学思路的许多文学现象可以获得更有效的解释，而且可以找寻到不同时段文学特征形成和变化的某种根源，可以探究基于不同思路导致的不同文学时段文学变异的一些规律。

当然，通过30年代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反思，弄清楚两种不同文学思路的差异到底何在，找到基于不同思路提出的“反思”的误区。这对于我们今天面对“五四”文学传统或30年代文学传统或其后时段的文学传统时，尤其具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