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有一阵子，上海文庙旧书市场的几本旧相册，成为我每个周末都要去那儿逛一圈的原因。那时候，上海的文庙旧书市场还算是个自由市场，到了周末，人们把自家不用的书籍拿到那儿去摆摊出售，时时会有让读书和藏书人突然眼亮的奇货。不过，我在文庙所见最有意思的读物，就是最靠里面的一个角落里，几本破损了的卡纸相册。出售相册的是个十六七岁的男孩，问他相册的来历，他不回答，大概也说不清楚。所以我一直以为这是他家早先留下来的。每本相册都卖得很贵，而且拒绝还价，这就让我更有理由认为那是男孩家里的相册。我对其中的旧照片有兴趣，却并不想拥有人家的相册，小孩开出的高价，刚好给了我老是去翻看却又不买的借口。

看起来，聚集在这本相册里的人物，应该不是一个家庭的成员或一个大家族的亲眷。或许，我猜测，他们是因为同一个人而聚在这本相册里的，这个人跟相册里的那些人关系各异，有的是这个人的朋友，有的是这个人的情人，有的是这个人的弟子，有的是这个人的老师和师母，有的是这个人的远亲，有的是这个人的同事，上下级……但其中并没有他的妻、妾和子女—我猜测着，希望从相册里找出这个人来，但却没有成功。

跟绣像小说不同的是，这本旧相册到这些照片为止，接下去并没有厚厚的关于这些人物的传奇。他们的事迹已经在时间里脱落了，遗失了，湮灭了，就像他们的身体已经成灰—我有点儿武断地把照片上的这些人物全都看成了死者，尽管，旧相册的年代也许并没有我以为的那么悠久——留存在这本旧相册里的只是他们的影子。然而这些影子，比造成这些影子的实体更长久地在世。它们是为了在那些人不复于世以后，让后来者又能用想象之眼使之复活吗？譬如说，当我把那些照片设想成一幅幅绣像，有关其中的人物故实，就有可能被虚构、敷衍和添油加醋为紧接其后的演义小说。书名或可戏仿德国小说家伯尔，题作《一个缺席的中心人物和他们》……不过，这种设想里，最让我玩味的却不过是“演义”一词。

照片也许正如罗兰·巴特引用过的布朗绍所揭示的，“全然是外在的，没有内里的东西”，却又像布朗绍紧接着所说的那样，“能唤起各种最深层次的意义”。照片把世界上转瞬即逝的光影复制下来，留存下去，让人误以为它就是世界上曾经有过的某时某刻的本来面目，从而，像对待世界本身，人们也把意义赋予了照片，为之命名，加诸说明，演义其上。我反复地每个周末都跑到文庙的旧书摊上去翻看一直都没有卖出去的破损相册里的旧照片，像我已经说过的，实在也是想演义它们。

要是你不能读出照片的含义，那么照片很可能就不是照片了；这类似于，譬如说，要是后来的诗人们并不响应胡适，去写（直到现在还在写）新诗，胡适就根本算不上是个诗人。平铺在你面前的照片只不过“直叙”了一个世界的幻影，尽管这“直叙”也已经有它的意义，但它要说出的更多意思，其实仍然有赖于你，一个观看和阅读照片的人，意欲说出的意思。也就是说，照片并无“含义”，一切在于对它的“演义”。

翻看着原先属于某个家庭的私人相册，特别由于其中那些人物影像是那么陌生，那么旧，而且得不到什么提示，我似乎尤其意识到照片算是怎样一种单纯平淡的东西。但是，很快，你就被照片里面的丰富性所吸引，迈进了其中那个由现实的幻象构成的非现实乃至超现实世界。

我最喜欢翻开的是旧书摊那些破损的卡纸相册的某一页，其间镶着一帧带花边的、相纸右下角倾斜着小小的“王开”凸印的照片。这帧照片里的人物称得上亭亭玉立，在描绘了柳岸亭阁，让人想到杭州西湖的布景前面，她把她的风情用交叠在胸前的双臂含蓄着，可是那含不住的笑靥、太合身的长裙、仅用透明的薄纱轻掩的袒胸和蜿蜒而下却又被一种性感提升起来的腰胯腿腹，把太多的想入非非显露给观看者了。在看过她几次以后，我甚至愿意把她设想成那旧相册里的中心人物。那么她是谁呢？一个交际花？一个小明星？要是再传奇一些，那么她为什么不可以是一个间谍？一个重获自由在租界里隐姓埋名的王妃？—那么，我喜欢的不过是对这一影像的诸多演义吧？

要是我非要向那个出售旧相册的男孩打听相册里的人物呢？那有可能被说出的他们的真实身份和故事不也是一种演义？是否因此我没有开口去打听呢？还是我料定卖旧相册的人，那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其实对打算换钱之物一无所知？

作者系知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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